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再探“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成因】
时间：2019-02-12 05:33: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东南 五里 传统文化 摘 要:孔雀之所以要向东南飞而不是其他方向,是因为“东南”象征着希望和生机;孔雀之所以要每“五里”徘徊一次,是因为“五里”既蕴涵着依依惜别之意,又是当时人们一望即知的、距离最短的地界标志。
一
中国著名古典诗论家陆侃如先生在巴黎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有位主考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孔雀东南飞》中的第一句,为什么不说孔雀向西或其他方向飞呢?”陆先生立即回答说:“因为‘西北有高楼’。”陆先生的回答虽非常精彩巧妙,但对于孔雀为何要向东南飞仍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后人一直在不断探寻着这一问题的答案。
在所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探寻的观点中,最为流行的当属“意义虚化说”。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有很多方位名词的意义是虚化的,没有什么具体的实指。例如,“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句,并不是说北山就一定不可以放马;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这里的“东西”和“南北”只是虚指一个方向,可以被解释为“到处、处处”等等。因此,自古以来有很多人认为“孔雀东南飞”中的方位名词在意思上没有什么具体所指,其意义是虚化的。
不过,细思之下,“意义虚化说”也缺乏绝对的说服力,原因有二:第一,这种观点虽然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但再三斟酌之后,总感觉其还是缺乏一种彻底的说服力,总感觉在简单的文字背后还有一些尚未被捕捉到的信息。因为,“意义虚化说”只能证明使用“东南”这一方位词的或然性,却不能证明其必然性。第二,在汉乐府民歌中,并不是所有的方位名词都可以用“意义虚化说”来进行解释。例如,《东门行》中的“出东门,不顾归”。中国古代居民在选择房屋的朝向时一般多取坐北朝南、“负阴抱阳”的格局,之所以如此,除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外,也与日照、风向等自然条件有关。但不知为何,这句诗中所体现出的建筑格局却是朝东的。再如《十五从军征》中的“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什么一定要向东方看,而不是其他的两个方向呢?另外,在对《有所思》中的“有所思,乃在大海南”、《西门行》中的“出西门,步念之”等诗句进行理解时,也会面对此类的问题。因此,“意义虚化说”在解释这些诗句时是缺乏绝对的说服力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对于这些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诗句中的方位名词,究竟应如何进行理解呢?
近来,也曾有人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者认为,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故事发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小吏港。而小吏港又名小市港,因《孔雀东南飞》中的“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而得名。同时,他们还考证出焦仲卿家位于小吏港河对岸的焦家坂(今属潜山县),刘兰芝家则位于小吏港东大约半里处的刘家山村。从地理位置上看,刘家正好位于焦家的东南方向。因此,焦仲卿最后在诗中才会“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面向东南而死,而且正好与作品开篇的“孔雀东南飞”相呼应。这种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理有据,但细思之下,总觉有些牵强。因焦仲卿是“小吏”,此地就叫“小吏港”,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单指焦仲卿一人,而不是指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人呢?再有,这些地名最早出现于何时?《孔雀东南飞》这一故事的形成年代与这些地名的最早出现之间是否有着合理的先后顺序?对于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此观点的提出者均未给出较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文学作品的内容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绝非现实生活的完全翻版,如此丝毫不差的追本溯源,实在有些大煞风景!依据些许传说便痛下如此判断,有待进一步商榷。至于是否有利欲熏心之人在另有图谋,也未必可知!总之,此种观点虽可备一说,但实难视为定论。
