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读书札记】读书札记

　　选自《谢觉哉日记》 　　 　　 　　谢觉哉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一起，当年被人们誉为“延安五老”。这五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离开了人世。每当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怀念和敬仰之情。
　　他们的著述，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而且也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价值。《谢觉哉日记》就是这样一部好书。
　　《日记》记年久远，珍贵翔实。《日记》记录了谢老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中间有的日记在战争中佚失)三十年间漫长革命生涯的所闻、所感和所历，展现了他前大半生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历程。《日记》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真切地记载了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党史上重大的事件、重要人物的言论和行动，评述了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日记》载录了谢老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史、哲、经、教、法等各种书籍的读书笔记和诗文评论，包孕丰富，精见时出，给人以启发。《日记》征集了谢老撰写的大量政论、杂文和随感。这些文章体现了他实事求是、表里如一、谦逊厚重的作风。文章深入浅出，娓娓动人，有时虽仅寥寥数语，却能发人深省。《日记》还收选了谢老创作的大量诗词歌赋及其它作品。这些作品风格多样，感情真挚，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精湛的艺术才华，是谢老形象的真实写照。
　　这部日记虽长达八十万字，读来却不会令人释手。读着它，我们象置身于中国革命历史的画廊，观看着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又象追随着谢老的足迹，一步步重新经历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走过的难忘的历程。
　　老成凋谢，仪范犹存。经过有关方面的整理，《谢觉哉日记》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为《读书》杂志选出其中部分读书札记，先期发表，以飨读者。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四日真正的革命家，至少必具有两个条件：深渊的学识和奋斗的精神。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德国最有名的无产阶级的二大革命家，三年前在被拘捕的途中被人枪毙)二人在狱中、战场中的书信说：“你的生命，应该是辛苦奋斗勤劳的生命；不是安闲过快活日子的生命。但正在这里，就有你的快乐了。”“我的生命，直至今日，不论旁的，总可说是快乐的了。当我奋斗得最亡命，我的痛苦最酷烈的时候，也就是我生命最快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孤零零的躺着，静养在冬天的黑壳里――在他的黑暗烦闷束缚里――不过我的心依然鼓动着一种不可知道不可理解的内部的欢喜，好象在融融日光之下，走过牧场一样。”
　　卢森堡说：“社会主义，由法律建设，是没有的一回事；并且他也不能由法律建设，虽然最为人们所欢迎的政府，他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定要靠很多的人民和无产阶级建设，要靠个个劳动者。”
　　
　　一九四一年七月五日连日翻阅解放社印近代史参考材料：戊戌政变的失败，六君子康梁等太躁进了一点，不知道调整人事，顾及舆情，因为性急，致不择人，给袁世凯以告密，可见办事是不容易。谙练二字最要紧。当然，这不能责之于那少不更事的书生。读李秀成口供，可见成大事，内部团结的重要。自古互相疑忌坏长城，所谓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也。这两个教训，对我们还很有用。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文史通义》内篇四名上说：“天下之名，定于真知者，而羽翼于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夫真知者，也先自知，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则多矣，似有知，故可相与为声名；实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可谓见道之语。毛泽东同志不轻臧否人。我听到他说：“何叔衡同志不能谋，而能断。徐特立同志佩服他的多，了解他的少。”片语中綮。然而毛泽东同志的自知，在他许多文件中发言中，谁也没象他的坦白。
