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论到诗人] 诗论
时间：2019-02-12 05:29: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朱自清 诗言志 诗缘情 摘 要:“诗言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意念,朱先生在梳理、整饬了其意义的演化与流变后,以为“言志”一语逐渐由讽诵政教走向吟咏情性,而这一转变也昭示着对诗的本质的重新确认和对淹没在功利之后诗人的真正发现。
一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他潜心研究“国学”,视之为毕生事业。朱先生曾戏称“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为了这种职业,先生下了很大工夫在传统文论的研究上,特别是在文学批评意念的发生、流变上,目的就是能够让中国的传统文学研究的根底更加厚实。先生曾在《论气节》中写到自己对气节的认识:“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谓读书人或是人的立身处世之道。”而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就是认真、诚实、大度。季镇淮曾指出:“这种老实认真负责的态度,先生表现在教学工作上,也表现在一切生活问题上。凡是与先生有过交往的人都会感觉到。”{1}这种态度表现在先生的治学上,就给我们提供了《诗言志辩》这部行文妥帖、求真务实的著作。
“文学史的发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学的发展,一面也跟着文学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进步很快,文学也有了新的成长,文学史确是改了面目。但是改变面目是不够的,我们要求新的血和肉 ……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来分头收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2}朱先生为了能使传统诗学批评的研究更加厚实,埋首研读,愿意从很多人不愿理会的小处、意念着手,理清这些意念的来龙去脉和嬗变轨迹,以为整个文学史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先生传统文化根基扎实,从事研究刻苦努力,据季镇淮先生回忆:“朱先生读书研究非常细心,确实一个字也不放松,注意到人们经常忽视的地方。”{3}加之学术方法运用得好,使他在古典文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厚而富有深度。
二
《诗言志辨》是先生经典学术成果的代表作,学术界关于周作人“言志”,“载道”观的争论,是先生作此文的主要缘由。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是“言志”和“载道”两种潮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文学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内的,后来因为性质不同分化了出来。分出之后,在文学的领域内马上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潮流:诗言志――言志派,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文学史。”{4}朱先生在《诗言志辩・序》中说:“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对立起来。”这里,朱先生认为言志载道原本意义相近,并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而由于论诗的出发点不同才逐渐出现了把“言志”和“载道”的原始义相混同的局面。
“诗言志”开启了中国诗论的先河,其意义千百年来备受重视,有关它的解释与阐发的著作,汗牛充栋,然多静态观照,缺少将其置于文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历时性考察。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多趋一致,咸与维新。朱先生以“诗言志”这个意念为中心,展开论述了中国“诗教”传统,阐释了“比兴”和“正变”两个由意念逐渐转变为方法的概念,论证了这四个意念既是相互独立,又是有机联系,它们不仅是我们阐释《诗三百》源头之一,也浸透着我们文学观和文艺观的流变印迹。原作包括《诗言志》《比兴》《诗教》《正
变》四个部分,这里主要讨论《诗言志》。
三
先生在《序》中说:“这四本小书里收的四篇论文,便是研究那四条诗论史的发展的。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个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可见他的研究是从宏观上来整体把握“诗言志”的内涵义与衍生义的,但他并非仅作泛论,而是将“诗言志”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动态的来考察“诗言志”的源与流。文章共分四部分,分别是:
一、献诗陈志
二、赋诗言志
三、教诗明志
四、作诗言志