到目前为止,也有一些研究者的观点为我们最终揭示出这些方位名词的真正含义提供了不少启示。例如,叶嘉莹教授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分析《古诗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楼”时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中国旧诗有一个传统:它的文字本身往往就能引起人向某一个方面的联想。……它的开头第一句‘西北有高楼’,就把人引向一种脱离世俗的高寒境界。因为,中国在地理形势上是西北高、东南低,西北是寒冷的,东南是温暖的。所以在中国的旧诗里,一提到北方或西北,就给人一种高峻、寒冷的感觉……”叶教授的解释说明,“东南”之所以给人以温暖之感,是因为地理形势上的原因。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会使人们一想到“东南”马上会有温暖之感呢?另外,也曾有研究者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中国人常常喜欢把“西北”与贫寒、不幸联系在一起,用“喝西北风”之类的话来表现贫穷之境、凄凉之感;与此相反,我们也可以用“东南”来象征美好幸福、充满希望之地。很可惜的是,这位研究者并没有具体论述一下他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人是非常讲究“五行”观念的。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里,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同时,阴阳五行家们还以五行与五方、五色、五季、五味等相配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其中,对于五行与五位、五季的相配,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其搭配结果如下:
五行:木、火、土、金、水;
五位:东、南、中、西、北;
五季:春、夏、长夏、秋、冬。
对此,古书中多有记载。例如,《管子・四时》中说:“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再如,《周易・说卦》还以八卦比附八方、八季等,也赋予了方位座次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中,它以震代表东方,为正春;以巽代表东南方,为春末夏初;以离代表南方,为正夏;以坤代表西南方,为夏末秋初;以兑代表西方,为正秋;以乾代表西北方,为秋末冬初;以坎代表北方,为正冬;以艮代表东北方,为冬末春初。其方向按顺时针转动,由东而至东北,季节则按春夏秋冬依次运行。
从以上这些搭配看,东南方位所对应的季节是春夏之交,或者说是春末夏初。而这个季节正好是非常温暖的,是一年之中希望和生机最为充盈的时候。这与叶嘉莹教授和后面那位研究者的观点正好不谋而合,同时,也为“孔雀为何要向东南而飞”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答案。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二句是全诗的起兴之句,借孔雀徘徊不前的形象来暗示刘兰芝和焦仲卿因追求爱情的自由和忠贞而告别人间时的依依不舍之情。为何要向东南而飞?因为东南之地是温暖、美好、幸福之地,充满了希望和生机,代表着刘兰芝和焦仲卿对自由爱情的无限追慕和向往,体现了他们希望以自我生命的主动消失来换取对美好理想的执著追求。夫妻二人的行为虽然放弃了自己生的希望,但却实现了自己对爱情的渴望;他们的生命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他们的心中却是无比幸福的、温暖的。这就是“东南”这一方位名词在这首诗里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含义。
当然,以上对这两句诗的理解与以前的诸多解释略有不同。不过,不一样的解释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错误的。
从总体上来看,以前诸多前辈对这两句诗所做出的解释,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这两句诗运用了民歌中常用的托物起兴的手法;第二,这两句诗是全诗的起兴之句,具有摄提全篇的作用;第三,孔雀向东南依依不舍而飞是要表现焦仲卿和刘兰芝二人在分别之际的彼此顾恋、依依不舍。
本文观点与前人观点的不同主要在于――“孔雀东南飞”这句诗所要表达的内容。在前人的论述中,孔雀向东南飞是要表现焦仲卿和刘兰芝二人在分别之际的依依不舍之情;而在本文的论述中,孔雀向东南飞是表现了夫妻二人在殉情时对人间生活的依依不舍之情。
但是,本文的这种理解也强调其在创作上运用了民歌中常用的托物起兴的手法,也认为其是全诗的起兴之句,具有摄提全篇的作用。虽与前人的诸多理解略有不同,但并没有根本上的冲突,同样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且,前后两种解释之间还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为,正是由于二人依依不舍,才会选择共同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爱情的自由;但正是因为要以自我的健康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对爱情的忠贞,两个年轻的生命才会对人世有如此强烈的留恋,才会如此地徘徊顾恋。所以,如果把两种解释结合起来,不但不会产生冲突,而且可以使这两句诗更加毫无疑问地成为整篇作品的起兴之句,更加鲜明地起到摄提全篇的作用。因此,本文对“东南”一词所做的文化性理解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同时,这种理解方法使得汉乐府民歌中原先那些解释起来较为困难的方位名词也可以进行合理、而且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了。比如,《东门行》中的“出东门,不顾归”。