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留情情自留】 环眼圆情不留情
时间：2019-02-12 05:31: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玉梨魂》 心路历程 价值意义 摘 要:《玉梨魂》创作于民国初年,介于晚清和“五四”之间,历来人们对此书评论不一,多以悲剧称之,以哀情述之,但多少谈及其中的新的色彩。这种新的色彩明显地体现在梨影的心理活动和行动中,她已经具有了朦胧的自我意识,这在过渡时期是很有价值的。
一、序
《玉梨魂》既是徐枕亚的代表作,也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成熟期的代表作。自1912年问世以来,评论界对它的说法不一:志希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指出,《玉梨魂》是“滥调四六派”的代表作;北大本的《中国小说史稿》认为这部小说“玩味爱情悲剧”而“毫不写出青年的反抗”,因而是“使人绝望,消磨斗志的毒药”;范伯群则指出,这是“一部传道说教的小说”,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毫无冲破封建藩篱的愿望”,他们在“肉麻呻吟和抵死相缠”以后,“向残酷的封建道德低头”。作者的创作目的是“大肆宣扬发乎情止乎礼的封建古训”,并认为白梨影是一个“封建礼教的殉教者,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梦、梨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另外也有多角度看《玉梨魂》的,认为它一方面反映了礼教对爱情的束缚,另一方面写出了男女自由恋爱的要求,而袁进则在《民国小说再探索》中指出:小说写封建礼教绝对禁止的“寡妇的恋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情欲的正当性,表现了民初朦胧的人的爱情需求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之间的冲突。袁进看到了《玉梨魂》中所表现出来的朦胧的人的自我意识,这种爱情需求对于受过新式教育的梦霞和筠倩来说是不难理解的,而出现在寡妇白梨影的心里,在那个时期是惊人的,因而也更显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二、自我意识的萌动
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的规范下,女子是不幸的,而寡妇则是不幸中的大不幸,贞节观念更束缚着她们,直到她们心如枯井,无涟漪泛起时才算修成正果,谁敢越雷池半步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寡妇心中的难言的凄苦又有谁能体会?《玉梨魂》中的梨娘是不幸的寡妇,她的出现就是一个凄冷的影子,开篇的梨花就是“梨花满地不开门,花之魂死矣”,作者以此来喻梨娘,而梦霞初见梨娘之影则是:缟裳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未至娟秀,态度幽闲,凌波微步,飘飘欲仙。她的哭声更是婉转缠绵,凄清流动,如孤鸾之啼月,如雏雁之呼群,连枝上的栖禽都闻而惊起。这都说明花之魂未死,如果人已死心,就不会哭得这么凄惨,这哭包含了多少胸中难言之情只有梨娘自己知道了,正是觉得自己命运不济,面对落花,心里有对自我的思考才会生出同病相怜的感慨,才会有哭得惊禽的功效。由此可见,梨娘外表平静,其实内心是多情的。
这种命运凄苦,身世凋零,寂寞难耐在梦霞与梨娘之间发生共鸣,两人虽未谋面,未搭话,就已经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了,并因慕而生爱恋。作为一个寡妇,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丝毫的越轨行为的,连想法都是不可以有的,而梨娘不但有思慕之心,而且还有暗中探访的行动。她并没有用礼教的规范真正地约束自己,而是在潜意识中任由恋情的发展的,她也没有十分刻意地去压抑自己的感情,而是以自己的才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意中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并以此赢得梦霞的痴恋。
在“诗媒”一节中,梨娘趁梦霞不在之机,进入他的居室拿走他的诗稿,与“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陈规相抵触,梨娘性格中具有另一面,她“发乎情”,但是并没有“止乎礼”,拿走诗稿还留下了一个带簪洞的花朵,这给梦霞留下想象的空间,心中也就多了一点希望,于是才致书给梨娘的,本来爱、恼、悔、惧并有的梨娘因梦霞的书而“惊魂乍定,恼意全消”,并且是“红潮晕颊,半带娇羞,心灰寸寸复燃,情幕重重,揭开旋障”{2}。虽然她也曾犹豫,理智上知道“不如早熄此一星情火,速断此一点情根,力求解脱”,也知道“缘愈好而天愈忌,情愈深而劫愈重”。如果梨娘以封建的礼教绝对地约束自己就不会有越礼的行为发生,但情已不是她能控制的了,心里的某种朦胧的渴望驱使她与梦霞继续交往下去,为了心里的情,她为自己找了个理由:怜才。“万才皆可抛,惟此怜才之一念,时时出动于心中,终不能销灭净尽也。”殊不知怜才即怜人也,这就是她对自我需求的尚处于朦胧的意识中。
