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恨：对“原始父亲”的情感矛盾】 爱与恨泰剧
时间：2019-02-16 05:38: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学术史上有许多现象很可玩味，例如不少富有远见和发展前途的学说或见解，在它尚未获得充分实证、证伪之前(即尚处于猜测和假说的阶段，这是任何学科突破所必经的)，总给人一种虚无飘渺、神秘莫测的感觉，中庸的办法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但若一旦因实证而获共识，洞彻见底，我们又象缺少了一点朦胧的美感，一种能惹得人寝食不安必欲苦苦追索的诱惑，又似乎失落了什么。人啊，人！
现在可以告慰的是，在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怀着对德国法西斯的愤恨和诸多未遂心愿凄然离开人间四十年之后，就在他晚年移居的伦敦，正当而立之年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白德库克接过了他播下的人类集体心理学历史分析的火种。我们不好说弗洛伊德的“谜”已全部解开，至少可以说对他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白德库克有幸生于战后，欧美人类学摆脱早期的稚嫩，在数十年间有了惊人长足的发展，社会生物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宗教文化学等同样日新月异，且学者辈出，这为白德库克提供了弗洛伊德不可想象的优越的学术氛围和综合研究的基础。白德库克是有识力的；他没有遗忘弗洛伊德的未遂宏志，以高度的敏感和强烈的冲动，自觉有义务用新的更为丰富和更加有力的实证，使弗洛伊德许多天才性的假说站立起来。其研究成果于一九八○年出版，书名为《文化的精神分析》。现经顾蓓晔、林在勇全文译出，中国读者有幸可一睹弗洛伊德学说及其历史心理分析法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新进展，这是要特别感激翻译者的。
白德库克并不想使自己成为单纯注经疏义的平庸之辈。他既自告奋勇地站到弗洛伊德巨匠的肩上，自然期望视野更加开阔，能有新的发现。白德库克属于廿世纪后半叶崇尚学科融通、整体研究的新一代学者，具有广纳兼容不同学说的恢宏风度，他还特别注意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的严厉批评，并积极作出回应。早已作古的董秋斯先生地下有知，当会高兴地看到，白德库克已经关注到了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与人类心理精神气质变迁之间的复杂因果互动关系，试图结合经济方式的演进展开他的精神历史分析。①人所共知，这恰恰是弗洛伊德致命的弱点。尽管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也不应过份苛责，要将人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地考察并进而解释全部历史进程，尚有赖于各类学者长期共同的努力。
白德库克在《文化的精神分析》里，从远古人类的婴孩时期，一直讨论到当代人类可能的发展趋势，涵盖了人类已有的全部历史―文化进程。他长于旁征博引，而于细部解剖尤时时闪现机智和聪慧。限于篇幅，在此择要略作评述，希望能吊起读者自去咀嚼品味的胃口。
就像母腹中胎儿的成长发育，浓缩了一部生命进化史(太奇妙！)，单个人所共有的心理成长轨迹也可以对应于人类心理特质的历史演进。前者已为科学所确证而有共识，后者却是弗洛伊德为人类集体心理学所假设的一条方法论思路――再一次体现了弗洛伊德精灵似的超常思维。按照白德库克的论析，最早的原始人是以采集为生的，与其它灵长类一样是素食者。其心理特质相当于婴儿期。此时，一如刚从母体胎盘上剥离、呱呱坠地的婴孩，处在自我、本我与外在世界不相区分的幼稚状态，完全沉浸在天然浑成的统一之中，充分享受着“口欲”的满足，什么超我与自我的紧张，什么焦虑与烦躁，对他都不存在，那是一个无忧无虑、无物无我的境界，目不转睛地惊奇观察着新奇的世界，却天真无邪，世界犹如他曾经寄生的母体，自我悠悠然有“海洋的感觉”(人在极度快感时即有此种感觉)，这一时期的心理特征明显具有夸张妄想的强烈自恋倾向，思维特征是“思想的无所不能”和世界的和谐统一。这种统一甚至连原始父亲和母亲的性区别也消弭，因此不会有任何性的困扰。很奇怪，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不是尚保留着这种婴儿期心理、思维的遗存？我想，可以朝这个方向思考。
