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仁义值千金:仁义值千金
时间：2019-02-11 05:32:2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施润泽滩阙遇友》通过一个小商人拾金不昧发家致富的故事，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触及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崭新题材的小说。作品中有精确细腻的心理描写，对传统小说创作技巧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小说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对困扰中华民族人生价值观的义利之辨作出了完美的诠释。
关键词：《施润泽滩阙遇友》 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 心理描写 义利之辨
明朝中后期，中国白话短篇小说趋于繁荣，特别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初的“二拍”，以其“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①的卓越成就，把明代拟话本创作推向了最高峰。这是明代文学的奇葩，是各级各类高校教学的重点。其中收辑在《醒世恒言》卷十八的《施润泽滩阙遇友》一篇，无论题材内容、时代特征还是表现手法、艺术技巧，以及所展示的社会心理、世态人情，都堪称是明代拟话本的代表作。兹结合多年教学心得，草撰此文，公诸同好，以为引玉之砖。
一、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触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小说
《施润泽滩阙遇友》讲述的是一个小商人拾金不昧、积下阴德而迭遭好报、逢凶化吉，终致发家致富、世代显荣的故事。小说展示的时代背景是嘉靖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其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小说开篇即写道：
话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且说嘉靖年间，这盛泽镇上有一人，姓施名复，浑家喻氏，夫妻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那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市上出脱。②
十六世纪的明朝中后期，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还占据着统治地位，男耕女织也仍然是社会分工的基本方式，但随着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小生产者有可能出卖更多的劳动产品，社会生产结构亦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生产商品为目的行业日渐增多，在江南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地区还出现了一大批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手工业者。像施复这样的手工业者，从养蚕、缲丝、织绸到售卖全过程由自己一条龙负责到底，显然已经是完全独立的手工业者兼商人身份，其生产规模、经营状况和生产结构完全受市场机制的支配。
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著名的手工业中心，即苏州的丝织业、松江的棉纺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最早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始产床。苏、松、杭、嘉、湖五府还有若干新城镇兴起，其中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杭州的唐栖镇，湖州的双林镇，都是丝织品及其原料的著名产地；松江的枫泾镇、洙泾镇，则是棉布生产的名镇和棉花的集散胜地。在这些新兴的市镇里，手工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的趋势特别明显，“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商品生产表现得最为充分。如震泽镇，“镇及近镇居民，乃尽逐丝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③；王江泾镇的规模也颇为可观，“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④。像盛泽镇那样“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络纬机杼之声通宵不绝”，仅从事丝绸贸易的牙行就“约有千百余家”，正是当时社会风气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反映。
商品经济绝不同于小农经济那样田园牧歌式的恬淡温馨，而是紧张的算计，无情的竞争，最后导致残酷的贫富悬殊。因为在商品经济体制下，小生产者由于各自的生产条件不同，技术熟练程度不同，劳动强度不同，生产同一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各不相同。这就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发财致富，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另一部分人则穷愁落寞，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至于贫困破产，受雇于人，成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早期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明朝中后期乃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一些地方志乘将明孝宗弘治（１４８８～１５０５）时期与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提并论，“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模式。至正德（１５０６～１５２１）末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初，开始出现了异样的躁动，“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嘉靖末隆庆（１５６７～１５７２）初，两极分化在进一步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到万历（１５７３～１６１９）时期，终于形成了“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⑤的局面。像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⑥那样的仁人之忧，在明朝中后期已经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概念了。这是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沧桑巨变，更是让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而又不得不正视的残酷现实。
