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边缘 概览_边缘的漂泊与梦想

　　关键词:艾芜 边缘 漂泊 《南行记》 回归自然 　　摘 要:自然精神在《南行记》中占有重要地位,艾芜常常将故事置于独特的自然背景中展开,将抒情写景、写人记事有机地融合,在化外的乡野世界,表现人物神圣的自然生命形态;在奇异的自然刻画与原初的民众生活描写中,透露出一种逍遥情怀与自然理想,充满对生命的讴歌与对美的渴望。
　　
　　滇缅边地自然是艾芜南行创作的重要艺术源泉,“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说几乎贯穿了艾芜早期创作的始终”{1}。绚丽的边地自然、粗朴的底层人物以及奇特的化外世界,在艾芜笔下闪着迷人的光彩。特别是那种不被世俗沾染的自然梦想,在《南行记》中占有重要地位。化外的江湖世界提供了无所顾忌的生命空间,自然的怀抱给人无限的力量与希望。实质上,“江湖世界,是一种自然的世界。这种自然作为一种个体存在的活动背景在《南行记》确立之后,它就意味着个体存在的本性在趋近江湖这一自然母体时返回了自身”{2}。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耽于美好梦想,在纷扰的俗世中保持本真,一直是艾芜崇尚自然的艺术描写的深层思想根源,这也是知识分子乐观向上的一个重要精神支点。可以说,对自然精神的抒写、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和对底层民众的生存思考,共同构成了《南行记》的现代性内含,形成其清新、明丽的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一、梦想的追逐与漂泊
　　
　　受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感召,作为漂泊者后裔的艾芜为了寻找更新的思想、扩大认识面与增广见闻,一个人勇敢地踏上了南行的旅途,怀抱着哲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梦想,“向一个充满新鲜情调的陌生地方走去”{3}。就家庭条件来说,艾芜本无需为衣食而四处奔波,“由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脚,走那些难行的云南的山道,而且,在昆明,在仰光,都曾有过缴不出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苦况的,在理是,不管心情方面,或是身体方面,均应该倦于流浪了”{4}。流浪这么苦,他为什么偏偏要去流浪?并且多年以后“一提到漂泊,却依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5}。艾芜自己回答道:“这也许是沉重的苦闷,还深深地压在我的心头的缘故吧?”{6}故土的荒凉、闭塞,使艾芜心中的否定与批判意识日益浓烈,所以当他离开家乡,从1925年到1931年,他从四川到云南,从缅甸到南洋,四处漂泊,尽管其内心深处不时萌生出难以消解的乡愁,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关久了的老鹰,要把牢笼的痛苦和耻辱全部忘掉,必须飞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天空去”,“才能抒吐胸中的一口闷气”{7}。
　　南行是艾芜为了摆脱沉闷和僵化的生活,寻找自由天空的一次自我精神朝圣。那种摆脱落后环境的束缚、抗争命运摆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促使青年艾芜从停滞的世界勇敢突围而出。对他来说,漂泊就是一次激情梦想的追逐、一次自由精神的放飞,但是漂泊途中所见并不令人愉快,残酷的现实让他频发感喟,只有途中的自然还让他有所希望,使他在屡屡受挫之后,重新获得前行的力量,“迎着我的是山间刚刚冒起的玫瑰朝日,是抹着晨光朝露的丰饶原野,是将我带到新鲜地方的坦坦旅途,是引起我高声呼啸的林中歌鸟:这一切都使人感到自由而且快活”{8}。山间朝日、原野晨光与林中歌鸟等自然景物使艾芜超越现实的苦痛,感受人生的快乐,体验生命的自由,达到返璞归真的状态,以致忍不住要高声呼啸。充满幻想和激情的艾芜,漂泊在陌生的滇缅地区的路途上,遍观那富于变幻的社会众生,忘情于那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色,他那些记叙活生生的社会与自然印象的作品,无不充溢着对人、命运与自然的思索,“字里行间有一团炽热的火,有蕴在纸底的深沉的力”{9},让人震撼与感叹。《南行记》除了表现被抛出正常社会之外的野兽一般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有许多边陲异域自然风光的泼墨描写,充满了对生命本真的强力讴歌和对平等自由的美好渴望。
　　
　　二、自然存在的人物
　　
