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为官之道|盛宣怀档案

时间：2019-02-12 05:47:1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庚子事过，慈禧太后回宫搞“新政”，人事大变。李鸿章郁郁而终，盛宣怀也灰溜溜地回上海丁忧，虽然头衔未变而且还能在上海继续作借款谈判，实际上无职无权，而又不甘望空兴叹。于是派出一名得力的探子，名为陶湘其人，常驻北京，及时密报政情，企图再起。此人虽属一名芦汉铁路监督，但有职有权，善于打入机要部，摸宫廷动态，有时还在洋人处走走，来头并不为小。他以快马向盛及时交出密报名为“齐东野语”(代号)约数十件(大部已为盛宣怀毁掉)。从《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一书中，可以看出盛当年为官之道。
　　那时候，铁路这个不祥之物，正成为朝廷言官弹劾的对象，他们纷纷上奏盛宣怀与洋商借款不干不净，“假公济私，收租中饱”。盛宣怀主管电路，确实在“合资经商”，而在修建铁路中，又合伙“私卖官地，勒买民田”。在外地为非作歹，且不必说，就在北京帝都的东河沿占地一案未了(据说是为盖栈房圈地)，西河沿占地之争又起。至于借款中间，则不仅“收有公费”(指公开的折扣)，而且另有“厚禄”。
　　陶湘在其“齐东野语”中献计献策，认为形势必变，但目前对他极为不利，为安全计，此刻不如“借病告退，统行交卸”。以此种以退为进的战略，“不必一年，必将复起”。目前之计，也不要冒充硬汉，认为“我们一尘不染，何需应酬”，倒是要分期分批地“每年筹出若干(银子)对于当权要道妥为安排”，舍此之外，别无良策，“倘若不请退，不应酬，任其悠悠，必将是非不白，(垮台)而后已”。
　　盛宣怀照计行事，此后的所作所为，完全采取了陶湘的积极行贿的策略，陶湘在北京有一所公馆，“寓中，以惟某一人，各事均秘密不泄”；收信拆信者，“均留某室人拆阅、收留”；密码“电报系儿子所译”。所以要由其全家包办者，“惩前毖后，不得不然”。由此可见，其中确有不敢见太阳的黑货，而这些机密之能局部传留下来，既系空前，亦属绝后。
　　盛宣怀的“为官之道”，汇录如下：
　　一、孝敬慈禧，投其所好。八国联军烧罢圆明园，又抢光颐和园。慈禧回宫后，即要宫内及颐和国恢复电气照明，但一时赶办不及，而盛宣怀敬献宫内及颐和园全部电灯各一套，计价白银十三万四千余两，由德商荣华洋行赶装，大受宠幸。
　　二、上下打点，贡外加贡。一九○四年十二月，陶湘在其“齐东野语”中提到：“世中堂在贡外加贡”事，“颇得慈欢”。慈禧贪多不厌，对于世续送来一大包“贡外之贡”，以为必系奇货异珍，殊不知打开一看，不禁哑然失笑。这位中堂不怕繁琐写了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系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用。”上(指慈禧)曰“何必如此多费。”陶告盛称：“乃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要盛不惜花费，多多益善。
　　陶湘又称：还有令人意外的事，即老太太(指慈禧)扣发下人的赏钱一事。某福晋入大门，赏太监二百两，老太太谓“汝光景不好，……以后不必再花费”。后此福晋再入大内，未带赏钱。时太监来索，此福晋即以奉懿旨告之。太监乃诉苦道，还是要讨赏，但“万不可由上面转手，否则我们即分不到手”。此之谓必需“贡上加贡”的另一个方面。
　　三、炉房“过户”，不留痕迹。一九○七年一月，陶湘向盛宣怀密报，谋官之计，在于“运动”大太监李莲英。据报：“青公(李莲英代号)的炉户(当时钱鬼子的银号称炉房，此房为化银而设，但能开出支票代银使用)甚多”。若向李莲英“运动”差事，不要送银子，而是要送银票。“青公事事谨饬，苟非素识者，不肯稍露痕迹”。向彼行贿，要以炉房之银票“过户”，一律按照世间向例，存银取息，但要写明青公代号，才能转手之间，收受过程，了无痕迹。李莲英深通现代汇兑，采取票号方式，比起出入整箱银子，招人耳目者高明多多。盛宣怀依计行事后，“青公”报以水烟袋两支，并令人传话道：“盛某向来能办事，我们知道。”陶湘传此话时说，万不能小看“这两支水烟袋”，认为它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四、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庚子事后，为时不久，慈禧病死，袁世凯罢斥，盛宣怀为保持禄位，更加放手行贿，贻笑中外。新起的海军大臣载洵、军谘府大臣载涛、度支大臣载泽、陆军大臣荫昌以及摄政王这批皇室亲贵要起钱来如虎似狼，必须因人设事，善于对付。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与商部尚书载振，虽系父子，但以其地位不同对盛的行贿亦应取不同的方式。一九○七年，奕七十整寿，陶湘为盛具名送日本金币“一数”(这个数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奕公然专函致谢：“百拜承嘉，五中增感”，不愧为收贿老手。载振同年三十正寿，陶称：“振贝子主管商部，承办铁路查帐，未便送现款”，究竟如何表示“应酬”，未详。肃亲王寿辰，以盛办的通商银行银票“五笔”，不记名红封致贺，使对方一望而知，不落痕迹。至于载洵则开口向盛“借款四、五数”，其不知耻也如此。而盛亦必然而要如数打点不误。
　　五、及时“换马”，制造舆论。一九○七年十月，陶湘在其密信中透露出盛宣怀对他已不信任的话来。不久，盛宣怀的侄儿盛文颐接了差使，不断发出密报，代替了陶湘的“齐东野语”。盛文颐懂得利用报纸制造舆论。如他在一次密报中说：“现在摄政专阅各报，尤以天津《大公报》为最，而《大公报》尤痛恨项城(指袁世凯)。”一九○九年三月，他又为盛宣怀制造“复职”的空气，在某报上刊出“某官保由沪派人入都”，用来暗示他将复职，其顶马已经露头。
　　盛文颐的密信，确是比陶湘有高一筹之处。他在一九○九年七月的一封密信中综论清廷政局说，“摄政(王)貌似精明，实在权均操之于涛(军谘府大臣)洵(海军大臣)，从中总机关尚在福晋八姑奶奶(系载沣之妻，荣禄之女)。所以两介弟结好于八姑，而能使乃兄之言听计从。”并告知盛宣怀行贿之道说，“八姑专爱钻戒，两弟则既爱财，又爱马，欲念不甚大，而两介弟之总管更易交纳，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明知长者(指盛宣怀)素不肯为，无如即使略费数文，转瞬仍可取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偶以为之，恐无后患也。”就此信而言，盛宣怀在北京的密探，绝非一个。
　　绝非“偶一为之”的盛宣怀，而是又通过盛文颐手，收买新闻记者，“吓骗于前”、“笼络于后”、“格外交结”、“尽欢而去”，以此混淆黑白，掀风鼓浪，为盛宣怀升官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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