《施润泽滩阙遇友》以独特的视角瞄准了这一崭新题材。小说写丝绸商人施复偶然拾到一个内有六两多银子的青布包袱，忍饥挨饿等候失主回来认领，不取半文谢仪，甚至连失主邀请去“酒肆中吃三杯”的盛情也回绝了。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妻子喻氏的理解与支持，“夫妇二人，不以拾银为喜，反以还银为安”。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从来都褒扬的美德，即通常所说的“万贯钱财如粪土，一分仁义值千金”。好人自有好报，“自此之后，施复每年养蚕。大有利息，渐渐活动……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织机，家中颇颇饶裕”，生意越做越红火，产业规模也逐步扩大。滩阙遇友邂逅当年的失主朱恩之后，因得到朱恩馈赠桑叶的无偿援助，又免却舟覆人亡之灾，“施复是年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施复的生意诸般顺畅，是商品大潮中的佼佼者，自然不可能人人都是这么幸运的：“恰好间壁邻家住着两间小房，连年因蚕桑失利，嫌道住居风水不好，急切要把来出脱，正凑了施复之便。”这实际上是施复吞并了邻居丝绸业主的写照，“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能够买“左近一所大房居住”，说明施复在商业竞争中已经拥有较强的兼并实力；“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则反映了施复的丝织生产已颇具规模，至少已达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作坊甚至工场生产的水平。而这三四十张绸机的维持，从养蚕、缲丝的原材料准备，到织绸、染色、挑花等各个工序的完成，都需要大量的人手，所以又讨了几房家人小厮。透过施复把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的迷雾，读者可以隐约感受到雇工被剥削的血腥气息。这正印证了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⑦
小说还特意写到一个情节：施家新居落成，择吉日良辰立柱上梁，连远在十里之外黄江泾的薄有寿家八锭银子也赶来凑兴。薄老汉夫妇开了个糕饼点心铺子，辛勤积攒，平生所得，共计八枚银锭，腰间束以红绒，“缝在一个暖枕之内，自谓万无一失”。这个细节，反映了明朝中后期许多商人把金银货币当作财富珍藏，没有投入流通领域增殖资本的史实。类似事例在明朝中后期文人笔下屡见不鲜，如同属苏州府的常熟县人谈参（真名谭晓，排行第三），以经营农副业致富，“资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⑧；宛平李荣，“家累万金，将银二千锭置石池中，痉于卧房，庭前盖以石版，列植花卉于上，惟妇经目，子亦弗知也”⑨。这就使得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货币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没有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所以薄老汉在无情的商业竞争中难怪会败下阵来，他辛苦积攒一辈子的八锭元宝，在睡梦中化作八个白衣小厮向他辞行，并讥笑他说：“我们该旺处去的，你这老官儿消受不起！”拂开这些神异的色彩，可以清楚地得出一个结论：施复不仅以经营丝织业发家致富，而且将业务范围拓展到了黄江泾的饮食业，产业结构进一步扩大。
小说描写施复由一个“本钱少”的“小户儿”，由于经营有方，蒸蒸日上，发展为“冠于一镇”的巨富，形象地展示了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被誉为是“我国小说史上首先触及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崭新生活课题的作品”⑩。
二、精确细腻的心理描写
中国古代小说有一个特点，对人物的刻画往往是通过行动来表现的，几乎不离开情节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做静止的、详细的剖析，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与现当代小说、外国小说大不相同的地方。文学史上的这个转变是从冯梦龙的“三言”开始的，他对心理描写这种艺术技巧做了创造性的探索。
《施润泽滩阙遇友》写施复拾到包袱一节，有非常精细的心理描写。首先是觉得幸运，“心中欢喜道：‘今日好造化！拾得这些银子，正好将去作本钱。’”这六两多银子对于当时还只是小本经营的施复来说，不啻是一笔飞来横财，心里乐开了花，“一头走，一头想：‘如今家中见开着这张机，尽够日用了。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机，一年又有多少利息。”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盘算着，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时造什么房子，买多少田产”，打着他的如意算盘，沉浸在一个小商人美丽的憧憬中。写到这里，冯梦龙突然笔锋一转：“正算到滑熟，看看将到家中。”一个“家”的念头，促使施复幡然醒悟，联想到了别人的家：“忽地转过念头，想到：‘这银两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什么紧，落得将来受用；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今失落了，好不烦恼！如若有本钱的，他拼这帐生意扯直，也还不在心上；傥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脱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致鬻身卖子，傥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肮脏送了性命，也未可知。’”越想越复杂，越想越感到事态严重，不由得反思起自己的行为来：“我虽是拾得的，不十分罪过，但日常动念，使得也不安稳。就是有了这银子，未必真个便营运发积起来。一向没这东西，依原将就过了日子。”施复终于悟出了一番道理，传统的美德在心里占了上风，最后决定：“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来寻，还了他去，到得安乐。”这段心理描写非常成功，曲尽其妙地表现了一个小商人拾到外快那种喜出望外的心理、打如意算盘做发财美梦的陶醉心理、设身处地为失主着想的焦急心理和深刻反省自己所作所为的虔诚心理，三反四复，精确细腻，真实地展示了施复内心的每一层波澜。这样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既生动具体，又委婉曲折，使得最后的决定不至突兀其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激烈斗争的道德抉择，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崇高可亲。《施润泽滩阙遇友》的心理描写，与《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篇章相呼应，对传统小说的写作技巧进行了崭新的开拓，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艺术宝库，对以后《红楼梦》驾熟就轻、游刃有余的心理描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义重于利的价值观