　　艾芜说:“人应该像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10}面对社会的黑暗与现实的束缚,艾芜希望构建一种理想的人生样式,如同河流一样,摆脱国家社会意志的操控,跳出陈规陋习的包裹,恢复个体存在的自然状态,回归人的自然本性。基于这种观念,他在《南行记》中描写了种种虽然困窘、凄惨,然而独立、自由的人生;刻画了许多虽然粗糙、边缘,然而顽强、自尊的人物,表现其存在的勇气,显示作者对本真人性的一种追求。在艾芜笔下,生存的需要常常激发出人物原始的顽强与无畏。《南行记》塑造的多是一些“时代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轿夫、马头哥、流浪汉、强盗、小偷、走私贩……苦难的生活将他们赶出了文明的社会,卑贱的身份常使他们面临饥饿和困厄。处于自然化的江湖世界,他们拥有的仅是生存下去的固有勇气与本能抗争,并只能以此去面对人间的不平,去争取自己的活路,去追求难得的自由与快乐;在那种生死拼搏中,不时从内心迸发出不平的呐喊,或吟唱出欢快的歌声,传达出顽强的生活意志和不屈的反抗精神,这几乎成为《南行记》的基调。首篇《人生哲学的一课》中的“我”在走投无路、濒于绝境时,求生意志却本能地被激起,强烈感觉到在“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11}坚定地表示“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12}他们不安于命运,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偷马贼》中瘦得风都吹得倒的老三为了活下去,不仅敢于冒险去偷马,而且在被打得脚腿皮肉烂糟糟的时候还坚决地说:“这世道简直岩石一样……只要裂出一条缝,我就要钻进去。……既然找着这条裂缝……那一定要把它捶得更开些,更宽些!”{13}在《南行记》中,随处可以发现这样无畏与坚强的人物。《山峡中》刻画的那些“被世界抛却的人们”,无法容身于现实世界,只好在时时有被饿死打杀的危险中求生存,偷摸扒窃,浪迹在寒冷的峡谷、荒蛮的山野之中。魏大爷的话就很明确地道出他们原始的生存哲学:“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14}他们的言行,让人真切地感觉到一种热切的生存愿望和一种不甘心向命运屈服的顽强精神。这群“野”人在社会的夹缝中冒险,去努力撬开一条生存之路,血泪的经历让他们信奉一种残酷的生存逻辑。也正是这种野性的生活,让他们充满元气的生命力得到扩张,让他们在苦痛的人生中找到生存的快乐,暂时舒展一下自由的本性,展现出他们原始的无畏与骄傲。
　　但同时应当看到,在艾芜笔下,对那些在“血盆里抓饭吃”{15}的人物并未过多美化,多是美丑并存。这样描写,更符合那些化外世界争生存的人物自然粗朴的特点。艾芜笔下原生态的主人公,小偷、盗马贼、强盗、私烟贩等,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大多没有财产和职业,他们偷窃、抢劫、杀人,无所顾忌,在受害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害人。《松岭上》里那个穷长工,因饥饿偷了地主的米回家喂儿女,地主鞭打得他血涎交流并霸占了他的妻子,强烈的仇恨使他几乎疯狂,他不仅杀了地主的全家,也杀了自己妻子儿女。这种反抗欺压的行为值得赞许,但他的凶残血腥也令人震撼不已。对此,艾芜没有过多掩饰。对这些人来说,人生既是一种对不合理现实的本能反抗,更是一场强与弱的自然竞争。《山峡中》那群人运用“不怕和扯谎”的学问,凭借原始的力量与强悍,混迹在被遗弃的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为了集体的生存而把受重伤的同伴小黑牛扔下了山峡,显得冷漠无情;却在“我”救助了野猫子之后不再按原计划杀“我”,而以独特的方式让知道内情的“我”安全离开,并留下三块银元,又显得重情重义。《我的旅伴》中的滑竿夫老何与老朱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沿途对懵懂的“我”予以质朴的照顾与帮助。《流浪人》中的矮汉子在摊子上同“我”一起吃了饭却为了不给钱装吵架逃走,但后来发现“我”也是个穷人就加倍还钱,如此等等。这些人虽然生活艰苦,也有赌博、贩鸦片与行骗之类不容于文明社会的行为,但并没有丧失内心的温情与善良。由于《南行记》的主人公生活于一种野蛮、严酷的环境中,为了争取生存,他们无不拼尽力量,历经艰辛,饱受磨难,但是他们常常在不幸与辛酸中保持人性的本真与美好,努力争取生命的尊严与自由。
　　有论者说:“艾芜的江湖世界中的个体存在的勇气或自由的力量是潜隐着艾芜的一种意向性的,它指向的是人向自然的回归,指向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16}艾芜与努力批判国民性的新文学作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就像一个人性的淘金者,常常从粗陋的下层人物身上淘出其不安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淘出其内心深处追逐光明和自由的激情。艾芜说:“我留着他们性情中的纯金,作为我的财产,使我的精神生活,永远丰饶而又富裕。”{17}艾芜真实表现底层民众的苦痛和欢乐,努力“在怪戾的言行中挖掘出下层人民的灵魂美,在渣滓堆里发现闪光的金子”{18},笔下的人物常常发出与不平世界争雄的熠熠光辉,流露出一种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和对幸福的不息追求。