　　一九四二年七月五日物的毁坏由于“有间”；世界上找不出永不毁坏的东西，即是说没有不“有间”的。“有间”即可以“入”。要审出他的“有间”，而又具备着入间的“无厚”。庖丁“目无全牛”，我们则“目无全敌”。封锁沟，封锁墙，碉堡线，铁壁合围，固然不过是线上的点；而敌军的部署上，敌伪的关系上，敌和民众和士兵的矛盾上，处处都大开着方便之门。间隙大，入的可以大点；间隙小，入的不妨小点。这就是所谓“恢恢乎游刃有余”。
　　游的目的在于击，避免敌人的优势，找寻或制造敌人的弱点，要善于游才能做到，要敌人不知其游才能做到。然后一到击的时，可以乘其不便，占些便宜，然决不会有仅仅“缚鸡之力”就可以“搏虎”的奇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是指整个战争说。至于战役，则总不外以较优的兵力消灭敌人较弱的一部。一部消灭了，其他部可以闻风而溃；即使不溃，今天消灭其一部，明天又消灭一部，逐渐改变为我优敌劣形势，所谓“聚小胜为大胜”，也即是“以我上驷，当彼中驷，以我中驷，当彼下驷”的办法。
　　续范亭先生曰：“吾于庖丁解牛，孙膑赛马，得游击战之术焉。”
　　
　　一九四三年三月 二十日看袁小修《珂雪斋文集》，袁为公安三袁中郎之弟。文古颖，好考证。他称“共山，共伯和所居也。昔周厉王出居于彘，共伯和摄王位，故改元共和。厉王死，太子靖返国，共伯和遂归共。鲁连子曰：和有玉德，尊之不喜，发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庄子云：‘许由娱乎颖阳，共伯得乎共首。’共和让王，高蹈之迹，与许由同，而马迁不惟不列之传，乃指共和纪年为周召共和之故，亦太疏矣。”――此说前未见过。
　　昔读《伽篮记》载仙隐起逸之言云“自永嘉以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击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册书皆非实录”。以此例知编册所载，“则万善毕集，钺则众恶咸归，未可尽信也。”(同上)昨和林老谈自辛亥至今，我们目睹和身经的革命事实，文与献已有许多不足征了。尤其是我党自大革命至内战时的史实，大部分负责同志被牺牲，文件被毁灭。现即纂述，已很不全，过此则老成凋谢，更难为矣。
　　曾见未参加苏维埃运动的某同志编的《中国问题讲义》，鸦片战争至大革命，说得不错。但说到苏维埃运动，就不大象。“是史料太少之故。”如有人亲历过鸦片战争直到民国革命，也许他看了前一段也说不象。自来编史的人，不能是身经的人，所以史不可尽信，史实能保留的只能若干分之一。不过史料保存得多，去实际就较近，此点现在要注意。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连日阅梁绍文《南洋游记》，备载英荷政府对华侨的狠毒，荷政府犹甚。我们不能忘掉帝国主义终是帝国主义，不要被其欺骗；要脱他羁绊，纯靠自己。大战前泽东同志说过：在一副锁链刚解下，另一副锁链还未套紧的当儿，是我们挣扎的好机会。现在看：这个机会只我们半殖民的大的中国还有。象缅甸、安南、菲律宾、南洋诸岛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而是后门的狼夺取前门的虎的口中物，虎口不得不松，因为狼爪抓得太紧。哪有被抓物挣扎的余地？我国则虎口吞不下，暂时放下，狼爪抓到的还有限。天地很大，容我回旋。然而我们统治者震于列为四强之一的谰言，不自振作，勇于内哄，狃于近利，不记前慊――前途殊为可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杨谏孔明：“……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执耕婢典……其家主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而已……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孔明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如实如所言，杨与孔明都说得不对。为治者岂能坐而论道，不悉下情？又岂能凡事都躬亲不信任人？前者是官僚主义，后者是事务主义，都不是为治之道。
　　
　　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重读《共产党宣言》。
　　象宣言本身所曾声明的，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将视当时存在的历史条件而定。因此，第二章末尾提出的基本办法并没有给以特别的意义。
