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的求索:路在何方
时间：2019-02-11 05:39: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萧红作为苦难之间的跋涉者，一生都在执著于路在何方的探索。本文通过对其成名作《生死场》《呼兰河传》的再阐释，力图揭示出萧红在其对生命存在之思、民族国家之忧，以及对女性救赎之惑的求索。
关键词：生命存在 民族国家 女性主体
“谁能绘得萧红影？”聂绀弩老先生在纪念萧红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似乎其中就隐含着他们那一代人对萧红扑朔迷离生命历程难以把握的感怀。基于萧红创作复杂的时代背景、社会政治、个人情感等原因，长久以来对她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代“文学洛神”萧红一生沉浸在悲哀和浪漫之中，创伤永远栖息在她的记忆中，“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童年创伤记忆、伤痕累累的情感记忆、执著追寻理想却不断遭到幻灭的心灵创伤的记忆，在她生命创作中逐渐凝聚成浓郁的孤独、漂泊、乡愁等情结，这也使得萧红作为苦难之间的跋涉者，一生都在执著于路在何方的探索。而本文通过对其成名作《生死场》《呼兰河传》的再阐释，力图揭示出萧红在其对生命存在之思、民族国家之忧，以及对女性救赎之惑的求索。
一、生命存在之思
生命一旦诞生，就无可逃脱地开始生死轮回的悲剧过程。萧红常能在极其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潜藏在其背后的深厚意蕴。她也正是在人们“卑琐”而又“平凡”的实际生活中发现了生命世界的寂寞轮回。她对生命发出叩问：如果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生死轮回着”，那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
《生死场》中，萧红用近乎麻木的悲剧生命意识和生育的残酷，以及生与死的无边界，来阐释生命亘古的忧愁、原始的悲哀。蚁子般生活的愚夫愚妇悲欢离合，集体无意识对待生死的自然观――如动物般的生，动物般的死，和野草野花一样任遗弃、任践踏。“麦场”上是人畜嘈杂的世界，王婆述说死在麦场上的孩子，血淋淋惨不忍睹的死亡；麻面婆系列的动作近乎没有思想意识的动物，像一只母熊蠢笨地做事；“菜圃”里的金枝被男人动物般地纠缠着，被本能地要求着，“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他们如“死”般的“生”，为了“死”而降临人世，将生和死的荒原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生与死是生命的两极，而由生到死的时间跨度，也是生命的一个轮回过程；而“麦场”、“菜圃”与“荒山”、“乱坟岗”、“屠场”等则是生与死所发生的空间。在这个由时间与空间所组成的“生死场”中，人和动物都在忙着生产，忙着死亡，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生与死的轮回。
《呼兰河传》也是一个寓言。“呼兰河”既是一个确指的地方名称，也是一个中国人生活现实的象征。愚昧、落后、冷漠、野蛮，不是呼兰河这个北国偏僻小城所独有的，而是大多数中国乡村一代代人承续着的亘古如斯的生存境况和生命形态。在这里，有着众多的死亡：动物的死，成人的死，还有充满生命力的孩子们的死。可悲的是，人们对于生命的消失是漠视的，如在第七章中，人们一听说有人上吊，立刻趣味盎然、争先恐后地去观望，开开眼也是好的，反正也不是去看跑马戏的，又要花钱，又要买票。所以在呼兰城，投了河的女人、上了吊的女人，被打捞上来了，被抢救下来，也不赶快地埋，也不赶快地葬，摆在那里一两天，让大家围着观看。但对死后的丧葬却是认真、热心甚至是铺张的。呼兰河城中的扎彩铺为死人预备的物什样样俱全，“大坏的不必有”。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生存的悖论啊!这里跳大神、唱夜戏、放河灯、赶娘娘庙会等热闹的活动都是为鬼、为神而不是为人，人世与鬼界、神界的生活价值彻底颠倒。对现实的此岸世界的冷漠、麻木和不思进取，与对虚幻的彼岸世界的积极投入与热情关注，反映了呼兰河人生命活力的退化、萎缩。“阴间”色彩的绚烂，与“阳间”的暗淡沉闷、单调乏味，构成了“呼兰河”这个寓言意味深长的两个方面。
感受到生命在轮回的悲哀，萧红感慨生命价值的失落。她不停地追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生命的价值究竟何在，她至死也没有对这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给出答案。可是她坚定地相信 “……人生总不会就是这样简单……一定还有些别的……”她不懈地去追问，她要去找出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萧红所关怀的是生存的本体问题，也是在努力寻找一种优美、健康、自然、本真的生存方式。“人的本质就在于他能趋向神性，仰望神意之光，用神性来度量自身。正是这一度量使人跨越了大地和苍天之间的维向，进入自己的本质。”①
二、民族国家生存之忧
