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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蟋蟀中的“风人之旨” 风人之旨

    时间:2019-02-11 05:35: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对“蟋蟀”这一传统文学意象的分析,揭示其悲秋伤别的普遍象征意义,又联系作家创作主体心态、社会历史现实及宋代咏物词的发展演变,阐述此词中“蟋蟀”所蕴含的“风人之旨”。
      关键词:蟋蟀(促织)意象咏物词风人之旨
      
      姜夔有《齐天乐》一词吟咏蟋蟀,词有小序,兹并录如下:
      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原注:宣政间,有士大夫制蟋蟀吟。
      对这首词的理解历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重在点明其寄托之旨,如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白石《齐天乐》一阕,全篇皆写怨情。”宋翔凤《乐府余论》说得更具体:“(白石)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一种则重在涵泳其咏物之法,如清贺裳《皱水轩词筌》称:“姜白石咏蟋蟀……数语刻划亦工。蟋蟀无可言,而言听蟋蟀者,正姚铉所谓赋水不当仅言水,而言水之前后左右也。”许昂霄《词综偶评》:“将蟋蟀与听蟋蟀者,层层夹写,如环无端,其化工之笔矣。”《唐宋词一百首》评点:“蟋蟀本无甚可写,所以词中着力刻画蟋蟀鸣声和听其鸣声的人,将二者层层夹写,多从侧面着笔,顿显灵动,咏物而不粘着于物,方成咏物高境。”①《唐宋词鉴赏辞典》说:“一般咏物词都是对所咏对象模形绘神,而姜夔别开生面,从蟋蟀的哀鸣声中获得灵感,并且从音响和音乐这一角度进行艺术构思。”②这些评价、赏析不重寄托,故多从描摹事物的技巧、手法去分析此词。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不同的关键在于:此词中蟋蟀是一个“意象”还是一个“物象”。要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蟋蟀是否真的“无甚可写”。
      从词序中可看出,姜夔与张功父作词的缘起是“闻屋壁间蟋蟀有声”。为何蟋蟀能成为情感的触发点,使词人选择它作为吟咏的对象,以发悲秋之幽情?其实正是因为它身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词中有“豳诗漫与”句,就先从《诗经》讲起。《诗经》是蟋蟀最早露面的文学家园。《豳风・七月》本是农事诗,诗中提到蟋蟀的活动规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先民们从自然界、从昆虫活动中感知季节,安排农事,蟋蟀成为秋天一个敏感的对象。《唐风》中也有以《蟋蟀》为名的诗,每节诗皆以蟋蟀起兴,如第一节:“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共除。”及时行乐的想法是因为时光易逝,而时光易逝的感慨则来自于蟋蟀自野入堂这一自然现象。蟋蟀与季节(秋天)的关系在《诗经》中已被赋予了人文色彩。蟋蟀,已不仅仅是一只随季节出没的小虫了。
      而随着“悲秋”这一人文现象的出现,“蟋蟀”成了一个含义丰富的意象。在传统的文学思维中,为什么秋天会惹人愁思,并进一步与别离相联系呢?在原始社会,人们有着朴素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之四季与人的生命历程构成了拟人化的类比。若说草木生发的春季象征着生命萌发的时间,那么草木摇落的秋季自然被想象为生命衰微、走向死亡的阶段,我想这就是“悲秋”的文化心理基础。而文学上的“悲秋”则从屈宋开始,这一点学界已有定论。而悲秋总与别离有关,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正是在“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之时(江淹《别赋》,这里涉及到“伤春”,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后世文人悲秋伤别之作不胜枚举。
      如上所言,既然蟋蟀与这么个萧瑟的秋天有关,它就不免染上悲秋与离别的情调。《古诗十九首》其一《明月皎夜光》起句即为“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此诗为失意之诗,也是以蟋蟀起兴,由悲秋而感慨人情翻覆。《古诗十九首》之《东城高且长》有“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蟋蟀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其实正是诗人自伤流年。阮籍《咏怀》诗第十四首有“开秋肇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 ,蟋蟀一鸣,诗人自悲。杜甫的《促织》有“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借咏促织的哀音来抒写作者久客在外的愁思。
      以上诗句中,我们注意到蟋蟀有时亦称为促织。《汉书・王褒传》有“蟋蟀俟秋吟”,颜师古注:“蟋蟀,今之促织也。”《太平御览》卷九四九引陆机《毛诗疏义》:“蟋蟀……幽州人谓之促织,督促之意也。俚语曰:促织鸣,懒妇惊。”晋崔豹《古今注・鱼虫》:“促织,一名投机,谓其声如急织也。”秋天来了,天气凉了,该织寒衣了,特别是当亲人远离自己时,织布缝衣就更寄托无限情意,如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所以“促织”之名使蟋蟀与别离又多了一层联系。敦煌曲子词有《菩萨蛮》:“香销罗幌堪魂断,唯闻蟋蟀吟相伴。每岁送寒衣,到头归不归?”征人思妇相思之苦,千载之下,令人叹息。
      由此可见,蟋蟀绝非“无可言”之物,它的身上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秋风、落叶、明月等事物一样,成为诗人寄寓“悲秋伤别”之情的意象(请注意序中“仰见秋月,顿起幽思”之句,此时“秋月”与蟋蟀有相互生发之功效)。只有先确定了此词中“蟋蟀”作为“意象”之存在,之后才有可能寻找其寄托之旨。但从《齐天乐》的内容来看,亦似一般的悲秋伤别之作:“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写尽离人思妇之悲。故胡云翼先生认为此词“大约是自伤身世之感”,但“究竟作者有何寄托,实在是难以捉摸”③。我认为这寄托还是有迹可寻的。