　　贯彻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是：任何历史时代的经济的生产，以及必然从它发生的社会结构，形成这时代的政治的和心智的历史的基础，与之相适应的(自从原始公社土地占有瓦解以来)整个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现在到达了一个阶段。这时候，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把整个社会永远从剥削压迫与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那就也不能把自己从剥削它与压迫它的阶级(资产阶级)那里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是完全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同时代表全民族利益，且为此利益而努力奋斗。
　　马克思对宣言所提出的原则的最终胜利，是具有完全信心的。而这种信心是完全依据在工人阶级智力的发展之上的。这种发展是共同行动与互相讨论的必然结果。反资本斗争中的事变与变动(而且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给斗争者说明，他们从来所使用的万应药方是不适当的。而使他们的头脑更易于接受关于工人解放真实条件的透彻理解。
　　……他们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而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找寻援助的一些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
　　劳动者的智力是无限的，要在行动中集体中才能发掘出来。自命为有知识的人，常常是最无知识的――这是指自满于知识的人，而不是说知识无用。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阅戈宝权译《六月在顿河》，爱伦堡作。
　　爱伦堡有力的短篇内，很多新奇句子：“好几个十年都被缩短到这短短的一年里来。”“现在这一次战争是由那些很少梦想到战争的一代人来进行的。”“我们失掉了许多和平而安静的城市和朋友；但我们也得到很多东西――我们得了澄清的观察力，有力的憎恨，狂热的爱国主义和苏联的每个男女的生长成熟。”“胜利是不会从天上降下来的，这必须从大地的深处和从心的底层扭夺过来。”
　　“我此地可讲的并不是关于新的装备，也不是关于完备的武器，而是关于人们的经验。”“假如我们面前有一个胆小鬼，那我们就告诉他：‘不要屈辱自己的母亲吧’。‘我们要把他们在近日来所占领的城市里――这些城市的新的疮口还在透着余温――赶出去。’”
　　“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生存空间。’”
　　我们不仅要学习群众中已存在的生动语言，还要从现存语言中创造生动的句子。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日《容斋五笔》：人生五计：十岁为童儿，父母膝下视寒暖燥湿之节，调乳哺衣食之直，以俟成立，其名曰生计。二十为大夫，骨强志健，问津名利之场，秣马厉兵以取我胜，如骥子伏枥，志在千里，其名曰身计。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择利而行，位欲高，财欲厚，门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计。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间，智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过隙之驹不留，常随缘任运，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蚕作茧，其名曰老计。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阳衔山，倏尔就木，内观一心，要使丝毫无慊，其名曰死计。
　　此是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士大夫阶级的计，冒称为人生，正如资产阶级以自己阶级为全民代表一样。五计内容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制度，如边区生活已有改变，因而家计、老计、死计大有不同，三十至四十图进取，为社会做番事业，家就包在事业里面。五十、六十仍然和三十、四十差不多，只经验较多，持重，能影响年轻者。而老计也会逐渐推迟。
　　“内观一心，丝毫无慊”，实则是无所不慊。
　　人的污浊，剥去一层又有一层，发现是智，敢剥是勇。脑子是可以锻炼的，患在不用，用则就开坼，就会坼开得多。作诗一首：
　　
　　似笋层层剥，如丝乙乙抽；久抽方见智，未剥不知羞。