作品中的“东”代表春天,代表着一种刚刚展现、但仍不是很明显和强烈的希望;而作品中的主人公之所以要出“东门”,是因为他要出去造反,要通过武力来寻求生活的希望,但这一去生死难卜、结果难料,想要实现的希望在客观上显得相当渺茫。再如,《有所思》中的“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在中国古代,未来的夫婿简直就是一个未嫁女子的全部希望。因此,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才会对自己的心上人充满了期望,但这种期望有些超越了正常状态,简直有些异乎常态的、“火辣辣”的味道。不过,这正好与“南方”所代表的夏天给人的感觉――有些过于火热难耐、但仍然充溢着无限希望和期待相一致。所以,作品才没有被写成“有所思,乃在大海东南”或“有所思,乃在大海东”。但假如女主人公对未来的夫婿不抱任何希望,那作品也许就可能被写成“有所思,乃在大海北”或“有所思,乃在大海西北”等。因为,“西北”代表秋冬之交,“北”代表冬季,都会给人以寒冷、凄凉之感,都是没有什么生机、活力和希望的季节。另外,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秋天的到来意味着美好时光的即将失去,意味着人们即将面对的不再是春天的明媚爽朗和夏天的生机勃勃,而是秋天的草木萧瑟和冬天的满目悲凉。所以,每逢秋季将至,在那些多愁善感的诗人们心中,便会莫名其妙地增添些许难以言喻的悲愁,也促使他们创作出了众多此类题材的作品,并使“悲秋”这一主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宋玉的《九辩》、杜甫的《登高》、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陆游的《悲秋》、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等。而“西”所代表的就是总让世人感觉有些黯然的秋天,因此,“西”这一方位词就蕴含了一种忧叹、哀怨和凄凉之感。而在《西门行》这篇作品中,作者所着重抒发的就是一种对美好生命时光可能随时逝去的无比忧虑和万千悲叹。
依此类推,《古诗十九首》之一的《西北有高楼》中的“西北”一词也就不难理解了。整篇作品抒发了作者内心“但伤知音稀”的无比悲凉之情,与“西北”所代表的秋末冬初季节带给人的凄伤、悲凉之感完全一致。所谓“高处不胜寒”,斯人独处“西北”之“高楼”,内心的悲凉之感自然就会显得更加深重了。
至此,“孔雀为何要向东南而飞”这个问题也就有了一个新的答案。
二
在讲授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时候,有的学生也会问这样一些问题:孔雀为什么要每“五里”才徘徊一次呢?一里乃至一米不行吗?它怎么就知道自己已经飞了五里呢?如果要是体现它对某些事物的留恋,不是每一米就徘徊一次更有表现力吗?
首先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人还是鸟,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已经走了或飞了多远的。那么,这个让孔雀知道了自己已经飞了多远的外在物究竟是什么呢?经考证,作品之所以这样写,与当时的亭邮制度有关。
早在西周时期,由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有大量的信息需要传递,于是就产生了置邮传命的制度,负责邮递的专职人员被称为行夫、驿使或递夫等。为了方便这些人休息,便在沿路按里程设了一些建筑。如《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凡田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室,室有候馆,候馆有积。”
到了秦代,国家更是确定了一套通行全国的邮传制度:为政府传递公文的叫邮,为在途中的政府人员提供车马食宿的叫传(传舍)。而且,开始在交通干线上每隔十里设一个亭,以供在途中的政府人员和老百姓休息。
汉代基本沿袭秦代的邮传制度,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细致的规定,使驿站制风行天下。汉朝的驿站按其大小,分为邮、亭、驿、传四类,大致上五里设邮、十里设亭。如汉人应劭的《风俗通》中说:“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另据《汉官旧仪》记载:“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
此后,民间也自发在很多交通要道筑亭,基本上为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专供旅途之人在此纳凉、避雨、歇息,同时也可作为迎宾送客的礼仪场所。如《白孔六贴・馆驿》记载:“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也正因此,才使“长亭”和“短亭”成为了话别之地的代名词,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十分常见的、蕴涵着依依惜别之情的典型意象。如北周庾信在《哀江南赋》中说:“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宋代柳永在【雨霖铃】中说:“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等。
综上所述,孔雀之所以“五里一徘徊”,原因有二:第一,“五里”之亭是当时迎宾送客的礼仪场所,在当时是最为明显的、距离最短的明确地界标志,一眼即可辨出;第二,五里短亭是中国古代人的话别之地,也使得“五里”一词蕴涵着依依不舍、徘徊顾恋之意,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所要表现的情感正相吻合。
作者简介:司全胜,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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