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不等式_现代化的四个不等式
时间：2019-02-14 05:45: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现代化是当今国人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但不知怎么，我总有一些担心――假如现代化发展起来，跟我们所想象的不同，那么，我们的人民承受得了现实同理想背离的打击吗？因此，想找个机会，把这一层担心说穿。但如此重大的题目，人微言轻，不敢造次。前些时，书友介绍曰：《第三世界》如何如何。拿来一看，果然有些道理。
此书作者是一位西方新闻记者，大名鼎鼎的保罗・哈里森，英国人也。哈先生见多识广，又勤于笔耕，著作宏富。一九六八年，他来到尼日利亚任教。在那里，他开始研究第三世界的社会发展问题。此后十多年，他考察了亚非拉大部分最不发达的国家，发现这些国家以及整个第三世界越来越贫困，越来越不平等，其最根本原因，不仅是由于它们的文化传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而且也由于西方强行注入了不合时宜的“现代化”，以及它们自己可悲地把这些东西全盘接受下来。一九七九年，他出版了上面提到的那本书《第三世界》，副标题：“苦难・曲折・希望”，正好点明他在这本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深刻反省。
一工业化不等于现代化
当工业文明在西方首先涌现，并得到迅速发展时，不少西方学者仅以西方的事例下结论说，工业化，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大前提一旦确定，剩下的也就只有用一些片面的事实来编织他们所谓的理论了。于是，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这些学者硬说，只有西方，才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适宜土壤，那里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精神都鬼斧神工地开凿了工业化的道路，其它任何地方都不行。对此，哈里森另有创见。他承认，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大自然的秩序是不太公正的，上帝偏爱白皮肤、蓝眼晴的臣民，将温暖、湿润和幸福留给欧罗巴，而讨厌他的黑皮肤，黄皮肤和褐皮肤的儿女，把酷热、干旱和灾难带到亚非拉。基础不同，起步不同，结果自然也会不一样。他还承认，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率先发展的另外几种基本条件，如丰富的剩余农产品、不受控制的企业家阶级、巨额资本和实用科学的发展等等，西方又得天独厚。但他指出，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欧洲人靠着他们的武力征服和不体面的贸易，开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哈里森坦率地说：“即使是在这个初期阶段，对非西方国家的剥削，就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过关键性的作用。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剥削，西方是否能实现工业化都是值得怀疑的。”(第26页)
如此说来，问题就清楚了。工业化带给西方的现代化，是以非西方的“牺牲”为前提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过分相信西方“现代化”论者开的诊单，走西方的老路，由工业化而现代化，或现代化必然工业化，那么，工业化即便成了，现代化则很可能仍是镜花水月。
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独立后，为了实现现代化，纷纷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由于缺乏西方工业化早期那种外部条件――没有什么国家可供它们殖民和掠夺(相反，还要受西方国家的控制)，第三世界工业化问题成堆。首先是就业问题。哈里森指出，由于人口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地力耗尽和农业机械化，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土地上就业。保守的估计，到本世纪末，第三世界大约有十亿劳动大军等待着就业。然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仍照抄西方模式，走资本密集的道路，即不管适用不适用，一概以“大型”、“尖端”、“新式”、“自动化程度高”为最佳选择，结果搞得弊病丛生。道理很简单，设备固然先进，但对于人多劳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先进”的意义也就不太重要了。其次是如何利用西方技术的问题。一方面想千方百计甚至不惜以牺牲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的利益为代价，将几个有限的外汇花在进口西方技术上；另一方面，由于其它条件跟不上，设备不配套，大批进口的先进设备又被闲置不用，就象搁浅在水洼子里的鲸鱼一样，或者利用率不高，生产能力白白浪费。至于说，这些国家为了发展工业，而牺牲农业，为了发展大工业，而牺牲小型工业造成的社会问题，则更多。哈里森指出，工业化使第三世界发展成为一种奇特的动物，“它远不象健康的工业化国家那样好似一匹体态匀称的骏马，肌肉发达，英姿矫健。这个奇特的动物更象一头长颈鹿，身体的各个部分不成比例，……或者说象一个脑积水的严重病例，肿胀的脑袋过大、过沉”。(第224页)