　　百拭叹尘尽，千锤意义道；自来斗道损，心迹景回由。
　　
　　一九四四年五月四日不识字的诗人，以前有过。沈庆之不识字，宋孝武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老朽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世，自愧张子房。”众坐称善。沈庆之虽不知书，大概左右有文人，混惯了，文人气颇重。不如我们的劳动英雄，周扬同志誉为不识字的诗人孙万福，全是民间气味。周扬同志笔录了五首载《解放日报》，录其二如下：
　　其一：咱们劳动英雄来开会，延安的头一景。看了生产展览品，咱们毛主席号召――蟠龙卧虎高山顶。万丈高楼从地起，咱们劳动英雄回家，个个心欢喜。
　　其五：他蒋介石比如一个妖蛇，他入乌江，乌江岸上放毫光。他的死水怕杓来舀，江静水干他自己亡。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再阅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及中央社攻击郭氏的社论，原来郭氏只科学地叙述历史，现代的崇祯与吴三桂却老羞成怒了。“……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已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国民党的十七年，不是比崇祯还不如吗？“……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则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此剿中也渐渐受到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蒋介石以为在叙述十年内战了。而叙述李上书请令臣宰报名输官，李信劝出票赈饥，崇祯皇库藏金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及挟拶降官搜括赃款……更象有意戳中蒋宋孔陈等的血仓。“做贼人心虚”，只好出来大骂一顿。然而人赃俱在，无法否认，只好说：是我偷了，但只能任我偷，你们不应反对我且应拥戴我。道理就是：“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以北乃黄河流域以李自成为首的流寇，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所得的结果就是二百六十余年……”所以人民不能反对今天的崇祯和吴三桂。
　　在这篇社论里看到国民党死的征兆。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昨夜看《同志，你走错了路》话剧，很好。反映山东某地实事。郑板桥诗“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当面石涛还不学，何说万里学云南”。学画然，学革命理论或学某革命典型人物亦然。全学，失去自己――教条主义；全不学，不能发展自己――狭隘经验，二者都不免失败。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欧阳修喜教人以吏事，人问之，公曰：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可忽也。(见《容斋随笔》)看旧书很有益，可以知道历史，吸收经验。尤其司法部门。不是空翻翻，而是要看出好处及破绽所在。民国二年，我在安化高小教书，时二次革命失败，佛学会猖獗，到处收回曾改设学校的宇。安化教育会址原系子，佛学会耸原住和尚告状，不仅要收回子，还说里原有何宝物要追究。民政司任福黎又令安化司法官妥办，被告都是青年书生，大惧。那天堂讯，司法官搬出案卷，指原告说：“我已查得此是绝产，原和尚某光绪二十年死的，无后，当将产业托安化士绅，维持香火，你是光绪二十一年被召来服侍香火的。此产非汝有，已属公家，公家将他作何用，于你无涉。只招你来时答应你养老送终，现断给你一百元；你老了，免你妄告的罪。”这事两方都不知道，法官在旧卷找出，法官姚姓，名忘记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江南见闻》录大清告示：“大清国摄政叔父王令旨晓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道，尔南方诸臣当明朝崇祯皇帝遭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官一夫，不见流贼一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也。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予是以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属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戳，妻子为俘。倘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朝诸王一律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檄到之处，民人毋得惊惶奔窜，农商照常安业，城市秋毫无犯，乡村安堵如故，但所用粮料草束，俱须预备运送军前。兵部作速发牌出示，令各处官员军民人等及早互相传说，毋得迟延致稽军务，兹特晓谕，咸使闻知。”