　　
　　三、化外的自然世界
　　
　　艾芜在对沉重的社会进行观察和思考的同时,始终对自然钟爱不移,奇异的山水草木描写几乎贯穿了艾芜的早期创作。他曾说:“没有自然景物,可以说就没有我的小说,我一想到大自然,就好像进入一种梦幻。”{19}南行题材中的自然景物既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艺术源泉,又增添了艾芜作品的艺术魅力。南行系列小说叙写的多是远离现代文明的边地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常常在颠覆现实社会结构体系的独特自然世界中,展开传奇的故事、刻画特异的人物,表现出浓郁的浪漫色彩。概括来说,艾芜笔下的自然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自由诗意的自然。在漂泊者眼里,亚热带那富于色彩和变化的气候和动植物,那独特的奇风异俗,无不充满诗意和神秘。无论是游走还是创作,艾芜一开始就与自然景物难舍难分,从川西到滇东,从野人山到茅草地,从曼德拉斯经仰光到槟榔屿,沿途无不为美妙的大自然所倾倒,“山里的峰峦,溪涧,林里漏出的蓝色天光,叶上颤动着的金色朝阳,自然就在我的心上组织成怡悦的诗意了”{20}。艾芜对滇缅的群山野径、森林大江、边地的花草虫鱼和江海的清风明月等自然景物展开大量诗意的描写,构成其作品独特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艾芜笔下滇缅边境那一片诗意的土地与天空,正是那些化外世界的人们自由突奔的天堂。在这里,正如《山中送客记》偷马贼大老杨唱的:“说荒唐来就荒唐,不纳税也不完粮,碰着官儿还要打他的耳光!呵呵,到处都是我们的天堂!呵呵,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21}《荒山上》的那位探路的强盗,在翻山越岭的疲惫和危险中,还不忘享受沿途令人怡悦的自然风光,仔细“欣赏他那临时挂在枝头,清清润润宛啭起来的乌鹂声音”{22}。虽然艾芜的作品时常会表现出一些没有刻意掩饰的生活阴暗,但是自然山水的描写使其大大淡化与消解,从而让人总能感受到一种积极的力量与乐观的心态,产生一种如野猫子所唱的美好希望:“江水呵,慢慢流,流呀流,流到东边大海头,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23}由于艾芜惯于将人物、情节融合进自然环境中加以表现,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超功利的原生态描写,使作品获得一种原始静穆的艺术境界,流露出一种崇尚自然的意味。
　　二是雄强险恶的自然。下层人们顽强生存的滇缅边境既是一个化外世界,也是一个荒蛮之地,除了诗意之外,可以说是一片奇崛凶险,但在艾芜笔下,边地雄强险恶的自然环境常常能从内心唤起人们固有的原始本能,激起强烈而蓬勃的力量,纵使有时稍显阴郁,亦绝不会让人绝望。在《山峡中》这样一个自然主宰的化外世界,险峻崎岖的山峡与人物的顽强奋斗交相辉映,使人物的本真性格立体凸现出来,真实又艺术地描写出那种绝处求生的奔波与命运。山峡中彻夜怒吼着的江水,作为魏大爷、野老鸦、小黑牛等一群流浪者生存的背景,显出一种雄强之力。其含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喻示这样一些人具有江水一样在险山中冲激而行的顽强力量,怒吼的江水可以看作是他们拼命搏击前行的象征,只有如此,才能在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伸起腰杆”,“抬起头”{24};同时寓示他们的反抗足以地动山摇、摧毁一切,社会越黑暗他们反抗越强,“夜愈静寂,江水也愈吼得厉害,地和屋宇和神龛都在震颤起来”{25},以致“两岸蛮野的山峰,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26}。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凶险的山视为残酷、恐怖的现实压迫的象征,黑暗夜中虽有难得的月色,但是朗月“把山峰的姿影、崖石的面部和林木的参差,或浓或淡地画了出来,更显得峡壁的阴森和凄郁,比黄昏时候看起来还要怕人些”{27}。边地的大自然在流浪的穷苦人眼中呈现出不同的意味,奔波人间的苦难、饥饿和死亡威胁,影响了他们对自然的感受。虽然在他们悲伤绝望时觉得自然恐怖残暴,但在与不平社会做生死搏斗时常常又是自然给予他们依托、力量与无尽的希望。
　　总之,艾芜一直以充满惊奇的目光,热忱地体验生活与观察自然,同时思索着自然存在的人。他对人生与生活有坚韧顽强的意志,对自然有着强烈的兴趣,在漂泊困境中挣扎求生的同时,不断把惊奇与喜悦的目光投向身边的自然景色,感受着大自然恒久的生机与活力,并渗透进自己的人生与创作。这一点从没改变,到晚年,艾芜有时候不容易入睡,只有“闭下眼睛,尽量寻找绿色的植物,或者一片青青的麦苗,或者一丛绿色的竹林……河流或者一片水塘”{28},才能慢慢睡着。对喜爱自然的作家作品,周立波曾有过精辟的论述:“遭受外人多年蹂躏的南中国,没有一处不是充满忧愁;然而流浪诗人的笔,毕竟不能单单写忧愁,他要追求生活,寻找生活里美丽的东西,……这一切灰暗,如果要靠那对远方福地的凝望来消解,那是过于渺茫了。为了疗救眼前生活的凄苦,他要在近边发现一些明丽的色调,于是他向自然求诉。……一转向自然,他就感到一种不能节制的神往。”{29}社会与人生的丑恶与自然的瑰丽雄奇,在漂泊流浪的“我”面前同时交汇撞击,灰色阴郁的人生如同泰山压顶,唯有怡悦的诗意自然带给人一种希望的动力与美的寄托,这其中当然包括融入自然的本真的边地人们。