梨娘每得梦霞书,心上悲、喜、悟、迷、乱诸情绪皆有,常常不知所从,她也羡慕鸳鸯,也想去爱,但又害怕自己不久将会“行销骨立,魂弱喘丝,红颜老去,恩先断而命亦随之断”,因而常自怜自悲而又自解,这些不是无情,恰恰是她有情的表现,她更把美好的爱情寄予来世:彼此有心,则碧落黄泉,会当相见,与君要求月老,注鸳蝶于来生,偿此痴愿可耳。此书致梦霞,正如梦霞所言:其语虽似薄情,然惟愈薄于情,乃愈深于情。自此,梦霞不能忘情于梨娘了,皆因梨娘这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姿态,更加吸引梦霞对她的爱慕。在梨娘的内心深处正是这种似推辞而犹有意的心理把两人引得更远。梨娘的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情在起着主导作用,引导着,牵动着梦霞的心绪,让梦霞的心中一直存有希望,而梨娘虽难以抉择,却不时得到心灵的慰藉,经过了这种亦近亦远的相处,两人更加缠绵,难舍难分了。
听说梦霞生病了,梨娘肠为之断,心为之裂,虽不能亲自探望,却也流了很多泪,梦霞身痛,梨娘则心痛,已到情深处,她不再顾及自己是个寡妇,主动地赠兰以慰问,并附诗以诉心声:“深闺闻耗,神为之伤……不获亲临省视,稍效微劳,中心焦灼,莫可言道。”虽也劝梦霞要清心平气,以理抑情,但疼惜怜爱才是真的,这种疼爱之情又加重了梦霞的情病。梨娘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感,而是迈出了更为大胆的一步,她把自己的倩影留在了意中人的裘中,以解人的相思之苦,主动留影,越发的显出梨娘爱梦霞之深与爱的主动,这种自我意识是比较明显的,虽然她说服自己,那只是为了治好梦霞的病。梦霞以死相许之时,梨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人都不能自拔,明知不会有好的结果,却抛又抛不得,而欲恋又无从,心潮澎湃,一病不起,病愈重而愈显情深。梨娘担忧的不是自己该不该和梦霞相来往,而是恨不相逢未嫁时,现在相恋却不能在一起,更祈求幸福于来世。她让梦霞止情,另一层是要和梦霞做精神和心灵上的知己,把彼此放在心里,这也是她自我意识的流露,至少觉得自己可以有精神和心灵上的恋爱自由。直到非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她想出了移花接木之计,把小姑嫁给梦霞,这实在是梨娘在情与理之间寻找的折中的法子,如果婚事能成,那么自己可以天天见到梦霞,以解相思之苦,又不违背常规,可谓一举两得,这种看似把情止于礼了,而实是以礼续情。在对待自己的感情上,梨娘是清醒的,她决定成人之美,于是书于梦霞:梨影爱君,梨影实不敢爱君……君不投誓,梨影亦不敢忘君之情。与羞于言情的被动女子相比,与根本不言情的寡妇相比,梨娘的确是个先行者,她明白自己的感情并力求处理好这段感情,力争做到既不伤害自己的感情又不违大道之理,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真可谓一“才女”。
既已为他人做媒,本不该再给梦霞以任何希望和关切,但是梨娘还是关爱梦霞,听说他病返,就到灯市亲自观望意中人是否安康。在“对泣”一节中,更是感人,互道相思之苦,各诉心曲,心灵的契合注定两人不可能再分开了,因而梨娘的情也愈撩愈乱,而梦霞之志愈坚了。
可怜人筠倩的琴心让梦霞和梨娘都不安,伤及无辜本非他们的意愿,于是梨娘单方面认为只要自己退出就可以使别人得到幸福,于是归还诗稿并剪青丝一缕以绝情,虽然如此坚决,但仍希望把未了之余情,结萍于来生,明知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痛苦折磨着她,更是把梦霞引向情墓中去。梦霞挥血以誓,见到血书,梨娘又以温存体贴之言相劝,互相和解。
当无计可施而情又不可抑时,梨娘想到了死,想以死来解决三人之间的问题,这种死是为情而死的,而不是为名节而死的,在情与理之间找不到两全之策时,她只有以死相抵,挣得自由的心理与精神空间。
梨娘走完了自己艰辛的一生,与梦霞相恋的始末,她都是一个有朦胧的自我意识的女性,刚开始的时候是恋才,后来是恋人,再后来是情到深处无怨尤,她并没有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而是由心底的情不自觉地生长,但无论如何,她已经不再是个屈从于贞节、名誉、礼教规范的普通寡妇,而是一个有自我之情、自我意识的带有现代色彩的女性,因此她这一形象在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对之前的晚清与之后的“五四”新时代而言,这种继承和铺垫的过渡价值都是不可忽视的。
三、悲中之喜――梨娘形象的意义