　　日寇对国民党反动派说：共产党为尔大仇，抗战只是帮助共产党的发展。多尔衮对明朝文武官员等说，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罪在不赦。虽是征服者的阴谋，却甚合乎事实。明末农民起义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对压迫者的斗争，在压迫者眼中看这件反常事体比外民族侵入还要严重，或者视外民族侵入“正中下怀”。所以清国侵略者说我来是为你们报仇，对你们有莫大的功，而的确也有不少所谓“仗义死节”的人，一面抗“贼”，一面降清。《榆林城守纪略》中记李昌龄等被擒：
　　“自成曰：‘吾虚上将以屈四将军，奈何固执不相与共富贵。’昌龄等骂曰：‘驿卒敢大言！吾辈朝廷大将，草窃不久且灭。’……自成笑前解四人缚，世威叱曰：‘勿前污将军衣’……”
　　何等的阶级神圣！而且昌龄等死时深悔没有把河套的蒙古兵请来“早灭此贼”。掘李自成祖坟的米脂知县边大绶，自成曾呼过他：米脂是我故乡，你不要乱搞，后来被自成兵擒着：“你伐墓人耶！”“万岁爷取汝作官，无恐也。”然而边大绶写的《虎口余生记》怎说？
　　“……然彼闯贼糜烂我人民，蹂躏我疆土，胜国挫衄之余，不能一矢相加，赖本朝震迭之威灵，使枭獍之徒，不遗噍类。吾知大明十四帝之灵，必有含笑于地下者！兹绶奉部檄谒选来京，行努力兴朝以图报效，故历叙伐归田以及被执脱难始末，勒为一册，俾后之君子得以论世知人，以悯其志而悲其遇云尔。顺治元年仲秋既望，原任米脂县令任邱边大绶识于长安僧舍。”
　　李昌龄等没看到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死有遗恨，边大绶看到了，“行将努力兴朝以图报效”。然而却都是屠杀农民“义不屈贼”的“英雄”。
　　对照一下历史看：十年反共内战，帝国主义军事顾问团，先安内后攘外，“敢言抗日者杀勿赦”；“抗战失败，天下是日本的；胜利，天下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来，我们还有饭吃；共党来，我们没有饭吃”……
　　现在的李昌龄、边大绶，还是一脉相传；现在的多尔衮――日本侵略者也非常懂得现在的李昌龄、边大绶辈心理。不同的时代变了，现代的多尔衮、边大绶、李昌龄终于要送进坟墓。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洪武二年，诏天下立学，刊布条规十二款，其第二款：一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报告，大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以行止有亏革退。要纠正杠帮，骂詈官长，为首者问遣，余尽革为民。(见《涵芬楼秘籍松下杂钞》下卷)
　　清朝卧碑有“生员上书言时政的照违诏论罪”。专制者拉拢读书人又防止其活动，其毒辣真无所不至。
　　生比童高，童比平民高，生童可和县官私室相见，生童滋闹，县官照例优容，“侮辱斯文”是为了不起的罪名。这是腐化人民中的知识阶层，使与人民隔离而作为统治者的爪牙。然而这群生童人不算少，政府不可能拿利禄来全收买，于是设学官管理他。要他守卧碑，否则也是了不起的罪。每年考，今年不中，明年又来。一块骨头，吸住了无数狗，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边一个圈。)而以行止有亏革退，斥为民等(那边一条鞭)，又为防止有识穿这圈套的，于是思想统制，成为专制者直到现在的无上法宝。
　　黄巢、张元、吴昊……都是不第秀才，每次农民革命，总有不得志的生童举人做他谋主，这就愈见专制者这条政策的重要。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阿Q正传》说：“这老爷本姓白，但因为合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所以不必再冠姓，说起举人来就是他。这也不独在未庄是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也都如此，人们几以为他的姓名就叫举人老爷的了。”
