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意味的调侃】一次破损补寄意味什么

时间：2019-02-11 05:39:1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严歌苓《第九个寡妇》是对现代中国记忆的自觉书写。文本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事，并且刻意模糊叙事的历史背景，近乎偏执地把角色人物的某一个性放大，这成为实现其对现代中国事件另类书写的叙事策略。不动声色地对包裹着严肃意义的事物再度进行调侃、质疑抑或讽刺，显示出作为当代作家的理性高度，在他人“意义的富矿”的挖掘下再次归于简一，彰显其书写态度―― 一次富有意味的调侃。
　　富关键词：《第九个寡妇》限知视角自觉书写叙事策略
　　
　　自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发表以来，评论者从多个角度予以关注，或指出其叙事的历史背景模糊虚无①，或指出人物概念化倾向②。综合二者研究，笔者试对其书写态度予以解读。
　　在《第九个寡妇》中作者抛去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技巧，叙述了一个发生在河南农村的原汁原味的故事。故事的时间跨度大，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新时期。书名和它红的绿的装帧一样大俗，却一语中的，暗示第九个寡妇与前八个不同，提示作者的叙述重心所在。小说从打谷场认夫开始写起。在鬼子的刺刀前，前八个妇女牺牲自己的丈夫救走八个八路，成为英雄寡妇。唯独王葡萄例外，成为“不名誉”的寡妇。至此主角王葡萄闪亮登场，开始了她一生异于他人的传奇。
　　文本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设计读者通过王葡萄的视角了解外在大事而不给予完整，或通过他人视角来观看王葡萄却不予以明示。采用聚焦法，有意把读者的所知、所思仅仅局限在王葡萄这一人物的视野内，这样王葡萄成为文本的中心人物，成为读者了解文本意义世界的唯一窗口。
　　作者笔下的王葡萄作为“大地之母”③，率性自然、亲情至上，具有“生坯子”本性。这一本性贯穿文本始终，从未被污染，从未曾动摇，始终未被同化。因而其对发生在现代中国深刻撼动每一个中国人的政治风云、历史事件，总是处于边缘状态。选用这样的人物作为文本的叙事视角，注定笔下的中国大事不同于官方的中国大事记。
　　同时采用低视点叙事。视点是作者、叙述者在文本叙述过程中所站的位置和高度。在《第九个寡妇》中叙述者位置明显高于角色人物，明显大于故事中人物，却有意放低身段姿态，截取与故事中主要角色人物等齐的高度。采用这样的叙述技法，便于剥离事物被先验赋予的假想意义，凸现事物长期被扭曲被遮掩的原生态意义。
　　一个被政治边缘化的女人，目力所及的战争并无质的不同。被宣扬为正义的革命与其他战争不过是些微差异。革命的宏大意义不过是“腿们”来来往往引起的短暂的混乱。这些“腿们”的不同仅在于绑腿、鞋样、衣衫的新旧，还有被抽离内在意义的空洞行动，如“吼叫”、“吼唱”，贴红的绿的纸……被抽离内涵的战争，就失去其正义与否的性质。同时文中设置数个情节场景，如深夜借粮、夜宿打谷场等写出八路军的典型特点――衣衫破旧而纪律严明，实力悬殊却注重宣传。这符合多数中国人的红色记忆，文本虽刻意隐藏，却因所写与记忆中的红色吻合而能够心领神会。同时又因借不开化的蒙昧女子的视角，一直被赋予正义性质的一方被合理地剥离了先在的内涵，显得新鲜有趣。
　　文本中心情节是王葡萄在土改中偷藏被错划为地主的公爹孙怀清。情节上围绕其“生坯子”个性，在此之前是王葡萄对新通行规则不认可，包括诉苦会上与英雄寡妇的肢体冲突、与土改工作组的言语冲突、与二哥孙少勇关于公爹是地主与否的激烈辩论等。在此之后作者花费相当的笔墨叙述了王葡萄与二大度过饥馑年代的生存智慧，她为保护队里喂猪的大锅而撒泼则是小说浓墨重彩的一节。文本仍然沿用王葡萄的视角，剥去了这些囊括世人、席卷一时的大事背负的重大严肃意义。它以小说人类基本的生存底线裸露所谓重大严肃意义的荒谬。作者对此是一种批评，但不是批判；是戏谑式的调侃，却不是沉重的严肃。尤其抢大锅那一段，铿铿锵锵，似戏剧般热闹。
　　王葡萄最耀眼的特质，便是“生坯子”的个性，作者用墨最多。这一个性贯穿其一生，历经世间历史风云未有丝毫改变，矗立于世而傲然标举。这一给人物带来生命光环的特性也带给其最多的诟病――不断被指责“概念化”。“概念化”的倾向作者并不否认，她甚至公开表白：“由于历史的大浪淘沙，很多东西颠覆了又被颠覆……我想写一个不被很多概念感染的女人。”④因此，严歌苓笔下就是要塑造一个未经点染、没有受过任何政治运动污染、不为各种概念约束的人物，哪怕它是一个“概念”。严歌苓在这部作品表现出这样的执拗，倒不是她对这类人物的偏爱，相反不避创作缺陷的风险，有意为之，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对现代中国记忆的另类书写。