二城市化不等于现代化
同工业化一样，城市化给西方和非西方带来的后果也是相隔天渊的。在西方，城市化曾在一段短暂的混乱之后，展现出天堂般的富足。但非常遗憾的是，在第三世界的城市中，除了市中心几幢西式大厦装点门面和密扎扎的一大片人海外，我们见不到西方都市的一点影子。城市化给非西方大多数国家带来的是混乱之后更大的混乱。
哈里森指出，在第三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农村居民都在拚命涌入城市。要说什么是第三世界的城市化呢？那就是临时工、季节工、修鞋匠……和他们的家属，各色人等，在通向城市的大道上，潮水般地滚动。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农民们离乡背井，来到城市谋生，是“羊吃人”，被迫的，极不情愿的；可现在却倒过来，农民们赶着他们的“羊”，主动地、满怀希望地来到城市。为什么农民要涌向城市？问题很简单：农村劳动力剩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便是农村太穷，城市富裕，城乡差别扩大。
在西方，城乡差别尽管仍然存在，但不大；而在第三世界，劳动收入本来就很悬殊，如果计算其它方面，差别就更大了。哈里森指出，尽管第三世界贫穷落后，但他们在点缀门面上，花钱是毫不吝惜的。不少国家的都市中心区的景观，与西方城市毫无二致。居住在这些天堂般城区的居民，是第三世界天生幸运的一小群，他们和他们的农民同胞的差别，绝不仅表现在工资收入和有形的消费上，而且还表现在医疗卫生、教育、生活服务以及娱乐方面。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高，当然有它的合理的一面，如劳动生产率高、城市生活方式优越等，但也并非无可指责。哈里森认为，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用出口资源和农产品换来的宝贵外汇，建设他们所谓现代化的飞地，投资政策向本来是强项的城市倾斜，让城市居民获得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近的生活感受，而任凭农村自生自灭，就是不合理的。还有，为了平息城市人对物价上涨的不满，而不惜血本，挖空财政，予以补贴，同样也是不合理的。他引用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话警告说：这样做，“我们就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局面，即在坦桑尼亚真正存在的剥削是城市居民对于农民的剥削”。(第154―155页)
农民流入城市，明显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农村“失掉了那些出类拔萃的人，那些受教育最多，愿意实行变革，适应性强，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人”。(第155页)农村生产力低下，经济成长不快，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大批人口涌入城市，会给城市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首先是失业问题。其次是住房紧张。第三世界领导人奉行的都市政策，无非是照搬西方模式。他们根本不考虑适合不适合，条件具备不具备，一个劲儿地上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立交桥，五星饭店。标准太高，资金有限，下一步就只好少建或不建，结果能享受现代化文明的只有那么一小撮，广大穷人只好望楼兴叹。于是在畸形繁荣的现代城区中心的周围，又广布着用简易材料搭成的贫民窟的海洋。哈里森写道：这些城市的中心“使人想起拍摄美国西部电影时用的布景，各种建筑只不过是用架子撑起来的表面，在这后面是一片荒漠。这是在悲惨的海洋中搭起的一个小岛。伦敦有一条农田构成的绿色地带，而第三世界的城市有的是那些被排斥的卑贱者聚居的巨大黑色贫穷地带”。(第166页)豪华与简陋、富裕与贫穷有机地结合起来，少数人的幸福与多数人的痛苦息息相关，第三世界经由城市化而追求的现代化，如此而已。
三西方化不等于现代化
哈里森在书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谈西方化，他所列举的事例与现象，我们并不陌生。例如，青年人喜欢西方杂耍，而不喜欢看京剧，不独新加坡是这样，中国亦是如此。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越来越习惯于西方生活方式，视西方文化为现代的；越来越讨厌甚至憎恨本国传统文化，视本国传统文化为异物，千方百计地设法丢掉它。洋衣、洋烟、洋车、洋电影……总之，一切进口货(当然主要是欧美的)，都被认为是高级的、体面的和有滋有味的，即使是带有艾滋病毒，洋大腿也比本国大腿性感，更能创造经济效益(不信但看新挂历，唯有洋女最来钱)！人生在世，不消费那么几件外国货品就叫白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也是它的要害所在。