　　前清，二品以上叫大人，以下叫老爷。在某种范围之内，如衙署里家庭里或某一地域里，如没有别的大人老爷打混，那末大人老爷之上，倒不冠姓，说大人老爷，人们就知道是某某了。有钱的、读书的，有变为老爷的可能，所以虽还没得到功名，人就叫他老爷；一入官场，已老爷了，但可望升到大人，“少个礼不如多个礼”，不妨就叫他大人。四○年我去庆阳，过黑水寺(尚非边区)，联保处办事员见我有几个护送兵，叫我“老大人”，第一次受到这样宠呼，肉有点麻。民国三十年了，北方犹有“古道”，南方毕竟比北方进步，老爷大人不多见了。然做过官的，虽是暂时职业，却得到终身名称。几十年前做过几天县长或厅长之类，直到而今，仍呼为县长或厅长，在他那范围内，例不冠姓。他的姓名为某某长代替，真姓名反而不彰。共产党应该不然了，然而流风未泯，甚至有子对父不说我爸而说什么长，父对子不称我儿而称什么长的。某至苏联回者说：“苏联一例称同志，我初回听了这里许多称呼，很听不惯！”他不知道中国是官国，虽然革命了，人们总不免要咀嚼官的余味。虽贤者不免。完全去掉，恐还在一二十年以后。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野三坡(菩萨蛮)：九世复仇有远计，一成中兴负奇气。遁荒是暂时，后人知未知？陶氏桃源记，奋斗嗟无力。都是桃花源，才有桃花源。
　　专制者玩弄知识分子，有时真正象投骨头给狗吃，知识分子也真象狗一样，抢吃，对主人摇尾。前清县府考完了场的，得吃一顿饭，我吃过这样冷酒菜。《儒林外史》张大夫说：“我儿子学做文章，时请少爷赏个批，将来应应考，骗碗汤丸子吃，我可挂儒医招牌了。”多贵气的汤丸子！宋朝大学生陈东等闹过事，后来权奸就收买大学生做攻击政敌的工具。贾似道悬赏格征文，末等也赏钱几百贯，学生们歌功颂德，说天下已经太平，贾相公功高无比，时有诗云：“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和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蒙古岱守江西出钞市酒来收买士人，蒙古岱死，士人作祭文：“公来何暮，公去何速，呜呼哀哉，江西无福。”清朝的官课，新官任的观风课，书院斋课――历朝也有――都是掷骨头驯伏恶犬的办法。有时也给长衫客一顿饭。满员乌某，一次给应课人吃饭。吃饭者抢吃，乌某笑说：“好似一群老鼠！”旋在案上获得一联：“鼠无大小皆称老，龟有雌雄总姓乌。”官固是龟，读书人也确是鼠。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板桥题画：“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此语可用于领导，用于思想方法，“预见”，“计划”，做事之先必定有。后来的事实，不一定与“预见”、“计划”全符。要看情况而补充与改易自己的预见与计划，否则不是盲动即为教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一九四三年六月看《行知教育论文集》，写了一点感想，能推尊他而不甚满。今知不满的两点，陶先生早已改过。钱俊瑞文上说：“他(陶)善于自我批评，善于改正自己错误。当他发现实验主义的认识论有错误的时候，立即把自己的名字知行倒过来改为行知，表示从实验到认识、在实践中认识的正确观点。当他发现教育救国论有错误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直接参加和领导民主运动与救国运动，并正确的把大众的教育作为群众的政治启蒙，成为放到战场上去的有力武器。”上午休息，下午看陶先生遗著展览。陶先生不只是特出的教育家、革命者，还是位革命的文学家。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今天把《西线无战事》看完。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
　　不钻入人的生活的深处，不能写小说，要多懂点社会情况，人情世故，宜多看小说。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看李健侯著《永昌演义》。
　　崇祯临死草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不是“诸臣误朕”，应该是“朕误诸臣”。郭沫若说得好：“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沉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他一转眼间依然倚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陟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言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段话也是现在的独夫写照。现在独夫近在陆大讲话：“都是你们不争气，致我受此侮辱(指《驳蒋介石》)”。实则是自己不争气，才有部下的不争气。崇祯尚可以欺世，连李自成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现在的独夫则不可能有此幸运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翻本杜诗看看：杜甫在秦州，几个小儿女饿死了；晚年在耒阳，饿了十多天，忽然得到白酒牛肉，这位绝代诗人就胀死了。