婚恋题材古已有之,而寡妇恋爱则是自《玉梨魂》起,在对《玉梨魂》的评价上,多是批其负面的影响,而袁进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一书中的评价则较为中肯:《玉梨魂》写的是悲剧,后被称为“眼泪鼻涕小说”,遭到“五四”新文学家的痛斥,它后来几乎成了丑名远扬的小说,连包笑天、张恨水、秦瘦鸥等人都不肯与它沾边,其实这是不公正的,历史地看《玉梨魂》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有着重要的地位的,从思想上说,它第一次用充满同情赞颂的笔调描绘了热恋中的寡妇和热恋寡妇的青年,并且肯定了他们的热恋。这“热恋中的寡妇”梨娘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也就有了历史价值。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这种人的解放,应该包括内解放和外解放两个层面。所谓的外解放应该是指妇女生活的外部的社会和自然条件对她们的束缚的消除,而内解放则是指女性心理和思想上的解放,而且内解放对于女性而言应该是最重要的。梨影虽深居闺中,未得到外部的解放,但是在心理上精神上是有了一定的自我解放。在近代,寡妇有这种心理,思想上有自我解放的需求,是很有价值的。
关于妇女解放问题,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有专章论述,可见妇女问题早就受到关注,阿英谈到当时社会上的女子参政,裹足,再嫁,学习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提到“认为男子能再娶,女子不能再嫁,是极不合理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妇女解放的思潮,但那种思想解放更多的是教育新一代女子不要走母亲的路,争取自己的婚恋自由,并且多未在行动上有所体现,而女子自身还对自身的问题认识得不够。
而“五四”早期以个性解放为主,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提出来,“从1917年《新青年》二卷六号辟‘女子问题’专栏开始,对妇女职业问题,教育问题,法律上的权利问题,社交问题,婚姻问题,经济独立问题等,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超出了妇女问题本身的范畴……1918年开始,贞操、节烈问题更为思想界所重视……并把妇女问题和封建礼教结合起来表现。从追求妇女解放一直涉及到劳动妇女的社会命运。”妇女解放问题成了大而不当的社会问题,女性自身内心的问题很少被关注,许多作家笔下的女性虽有所反抗,甚至走出家庭,形成“娜拉热”,但是行动上的大胆与心理上的畏惧是相伴的,因为她们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因而在早期的作品,觉悟的女性的出路多是投向母亲,有的寻找姐妹,以缓解她们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她们作为新青年女性,并不比梨娘大胆多少,常显出觉醒的“智慧的痛苦”,有浓重的悲剧意味。
而处在过渡期的近代,《玉梨魂》虽悲却是悲中有喜,相对于晚清小说而言,梨娘精神上对情的需求与这一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一巨大的进步,相对于“五四”妇女解放而言,梨娘的形象也不逊色。徐德明说过:“徐枕亚的风格能风靡一时,即说明他的人格有一时代的代表性,他的人格中包含的矛盾与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代表性,他的文体像梁启超的小说观与林纾的文体一样,都是一种历史的过渡,他的缠绵与夸饰中有着那一时代人的痛苦,这是中国现代化‘灵的文学’的前兆,在这过渡中时时透露出现代化的消息。”用此语评价梨娘形象亦不为过。
四、结语
《玉梨魂》中有个性意识的萌动,而梨娘的形象尤为可贵,寡妇的恋爱是实为大胆的,在恋爱的过程中,梨娘的情是可寻的,与她的情相比,理对她的制约显得无力。发乎情而礼未止之,虽然她以死了此一生,情未有果,但是她仍无遗憾。她的形象意义在于她心理与精神上对自我需求的部分满足,她有朦胧的自我意识,人不留情情自留本身就是精神上渴求自由的体现,身居闺中而心飞窗外。她为女性自身注重内解放,从根本上解放女性自己提供了借鉴。心灵的解放加上行动上的大胆才会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这也是我们当代所需要的一种精神。
作者简介:姜欣,文学硕士,河南城建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徐鹏绪,张俊才:《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
[2]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玉梨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3] 袁进:《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1994年8月。
[4] 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5] 徐德明:《民初市民文化心理之流变》,见《求索》2004年第9期。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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