五四【“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时间：2019-02-10 05:31:2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沿时间向度追溯九十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今天排列得这般清楚，也许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某个时间的节点作为划时代的标志，却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比如看一看民国初建之时的政要名单就会发现，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等，无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主角。
　　同样，“五四运动”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一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日置益要求袁世凯：“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
　　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程度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的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当天晚上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共商对策。
　　经过了连续四天的会议，这些习惯于舞枪弄棒的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
　　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频下禁令，但是却屡禁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四年之后的“五四运动”。
　　袁世凯政府虽然力图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压力。5月7日，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政府5月9日六时之前做出答复。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总长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日本的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7日和9日，很快就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在这一时期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个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徵祥，则成了几年之后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
　　
　　二
　　
　　“二十一条”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本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三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
　　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中国对人才的需要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迫切……因而我们的职责十分明确：返回祖国！”甚至有些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去受训。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前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
　　胡适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反驳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胡适身边的同学更加直接地给了他一个称呼：“卖国贼”。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半年后，胡适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预言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则做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在留学生归国的热潮当中，因为参与反袁“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陈独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六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打响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蔡元培担纲北大之后，北大呈现出了新气象。1918年冬天，一群既有新思想又有活动能力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新潮》杂志。那群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后来大多数成了“五四运动”的带头人。
　　
　　三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初掌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的。这跟蔡元培的资历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他的压力来自保守主义阵营。
　　早在民国初建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要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绝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还禁止他属下的人民剪掉辫子；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悬挂国旗；最有名的，当属张勋的辫子军……如此等等。
　　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2月31日，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层面，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与底层社会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正好符合余英时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交激荡的历史论断。
　　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八十三天。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
　　于是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四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与袁世凯，脱胎于同一个政治母体。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于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四十六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日本警方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指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的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两千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九时，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十三名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
　　【原载2009年第15期《中国新闻周刊》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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