　　对现代中国记忆的书写构成了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态度，严歌苓是一种自觉的书写。在《第九个寡妇》中作者刻意模糊其叙事的历史背景，近乎偏执地把钟爱的角色人物某一个性放大，都成为实现对其记忆中现代中国事件另类书写的叙事策略，都是为了表达她对那段不算太远的时期历史风云波谲云诡的思索。作者极力塑造人物内在的特质――“生坯子”，只是为了故事中人物在特殊境遇下的 “另类”生存寻找合理的注脚，作者并没有或并不打算诠释这一类型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普遍意义。至于叙事的历史背景模糊，由于作者运思只在于寻找历史的模子，旧瓶新酒，倒不在乎这一模子的精准与否。其与作者的写作意图不符，自然不是她用笔的重点。
　　对现代中国的书写，她自有一套自己的观念体系。她以当代价值观念为横坐标，西方个人主义为纵坐标，在文本中框定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至新时期七十年代末这一段有着密集事件发生的发生期。在注重刻画人物形象之时，重叙历史事件，隔着远远的距离观望历史，生发出主流观念笼罩下人盲从的质疑、反思与调侃，再度召唤个人本我的回归，发掘个体的自在存在。
　　不动声色地对包裹着崇高神圣外衣的事物进行调侃、质疑抑或讽刺，是严歌苓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是整体构思，可以是局部设置，如体现为某处细节、某个情节。前者如《第九个寡妇》，后者如同期作品《一个女人的史诗》。田苏菲参加革命的动因――居然是怕妈妈追究丢失的毛衣。偶然的事件引发看似崇高的行动，革命的目的变得不再明确。成人的田苏菲懊悔当年懵懂的她匆忙中忘带妈妈的旧狐皮大衣充作党费。叙述者借机调侃：这个党是很穷的，什么都不嫌弃。带着党费火速入党，没带党费迟迟难入，这一细节反复在文中被主人公以戏谑的口气与好友谈论。与其是置身其地、其境、其中的当事人的言谈，倒更像现在的我们置身事外、酒足饭饱之余的应景之辞。对功勋人物的不恭抑或微辞，也是消解经典革命意义的另一策略。严歌苓出国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中，沈红霞的身世颇有争议。涉及到老首长霸占部下之妻，这一细节在文本中虽只是隐隐提及，并未明朗，却不止一次在文中多处暗示呼应。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功勋人物讳，是一定意识形态下的文化心理，也潜在地影响或直接干预着作者的书写态度。虽然新时期以来，尤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所谓革命过程，或功勋人物也提出质疑，发出不同的声音，如《白鹿原》（陈忠实）、《花腔》（李洱）。但如此突破人伦道德底线的所谓革命功勋人物，其所代表的“革命”行为被坚决否定。《第九个寡妇》中土改动员是被浓墨重彩的一节，老乡们的迟疑不决用笔最多。把它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进行比对，作家的叙述重心发生转移，创作理念、审美价值观发生明显改变。最重要的是作者的写作态度发生变化，前者对某种事物怀有的虔诚和崇敬，在后者身上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质疑、戏谑、调侃，唯独不是严肃和热忱。
　　与致力于开掘事件丰富意义的某些当代作品不同，严歌苓《第九个寡妇》的贡献在于把复杂的问题再次简单化，进行了一次富有意味的调侃。
　　
　　① 周水涛：《从〈第九个寡妇〉看乡村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小说评论》2006年第5期。
　　② 曹霞：《文本争鸣：严歌苓最为干瘪的一次演出》，金羊网2006年12月9日，11:46:21。
　　③ 李培：《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
　　④ 王红旗、严歌苓：《探寻人性原根大爱的女性传奇》，《中国女性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期，第11页。
　　
　　作者：王志勤，文艺学硕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现当代文学。
　　编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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