《生死场》写于青岛的漂泊岁月，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在东北推行法西斯文化主义，“二萧”离开哈尔滨赴青岛。《呼兰河传》创作于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时的萧红远在香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是主体不可忽视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是唯一的、绝对的主体。个人主体不过是作为民族国家理念的独特呈现形式而出场的。”②所以，处于时代风云变幻中的萧红把个体的“创伤性体验”融化在时代、国家、历史文化、民族性别恢弘的叙事中，写着她对“不幸”又“不争”的国人的忧思与希冀，以苦涩的文字表达为载体，探索民族、人类的存在。
在这骚动而又沉寂的生死场上，东北乡村大地上的人们，像动物一样盲目地“生”和麻木地“死”，他们“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是一群从出生即走向死亡的生命群体，他们的目光从未打量过“生”，也从不思考和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生死场》首先在人与动物生命活动互为背景审美思考中揭示了普通中国人的麻木精神状态极其空寂无聊，几乎被一种本能的自虐行为和心理促动而形成一种毫无价值的人生过程，从而闪露出传统的民俗社会中群体意识的“深层结构”。在这混沌的生死场上，人的尊严、人的感情已让位于最基本的生命需要，作者在《生死场》里断言，“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人们为了活着而活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无从体现，也无人会去想它。对于卷入这一历史进程的乡土大众，作家既对其充满苦难的生存境况寄予了同情，也对其麻木愚昧的心理进行了批判，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批判病态的国民劣根性，但同时从她那痛心疾首的描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几千年封建思想和传统习惯的统治，是怎样腐蚀了人们的头脑、扭曲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剥落了人的主体意识、消解了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将人彻底变为生存困境中的被动存在体。人们因此失去了生活的目的，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生就是为了死，几乎与牲畜无异，他们不仅已沦为自然的奴隶，也成了自身生活的奴隶。这就是人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陷入的一种尴尬、畸形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群沉默的国民的灵魂，这时代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总之，萧红具有启蒙的使命感，拥有直面人生、批判社会现实的勇气，对我们的民族病态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小说中，二里半宣誓大会上找来一只鸡来代替他的老山羊，使庄严的盟誓倍感滑稽可笑。因了破家而组织起来的群众很快就散开了，萧红没把他们塑造成一个自觉的觉醒群体。他们的行为是建立在被逼无奈的基础上的，随着压力的减轻，他们依旧会回到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去。他们的反抗只是生物体本能的刺激――反应的模式。正如皇甫晓涛先生所言，在“血誓”这幅令人感佩的结尾画之外，我们是否还应悟出作者更深层的隐忧和思索：我们这个古老多难的民族，有近百年被侵略、被侮辱的历史，我们已经注意到科学技术落后这个重要原因，作为个体的人的意识的缺乏，人的混沌一如动物的生存延续，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当我们将异族从国土上驱逐出去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能够仅仅以现有的民族意识来迎接现代化的挑战吗？我们应怎样努力才能彻底改变这生死场上的人生？
我们在《生死场》的后七章中，依然可以看出虽然萧红描写了不同的人形形色色的演出，但却并未就上述问题给出任何答案――这也是自然的，毕竟，历史本身还未及展开。伴随着跛腿的二里半渐行渐远的身影，小说戛然而止，留下的是无限猜度的空间。整篇小说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结束。“茫然”，是对个人命运的茫然，也是对民族命运的茫然。整个乡土社会就如同二里半那条不健全的腿，其本身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顽疾，在手术的阵痛过后，新的道路会在哪里?或者又如孟悦和戴锦华所追问的那般：乡土历史的终结，究竟是我们民族前进的希望，还是悲哀?