前人在论述“诗言志”的时候,往往就“志”论诗,以“诗言志”固有的涵义,应用于所要批评的对象上,如此,则“诗言志”所要表达的并不是诗人之志,而是批评者之志。献诗陈志中先生对先秦典籍中出现“言志”的著作进行了穷尽式的考索,并引用闻一多先生的观点:“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但是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怀抱本就个人而言的,先生在考察左传昭公的记载子太叔和赵简子的对话后,认为“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当指怀抱言,“但看子产的话跟子太叔的口气,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同样,在论述《论语》“盍各言而志?”和“各言其志”时言:“两处所记言志,非关修身,即关治国,可正是抒发怀抱”,《礼记・檀弓》“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这里申诉怀抱,一面关系自己的穷通,一面关系国家的治乱。这种志,这种怀抱,其实是与政教跟不开的。”可以看到,朱先生在论述“言志”时,认为其本意最初多与怀抱相关,虽其所言乃陈诗之人之志,即言志多指人的穷通或国家的治乱,然却与政治教化密不可分。而当“言志”与“诗”结合,最早在《尚书・尧典》出现“诗言志”一语时才有了他的最早原义,即,从“言志”中转嫁过来的与政治教化王道有关的“怀抱”,因此,先生在接下来论述《诗经》里的说道作诗者的十二处诗时认为“这些诗的作意不外乎讽诵,诗文里说得明白。……所以言志,不外乎讽诵,而讽比颂多”。目的是“以达上听,有益于国事”,故而,可以看出,诗言志的本义最初是从“言志”之义借过来的,应用于诗文批评之后,当然仍然延续其原意。可见,诗言志最早的应用对象当不是诗人本身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是关乎王道教化的怀抱,正是这种怀抱,让诗人抛弃了自己作为创作主体的主观性存在。从而也让诗这种最易表达人的情感的文学样式,转而成为表达政治教化观念的附属,从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到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再到毛诗小序完全将这种王道教化之
“志”发挥到极致,这种转变的轨迹清晰可见。
四
关于“赋诗言志”,以《左传》和《国语》记载最详,先生在考察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子产等人赋诗言志的记载后,认为春秋时人赋诗多事从外交方面考虑的,“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与献诗陈己志不同。”然而,在这种言志的过程中,虽多关乎国祚,却也不乏赋诗之人的情感表露,“不过就是酬酢的赋诗,一面言一国之志,一面也还流露着赋诗之人之志,他自己的为人。”因为“献诗的诗都有定指,全篇意义明白。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可以看出,在这里,赋诗之人虽仍然是借诗来表达国家情怀,但也展示了自己的“志”,现成的诗在继续着其载道、王化之业的同时,也开始了作为一种媒介传达赋诗之人“另类之志”的作业。而这种“另类之志”,无疑关乎人的性情了。虽然说“诗言志”继承了王道政教的衣钵,但诗人也并非没有“缘情”的自觉,这种“缘情”不一定与“言志”对立,却相反地包含在了“言志”里。
诗的乐与义早前是并重的,到孔子时代,雅乐已经败坏,诗与乐在那时开始分家。所以他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孔子之后,论诗者多重诗义,而不重诗乐,所以《诗大序》《毛传》关于诗的论述虽上承《尧典》和早时献诗、赋诗之王化传统,却也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作诗者的情已经在诗论者的讨论之列了。“献诗和赋诗着重在听歌的人,这里却多从作诗方面看。”这是先生在论述教诗明志时谈到的对诗大序的看法,即认为论诗的主体已逐渐由他人开始变为诗人本身了。教诗明志一语最早见于《国语・楚语》:“……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孔子,孟子多有教诗明志之论,多侧重在修身养性,以德化人。先生认为孔子说诗还是断章取义的,“孟子虽然不免用断章的方法说诗,但所重却在全篇的说解,却在就诗说诗”,可见,到了孟子这里,论诗者已有意从全篇论诗,并且真正注意到诗的本义了。然而,《诗经》中还有一部分诗既不具有献诗、赋诗和教诗讽与颂的功能,也无教化作用,这类诗该如何解释呢?于是,先生提出了“陈诗观风”说。“‘陈诗’、‘采诗’虽为乐诗立说,但指出观风,便已是重义的表现。而要‘观风俗,知得失’,就什么也得保存着,男女私情之作等等当然也在内了。”而这种陈诗观风之作,却明显的是吟咏性情之作了。“《汉书》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及各言其伤,其实也是‘吟咏性情’……‘吟咏性情’原已着重作诗人,西汉时有《韩诗》里有‘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话,更明显的着重作诗人,并明显的指出了诗的‘缘情’作用。”似乎到了这里,作诗人终于慢慢地走到了前台,而作诗者的性情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诗人的本质与价值开始逐渐走进我们的视野。然而,诚如先生所言,“这种缘情的诗的真正价值并不在缘情,而在表现民俗,以讽其上”。可见,表现真性情的诗作、真正的诗人还没有出现。“诗乐分家以后,教诗明志,读以诗为主,以义为用;论诗的才渐渐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他们虽不承认诗缘情的本身价值,却已发现了诗的这种作用,并且以为王者可由这种缘情的诗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可见言志跟缘情到底两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言志”由王道政教逐渐走向表现作诗人自我情感的“缘情”在这里仍然没有达到,而真正到作诗言志时,言志与缘情则渐渐走向同一。