义利之辨是两千年来一直困扰中华民族人生价值观的一大扭结。孔子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辈子“罕言利”，为人行事只看是否合乎义，合乎义即是真、善、美，否则就是假、恶、丑。在孔子那里，义作为一种价值准绳，还不是与物质利益绝对对立的东西，二者之间不存在二律背反的关系。但经过孟子的发挥，主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过分强调抽象的伦理原则，使尚义趋于极端。他把“君子犯义”与“小人犯刑”相提并论，刑罚是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法律裁判，义则是个人对自身的道德裁判。当义利发生冲突不可兼得的时候，“舍生取义”才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
《施润泽滩阙遇友》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对义利之辨作出了完美的诠释。作者笔下的施复，与传统观念中惟利是图的商人形象大不相同，绝非贪得无厌、为富不仁之徒，而是善良、正直、淳朴、厚道的生意人，具备讲义气、有道德、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好品质。当初拾到包袱时，他也曾想据为己有，并盘算着用这笔银子去扩大生产规模，增殖利润，符合商人逐利的心理特征。施复这个形象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设身处地为失主着想，克服了自身的贪欲，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毅然决定将银子“分毫不动”地还给失主。失主朱恩表示“情愿与老哥各分一半”，施复回答：“我若要，何不全取了，却分你这一半？”朱恩又希望“送一两谢仪与老哥买果儿吃”，施复以玩笑的口吻说：“你这人是个呆子，六两三两都不要，要你一两银子何用？”围观众人撺掇朱恩邀施复“酒肆中吃三杯”以表谢忱，施复也推辞了：“不消得，不消得！我家中有事，莫要担阁我工夫。”这些话朴实无华，远不是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亦非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惯常的高谈阔论，却句句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普通市民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当时就有人断言：“这人积此阴德，后来必有好处。”
果然，施复的好心得到了大大的回报，不仅生意兴隆，家业饶裕，又生下个儿子，长得眉清目秀，惹人喜爱，事业、家庭双丰收。其年正值养蚕之时，合镇缺了桑叶，施复与邻家十余人结伴过太湖采购。傍晚至滩阙地方，施复自告奋勇上岸去讨火种，取火时将兜肚失落，被施火妇人拾得送还，遂与朱恩重逢，结拜为兄弟，兼缔儿女姻亲。因施复阻止了朱家宰鸡招待，冥冥中连畜牲亦感恩戴德。夜半时分，施复听众鸡咭咭乱叫，“只道是黄鼠狼来偷鸡”，起身察看。“说得迟，那时快，才下铺，走不上三四步，只听得一声响亮，如山崩地裂”，――原来是搁在房梁上一根巴斗粗的车轴掉了下来，将施复适才就寝的床板砸得粉碎。又得朱恩无偿资助桑叶，是以施复并未过湖。才抵家中，得知“昨日过湖买叶的翻了船，十来个人都淹死了”。这一系列怪异之事，令施复吃惊不小，朱恩则一语破的：“此皆大哥平昔好善之报！”
从此以后，施复的生意如锦上添花，买邻家小房，得窖银“约有千金之数”；买左近大房，又发藏银“约有二千余金”，产业资本越来越雄厚。但施复骨子里还是一个宅心仁厚的老实人，当他看到薄老汉因银子走失、不胜伤感时，当即表示：“老翁不必心伤，小子情愿送还，赠你老人家百年之用。”薄老汉坚执不要，他便与浑家喻氏商议，将两锭银子裹在馒头里送给薄老汉作点心，巧妙地退还失银。但这两个馒头鬼使神差般地周转了数人之手后，又重新回到了施复手中。连作者也不由得感叹说：“方知银子赶人，麾之不去；命里无时，求之不来。”
透过这些神异的宿命色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小说旨在通过施复拾金不昧的故事，告诉读者一个道理：义和利绝非水火不容的对立物，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商人，既重利也重义，更多的场合下是义重于利，生意场中不能赚昧心钱，越是重义就越兴旺发达。这种价值观不管是在明朝中后期还是在当今商品经济形势下，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滕新才（１９６５－ ），重庆人，硕士，重庆三峡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姑苏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页。
②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３０－２３１页。
③沈彤、倪师孟：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乾隆十一年刻本。
④黄洪宪：万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
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凤宁徽》引《歙志风土论》，《四部丛刊》本。
⑥《论语・季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８２９页。
⑧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３页。
⑨周玄日韦 ：《泾林续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⑩杨子坚：《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11）《论语・里仁》，《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12）《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