三、女性自我救赎之惑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自己的这番话，大概是对她笔下的女性的命运最好的概括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劳作之苦、爱情缺失、生育之痛，以及被虐的命运，让人看了心中难免有种难言之隐，但是作者的笔触并非止于此。
在《生死场》中，金枝与成业的出场是以性叙事开场，“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而后宿命般的还是要和成业在一起的，成为成业的合法名目下的性奴隶，金枝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愈加突出。在金枝娘眼中“一颗茅草也要胜过人的价值”。小说摆脱了甜蜜爱情带给个体生命力的激发与张扬，消解了其惊天地、泣鬼神的能量，将其还原为野蛮的肉欲占有和被占有关系。在日本人的逼迫下，走向了城市。金枝到城市去是对城市文明化想象的结果，她认为在哈尔滨能够逃避家乡“年轻女人都被抓起来”的危险。金枝到哈尔滨谋生，实际上走向一个性别奴役的巷子里，由生存的自我救赎到把自己物化成商品的境地。金枝是被这个都市所污辱的受害者；金枝要急切切地收拾东西回乡，马上躺到娘身上哭，寻找寄托怀想的故里。可是，回到乡里，金枝娘“并不注意女儿为什么不欢喜，她只跟了一张票子想到另一张，在她想许多票子不都可以到手吗?她必须鼓励女儿”。乡村的道德的不堪一击，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场里作为一个偶然，二里半上演的一出喜剧，让金枝寻找希冀从乡亲们寻找归属感再次成为泡影；无路可走时，不得已选择皈依佛门，然而赫然发现尼姑庵也因战乱不复存在。从爱情幻象――走向城市――重返乡里――皈依佛门，不仅呈现她身份的变化、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自我救赎的一步步深化， “大肚子的女人回家去了，金枝又走向哪里？”再次深化了这一意蕴。
《呼兰河传》里王大姐的故事也很有深意。王大姐因为爱上了一个“灰秃秃的磨官”冯歪嘴子，所有的优点霎时全部转化成“不是好东西”的证据，最后一天天憔悴苍白终于贫病交加而亡。我们从王大姐的悲剧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解放出路的一种反思。它说明了女性的解放不可能单纯地依靠个人的抗争而取得，只有改变这个充满着愚昧、沉滞气息的社会，个人的反抗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在文本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言语：“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么热闹，不是看那街上的行人车马，而是心里边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但也正如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所分析的，一个想在社会关系上获得自己独立性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支持者，“现在，社会已公认了这一历史的缺陷。那早已开始了这个梦想的人，却只有希望于将来。”③
金枝走向哪里？女人走向哪里？这恐怕也是萧红终极一生的追问。在金枝的故事中，渗透了太多萧红的个人经历和情感，而那种“何处是归程”的悲哀也正是出自她本人的深切体验。作家提出这样一个题，凸显了自己的声音，更重要的是指向了女性救赎的发问。
无疑，痛苦构成了萧红独特的人生景观，也因之成为她谛视和关切大众苦难的契机和起点，她的个人痛苦在大众的苦难中交汇和延伸。而不同于大众的是，她在精神上超越了个人以及大众的苦难：她在探寻造成这苦难的种种人为力量，以及铲除它们的方式、途径；她在苦难中去领悟生命的真谛，去探求民族国家的走向，去追寻女性的自赎之路。在她的一生，都在苦苦地求索着路在何方。正如诗人戴望舒在萧红的墓前刻下的那八个字：“长夜漫漫，我等待着”。
①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见《讲演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页。
② 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③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参考文献：
[1] 萧红.呼兰河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2] 萧红.生死场[M].上海：上海书店，1985．
[3] 皇甫晓涛.萧红现象[M].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