五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义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内涵,后人在运用的时候,往往多关注其在诗文评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含义,却忽视了他们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环境下的特定意蕴,如此就很难很好地把握和评价诗文的发展历史和趋向。先生在爬梳剔抉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的志的内涵与流变之后,在作诗言志篇中逐步论述了言志逐渐由讽诵政教走向抒情达意,言志与缘情逐渐有脱胎分流走向合一,而这种合一的真正完成也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变迁。
《荀子・赋》篇中的《�诗》“天下不治,请陈�诗”是个人自作而称为诗的最早的记载,然而其作意还是在讽,到了屈原这里则开始有了改变。“屈原的《离骚》《九歌》,以及传为他所作的《卜居》《渔父》,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以一己的穷通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地位――宋玉的《九辩》更是如此。这是一个大转变,‘诗言志’的意义不得不再加引申了;《诗大序》所以必须换成‘吟咏情性’,大概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情形。”“诗言志”到了屈原、宋玉这里,就不仅仅只关乎讽诵政教了,而是开始书写自己的“穷通处”,也就是诗人的情性了。后人用“诗言志”来解释屈原、宋玉《楚辞》的作品,却很少看到其“抒中请”之意,这跟我们历代解诗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然而,“诗言志”一语虽经引申到士大夫的穷通处,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诗。“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言志以外迫切需要一个新标目。于是陆机《第一次》铸成了‘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诗缘情”的出现既是诗论者对诗的本质认识的提升,也是诗作者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因此,魏晋以后人论诗,就少有用“言志”这个词的。“他们一面要表明诗的缘情作用,一面又不敢无视‘诗言志’的传统;他们没有胆量全然撂开志德概念,径直采用陆机的缘情说,只得将诗言志这句话改头换面,来影射‘诗缘情’那就话。”可见,到了这里,“言志”与“缘情”的实质意义已没有多少差别了,后来刘勰,钟嵘论诗提到的“性情”、“心灵”其实就是专指缘情言了。可是,“诗言志”的传统经两次引申、扩展以后,始终屹立着。“诗缘情”那新传统虽也在发展,却总是掩在旧传统的影子里,不能抛头露面。到明清之际,文坛领袖们才真正将言志与缘情同一。“清代袁枚也算得一个文坛革命家,论诗也以性灵为主;到了他才将诗言志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差不离和陆机的诗缘情并为一谈。……他所谓的言志、言情只是一个意义了。这是将诗言志的意义的第三次引申。”而到了近代,随着外来“抒情”意念的传入,“这样的言志的诗倒跟我们现代汉语的抒情诗同义了,诗缘情那个传统直到这个时代才算真正抬起了头。”
仔细考察先生的论述,不难看出其四个部分的着眼之处是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的。以诗言志为中心,从其讽诵政教的最初本义开始考察,由言志逐渐引出缘情,论述了缘情从言志中逐渐剥离,并最与缘情走向同一。言志到缘情的变迁过程,是诗由功利逐渐走向本义、诗的本质逐渐被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也是诗人的性情得到表现和体察、逐渐被发现和确认的过程。先生论述虽随从小处下手,却着眼于整个中国诗论本质的变迁历程和中国诗人的身份地位的起伏转变,这种精义入微之处,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作者简介:张亮亮,暨南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方向为先唐文学。
{1}{3} 朱金顺.朱自清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395,80.
{2} 本文所引材料均据朱自清.诗言志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后面再引不一一标出.
{4}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