　　从《南行记》可以看到,正是艾芜的人道主义视角与自然意识,使艾芜的作品不同于大多数的新文学作品,当时新文学作家几乎集中于对国民劣根性展开否定性的批判;而艾芜对人物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笔下粗糙的人物大多内蕴着健康或理想的人性与希望,批判的则主要是主流的社会历史文化。由于艾芜坚拒生存空虚,自觉地选择长期被忽略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作为主要的描写与思考对象,在边地自然背景下,另辟蹊径对其展开大规模书写,内在地呼应并推进了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先驱所提出的着眼于底层国民的文学革命主张,扩充了中国新文学的题材领域,赋予了中国新文学新的品质,显(下转第106页)(上接第103页)示出其人与自然契合的独特意义。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编号[07C321]
　　
　　作者简介:肖智成,文学硕士,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传播研究。
　　
　　{1} 张燕.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建构[J].现代语文,2007(2):30.
　　{2}{16} 赵小琪.艾芜早期小说的文化想象[J].文学评论,2004(5):22,23.
　　{3}{20} 艾芜.茅草地[A].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55,259.
　　{4}{5}{6} 艾芜.想到漂泊[A].艾芜文集(第10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58.
　　{7} 艾芜.我的青年时代[A].艾芜文集(第2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419.
　　{8} 艾芜.《漂泊杂记》改版后记[A].艾芜研究专集[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115―116.
　　{9} 高缨.在美好的边疆大地上[J].边疆文艺,1981(9):37.
　　{10} 艾芜.《南行记》重印题记[A].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9.
　　{11}{12} 人生哲学的一课[A].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7,30.
　　{13} 艾芜.偷马贼[A].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18―319.
　　{14}{23}{24}{25}{26}{27} 艾芜.山峡中[A].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61,163―164,165,153,152,163.
　　{15} 艾芜.私烟贩子[A].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27.
　　{17} 艾芜.我的旅伴[A].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54.
　　{18}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8.
　　{19} 吴红.香港归来话文学――访老作家艾芜[J].当代文坛,1986(2):56.
　　{21} 艾芜.山中送客记[A].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06.
　　{22} 艾芜.荒山上[A].艾芜文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78.
　　{28} 四川省作家协会编.文化老人话人生[A].沙汀艾芜纪念文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370.
　　{29} 周立波.读《南行记》[A].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艾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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