西方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殖民者在海外开辟他们的殖民乐园时，圣保罗教派的教义使他们无一例外地把西方文化看作是优越无比的东西，根本没有考虑当地文化中是否还有合理因素，更没有想到要将自己融入到当地文化中去。在殖民地，他们一依母国的样式，建造城池住宅，过着与当地完全不同的生活。这种异国风光和生活情趣，作为文化的一种最直观的播迁方式，经由那些高高在上的殖民统治者和他们周围的人传送到普通民众。如果说经济政治殖民主义统治改变了殖民地的经济政治结构，使他们被迫依附于西方的话，那么，文化殖民主义统治则改变了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方式、规范和价值观念，使他们自愿接受西方的统治。西方殖民者还通过自己的“比照集团行为”和教育，有效地然而又是无形地实现了他们的文化入侵。哈里森特别提到教育的作用。他说，“学校一直是在青年当中推行西方化的有力武器。学校经常把西式服装强加给小学生，课程设置注重现代城市活动及其价值观念”。(第43页)其结果，这些学生一个个变得好象是外星人似的，对故乡的一切都十分陌生而且很不习惯，他们看不起本国的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殖民地政治独立后，那些曾经在西方接受教育，饱尝过殖民统治的羞辱，发誓要报仇雪恨的政治领袖们，不但没有阻止西方化，反而使他们的国家西化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全面、彻底和顺利。哈里森举土耳其总统基马尔做例子，他说这位总统先生年轻时在西方求学，曾因戴土耳其民族风格的帽子而备受奚落。当上总统后，他决心使他的国家彻底西化，不但制度要仿效西方，文字和穿着要改成西方的文字和服饰，甚至不惜制订法律，禁止国人戴曾使他受辱的所谓不文明的土耳其圆帽。
如果说，西方化能使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中国变成象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使中国每个家庭都有小汽车、别墅、空调和高尔夫球场，那么，这种西方化尽管“化”好了，不独“西化”论者欢迎，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欢迎的。但是，正如哈里森指出的，西方化的本意和后果，都不是这样。从本意上讲，西方人到第三世界开工厂，做生意，交流，传播他们的文化，目的是为了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更大规模地或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也许会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点资，也许会有一些援助，但你不能想象，商人会尽做蚀本生意。从后果上讲，西方化也没有使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是指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依附于西方，受制于西方的后殖民地的困境。一百多年的西方化，是否达到了上述目的呢？有一份报告说，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第三世界工业在世界工业品总产量中的份额，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人均产量同发达国家相比，则有天渊之差，并且仍在逐年下降。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化的教育，西方文化的传播，造就了一大批疏远自己的文化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没有爱国热情，向往西方生活方式的寄生虫。这些人大都以世界主义是尚，为了实现所谓的“人类利益”，他们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出卖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自己。自然，如果西方发展了，作为它的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分得一杯残羹剩饭，有所发展也是可能的，但这个体系决定了边缘地带永远不可能超过中心，决定了第三世界永远也摆脱不了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命运，如果西方化一如既往的话。
四市场化不等于现代化
《第三世界》的主题是研究贫困的。哈里森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贫困：地理型贫困，主要由自然和生态条件造成；社会型贫困，主要由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加之人口过剩，技术的分化作用所造成；经济型贫困；政治型贫困。哈里森特别提到第三类贫困形成的机制，不是别的，而正是被誉为“现代化的基石”的市场化。