      《唐宋词一百首》④、《宋词三百首全译》⑤等选本的注释皆把“庾郎先自吟愁赋”解为:“比喻张功父先作成的咏蟋蟀词。”《唐宋词鉴赏辞典》则认为:“此处以他(庾信)为不得志的骚人代表,并无作者自况之意。”⑥亦恐未解其中深意。除了此词,姜夔的《霓裳中序第一》(亭皋正望极)、《卜算子》(江左咏梅人)等词皆提到庾郎(庾信)。庾信本在南朝任官,素有文名,后出使西魏,从此羁留北朝,不得南归,虽位高名显但思念故国,作《哀江南赋》以哀痛梁朝的灭亡。而姜夔作此词时(1196年)北宋已倾覆七十年,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不思进取,正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庾信的《愁赋》虽已佚,但据姜夔《霓裳中序第一》“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来看,《愁赋》大约与蟋蟀有关(蛩是蟋蟀的又一别称);或者无关,但姜夔想当然地认为庾信听了蟋蟀叫后一定会竦然心动的。然则姜夔之愁与庾信之愁通过蟋蟀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对应。这种愁,绝不是简单的文人悲秋,而是家国之愁,是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士大夫之悲。“离宫”即行宫,为皇帝出巡时居住之所,可理解为指向徽钦二帝被俘之史实,与“北狩”皆是避讳之语。那么姜词里的离愁别恨就不限于劳人思妇之悲了,更是如宋翔凤所言,有着深婉的政治寄托,是“别有伤心无数”。
      这样说是否有有意拔高之嫌?另有旁证。词序有“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诸语,词末又自注:“宣政间,有士大夫制蟋蟀吟。”(有些选本未加此注,不妥)这些都印证了姜夔的寄托。我们都知道蒲松龄的《促织》,小小的虫儿能使小民家破人亡,也能使统治者玩物丧志。斗蟋蟀的风气,始于唐而兴于宋。清人朱文锦《促织经》:“自李唐来,宫中为蟋蟀戏,传至外间,人皆效之。”北宋王安石有《促织》诗:“金屏翠幔与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丝。”统治者的沉湎于斗蟋蟀与百姓的一丝不存形成鲜明对比。“宣政”即宣和、政和,皆是徽宗的年号。北宋之亡、二帝被掳实与统治者的玩物丧志有关,而移都杭州(中都)的南宋政权仍不思悔改,耽于享乐,姜夔的讽世伤时之意不是很明显吗?而南宋的权臣贾似道人称“蟋蟀宰相”,据《宋史・奸臣传》记载,在“襄阳围已急”,国家就要灭亡之际,他仍“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此情景真为姜词的一个绝佳注脚。
      作为一首咏物词,《齐天乐》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还应将之放于姜词、南宋咏物词的整体中加以观照。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云:“咏物南宋最盛,亦南宋最工。”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认为:“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词人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其实五代《花间集》中即有咏物词,然多就物咏物。北宋词人咏物已多有寄托,如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借杨花抒幽怨之怀,贺铸《踏莎行》(杨柳回塘)以荷拟人,寄寓才士沦落不遇的感慨。而南渡词人由于时代的剧变、身世的飘零及主和派把持朝纲的现实,他们的咏物词中多寄寓着民族国家的隐忧幽愤与个人生活的抑郁不平。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一《姚�汀词雅序》曰:“姜、张诸人以高贤志士放迹江湖,其旨远,其词文,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席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与《诗》异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渺,言者无罪,听者泪落。”蒋敦复《芬陀利室诗话》又言:“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题》中,龙涎香、白莲、�、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姜夔自己即有咏物词二十多首,约占他词作的三分之一。咏梅的《暗香》《疏影》二首一般被认为有政治寄托,《虞美人》(西园曾为梅花醉)借叹牡丹盛衰以唐射宋,《惜红衣》(簟枕邀凉)明言咏荷花,但“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句则完全可以理解为君国之思。故《齐天乐》有所寄托当无疑义。只不过因“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讲,姜夔作此词时并非就有政治寄托,只因时代的氛围、文化的积淀及个人生平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笔时各种愁思纷至沓来,又皆如盐入水,不可目见,才造成解读的差异。
      综上所述, 蟋蟀不只是一个“物象”,更是一个“意象”。作为一首咏物词,姜夔确实用笔新颖,体物高妙,但其中更有“风人比兴之旨”。结合姜夔飘泊江湖的清客生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传统士大夫情结、北宋灭亡的不堪历史、南宋苟安的屈辱现实,我认为《齐天乐》这首词熔铸了蟋蟀作为悲秋、伤别、怀远的传统意象之内涵,又有对斗蟋蟀这一乱世颓风的深深忧虑,曲折映射了姜夔对宋王朝历史与现实的感慨,蟋蟀这一秋天特有景观的身上附丽着词人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蟋蟀的鸣声,在姜夔听来、在我听来,都是“一声声更苦”。
      
      作者简介:郑晨寅(1974- ),福建云霄人,漳州教育学院讲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3级研究生。在《红楼梦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若干。
      
      ①④《唐宋词一百首》:吴熊和、徐枫、陶然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7、176页。
      ②⑥ 《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726页。
      ③ 《宋词选》,胡云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55页。
      ⑤ 《宋词三百首全译》,沙灵娜,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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