　　乾元二年杜甫弃去那华州的小差事，流寓到秦州，穷得很，自己打柴，采野果子、挖野芋头(黄独――蹲鸱之类)，工具只有一把镢头，做他救命的宝贝(长：“白木托子以为命”)。冬天雪封了山，寻不到野芋头的苗(“黄独无苗山雪盛”)，衣服又薄(“短衣数挽不掩胫”)，手脚冻麻痹了(“手脚冻皴皮肉死”)，只好空手回来，回来怎样？那饿得“一丝两气”的儿女，没有劲吵了，冷清清的(“男呻女吟四壁静”)。杜甫从秦州搬到同谷县，只听说同谷易得找吃，那里山药多，也有野蜂蜜，还可挖到冬笋(“充肠多薯蓣”，“产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我看这是饿昏的人的想法，到了那里，还不是一样。史称杜甫自负薪采，儿女饿莩者数人，就在这时。
　　后来他的朋友严武在四川做大官，他去做客，饭总有吃了，筑了几间草房，吃、住问题算解决了。不久严武死了，杜甫又流亡，仍过其半饥的生活。唐代宗大历五年流亡到湖南耒阳，有十几天没吃饭，耒阳县令听到，送点白干和牛肉去。这位老先生不懂得饿久的人肠子小了，不能多食，饱吃了一顿，胀死了，时年五十九岁。
　　我深深感到不合理的社会，对于抱天才的富正义的人的惨酷。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草边宪①的几点经验。
　　边宪草修改在十次以上，最初稿已全不存在。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苏联法系，初颇景仰苏宪，后又接近英美，最后决定我仍是写边区的，写中国的边区的宪法，不学英美也不学苏联。人类生活发展规律，我国和外国有许多相似，因此，研究外国宪法对我们有帮助，不吸收他们的经验，限制自己在小的时空圈子里，不能写出合适的宪法。但我们是写自己的宪法，要句句是自己的。国内某些宪法学者“入主出奴”，我们没学过宪法的人，这过程倒走得很快。
　　斯大林说宪法是写已经有的，和纲领是写希望有的不同，是从来宪法学者没说过的真理。这和毛主席说国体是表示社会阶级的支配，政体是支配阶级保护自己之未为前人说过的一样，边宪是根据边区已实现的东西写的，但多少也有点纲领性，即尚未做好及正待做的也写了些。不过不是理想，而是已有了经验基础和人的能动的根据。不是要待将来的证明，而只是以法律确定促人去实践。
　　抄袭模仿不能免，参考参考，模仿模仿，但绝不顶事。凡是抄的，外国的，总不尽合于中国及边区情形；中国的，以前所讲宪草大部关起门写的，不合实际。一经研究，非改不可。在他是好东西，在我不定是好东西。不要以来头大，就轻于接受。
　　所谓“立法技巧”，即修文严整，字句不繁，这是要的。但重点在要而尽在不烦，要考虑其内涵及将来解释不发生毛病。
　　专家的意见要尊重，因为专家晓得我们所不晓得的东西。但不是听了就得，而要去考究其来源及是否合乎实际。这里非专家应向专家学，把经验提升到理论。专家应向有实际经验者学，把理论与实际结合，有助于实际，且可开展新的理论。
　　集体起草最好。反过来，覆过去，讨论一次，有一次进步。可以集中意见，也可以训练自己，是作也是学。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六日《武者小路实笃》，爱罗先珂著作。理想是高的，五四时代受到不满意现时代制度的青年们欢迎。然而很快过去了。时代已不允许我们以空想自慰，而是迫切地要求实践。苦恼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科学的社会主义马上就代替了空想。有一位朴素的回民对我说：我们回教是有天堂的。但怎样上去，我们不知道。你们共产党指出了怎样上去，现实的上去的法子，所以我们回教要和共产党结合。
　　外国的近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经验，要研究它、吸收它，因它比我们进步。但必先了解中国的土质，然后可移植外来的花果。因此，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经验，也不可不研究它吸收它。排斥其毒素，采取其优良，认识其特点。可惜这类书太少了，而且很少人去整理。――“对今天的中国，若明若暗；对过去的中国，漆黑一团”这一警告，没太引起注意。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看了几本大清律例残书，有两种怪律，以前未听说过：
　　刑律杂犯内“凡乐人搬演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兵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刑律谋叛条例内：“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案刑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
　　一部大清律，全是为压迫人民保全皇位设的，无微不至，残酷非常。
　　
　　①指边区宪法。――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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