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市场规则是十分简单的：供求双方等价交换。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在市场上，买者和卖者具有同等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自由、公平，就象一场足球赛一样，规则对双方的要求是一致的，取胜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竞技。然而，哈里森指出，市场毕竟不是球场，球场的裁判是一个公正的第三者，而市场的裁判则是竞赛的双方，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竞赛。他否认现实市场中存在公平交易的说法。他说：“世界上没有纯粹的自由市场。……就连两个小孩在用贝壳换大理石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如果那个比较厉害的孩子愿意的话，他总会占到便宜。……任何讨价还价的结果，都取决于参与者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取决于双方控制市场的力量。”(第488页)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推崇市场化，是因为在一般贸易中，它们具有控制市场的力量，它们有雄厚的资本、组织良好的公司和信息灵通的销售网，生产技术居领先地位，不管怎样比赛，它们总是赢家。如果它们不具备市场竞争的优势的话，那么这些市场主义者们是会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市场规则的裁判权的。中国鸦片战争时的中英贸易，现在美国面临的毒品走私和西方盛行的关税保护，即能说明这一点。不论过去的市场，还是现在的市场，都是强权主宰的世界。中英茶叶贸易，完全合乎市场规则，可英国人并不遵循这规则，而使用鸦片加大炮，打乱中英正常的市场交易。哥伦比亚向美国走私毒品，虽然在道德上讲不过去，但却是真正的市场交易，而美国不惜动用武力，到哥国土地上去扫荡。还有美国强制性地限制发展中国家向它出口棉纺织品以及其它产品，亦是它们并不真正信奉市场原则的显例。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懂得其中的奥妙，错误地把现代化的命运寄托在市场化战略上。在国际市场上，它们幻想以“出口导向”、“进口替代”方式同西方一争高低，幻想以一两个“拳头”产品打出去，但正如哈里森所说，这是一场大赌博，所有的轮盘中的骰子和纸牌都被人做成圈套或做了记号，发展中国家不论怎样，使上浑身解数，到头来仍不过“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其结果，国际收支难以平衡，赤字增加，加之贸易条件恶化，跨国公司又在其中操纵，发展中国家简直只有靠借债度日了。但债台高筑本身亦是问题，它会使债务国自身发展完全无望，彻底依附于发达国家。在国内，市场化执行的是一种社会分化的使命，它使社会按照经济效率而不是按照社会公平的原则重新组构。诚然，就微观经济效应而言，它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对社会的宏观效应来说，却有消极的作用。一方面，市场机制可以加快经济动量的运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可以导致社会大多数人贫困、社会不平等和动乱。有人说，不错！要发展，就必然有贫困、不平等和动乱，这是现代化产前的阵痛，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哈里森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这一理论在道义上和客观实际中都是站不住脚的”。(第483页)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是解救三分之二的极度贫困的人。如果经济成长仅仅对少数富有者有利，仅仅是维持、甚至扩大国与国之间的和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别的话，那么，这就算不上什么发展，而只能是剥削。同时，在实际中，社会财富聚积于少数人手中，并不一定就转化为资本，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第三世界的大亨们，喜欢将钱存入外国银行，或用于购买进口的奢侈消费品，而不是象西欧的清教徒资本家那样热衷于投资。这样，第三世界的钱流向国外，社会分化的后果，并没有象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样，在阵痛之后，出现一个现代化。
工业化、城市化、西方化和市场化不等于现代化，反过来说也一样。但这决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不要工业和城市，不引进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忽视市场机制，而只是说发展和现代化，在过去和现在，西方和非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选择。哈里森的《第三世界》使我认识了第三世界，也认识了什么叫发展什么，是现代化。但愿我的同胞读一读这本书，或许还会得到更多的启示。
(《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英〕保罗・哈里森著，钟菲译，新华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版，1.4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