然而，依白德库克看来，人类天真的童趣是瞬间即逝的，完整的统一迅即因事发而产生裂变。采集的不足谋生，将首先驱使被逐出旧群体的“原始儿子们”新组的群体，由于清一色健壮男子的生理、年龄优势，开拓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狩猎(“单个雄性单位”背上拖儿带女的包袱，不可能去尝试新的经济变革)，他们也由素食者变为肉食者。这不仅是人类进化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转折――人类是灵长类中唯一发展为肉食的动物――而且对人格、心理的变迁也同等重要。“儿子们”的性隔离状态随着生理的成熟，变得日益不能忍受，心中蓄积已久的对“原始父亲”性霸权和社会霸权的不满，最后由憎恨演变成一场残酷的取而代之的内战(以后一切内战的原型)。憎恨成为嵌进人类人格形成的第一个异化因子。但与此同时，狩猎经济却需有群体的合作，压抑利己主义本能的利他主义，不可思议地与对原始父亲的憎恨的本能冲动同时萌动增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的“情感矛盾”可以高度抽象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矛盾对立统一，它将伴随人类、人格形成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形影不离。一
今天回想起来，采集、狩猎的二元经济时代曾经有过的冲突像是一场恶梦：原始父亲和儿子们一代又一代不断再生的残酷内战，几使原始人类面临种族绝灭的危险。失败者很可能远徙他乡，这或许是现今我国原始人类遗迹分布地域广泛的一个动因。真正帮助摆脱困境，还得依赖“自然选择”法则。为了跳出内战和自相残杀的陷阱，人们强制学会了“本能自弃”，于是有所谓图腾、禁忌等前宗教的仪式、规则调停、妥协人类心理的二元冲突――设想如果没有对“本我”这种欲望蠢动极具破坏性能量的压制，人类恐怕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愿现代人永远记住祖先从痛苦、残忍的内战中学得的这一份智慧。
用白德库克从弗洛伊德那里移来的心理学术语，人类开始农耕(植物栽培农业)的时代，终于进入了较为平静的“性潜伏期”。由采集、狩猎发展到栽培农业，人类的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原来随摘随吃，猎物当场分享的行为习惯，是一种对欲望放纵的“即时满足”；现在不同了，他们必须强忍住“口欲”，耐心等待作物完成生长周期，到收获时节方能满足，这叫做“延迟满足”。人类刚从狩猎者那里学会的“本能自弃”，现在由农耕的经济行为反常强化，“自我”对“本我”的控制能力开始增强，人类的心理经农业的“洗礼”而变得驯从和软化了，蜕掉了不少原始的野性。白德库克认为，这时人类有一次对采集婴儿期心理的“回归”。夸张妄想的心理倾向和“思想无所不能”的思维，投射到“原始父亲”身上，变成“无所不能”的君主、首领，对原始父亲的敬爱期望取代了原先(狩猎者)的憎恨恐惧，投射到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上，就是自我为中心，强烈的自恋，以至用“自恋”的形像去仿造出外界万物的“有灵”，将自己所有的欲望转注于它们，这就是农耕时代盛行“泛灵论”、巫术和以后发展出多神教的原因。只要看看古代中国人如何热衷于巫术，一片痴心地以为只要依一定的操作顺序，就可以达成自己的愿望，就明白所有的神灵鬼怪其实不过是农耕时代人类“自恋”的一种变形。
平心而论，白德库克对经济的论析往往浅尝辄止，常被他强烈兴趣的泛性分析所阻断。依我看来，农耕对采集的心理回归，主要是因为两者的劳动对像有同一性，都是同植物打交道。这与狩猎以及后来的游牧大异其趣，后者的劳动对像是生命力外发的、鲜活蹦跳的动物。植物的生命力内在而含蓄，人类从它身上最易感受到有节律的和谐。接受它的赐予，不会有象面对鲜活生命体肢解挣扎的那种恐惧和自责。植物的生与死无声无息得可以泯灭其界线而不加计较，从这里消失，不久又会从这里再现，像人入梦梦醒一般，静谧而神秘。农耕民族没有游牧民族那种对死亡是惩罚的恐惧，容易产生“来世”的观念。试看中国关于太阳不死的神话。面对太阳日落西山确凿无疑的现象存在，我们的祖先仍可把日落幻想为一种暂时的隐退休憩，让月亮代其执守职能；为了使神话更圆，又创造了“飞鸟负日”(见于河姆渡等陶器画案)的中介性神话，太阳动力学的空间移动――从东至西――也有了着落，真不愧是发达农耕的中国人“思想无所不能”的想象智慧杰作。
然而，回归毕竟不是一切复旧。采集时代的童趣美梦再也寻不回来。经历了狩猎时期的自我初次萌动，人类已经受过情感矛盾“原本性精神创伤”的折磨，不再纯情天真。像许多精神分析学者多次强调的，人的心理症状常在两种极端之间往复摆动，没有绝对的单一特征，反复无常、复杂多变，却倒是常有的事。农耕时代的“原始父亲”以伪装的面目变成“仁慈、博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授君王，“原始儿子们”狩猎时代曾有的对父亲的憎恨和野性的冲动被掩盖隐藏起来。然而，强烈自恋的心理最容易将自我紧裹封闭起来，缺乏自责的意向，原欲的“力比多”夸张妄想地向外投射，强烈的仰赖外界的爱和恩宠。自恋的妄想当然经不起与外界实际的磨擦，一次次的挫折，不断积聚的怨恨最终变为破坏性的能量，冲破临界点，就会走向另一极端：强烈的憎恨和自大性的报复，最后必会朝一直崇拜、寄予厚望的“原始父亲”身上发泄，驯从的儿子一夜间变成狂虐的暴民。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会从农耕民族身上发现仍有狩猎时代的基因遗传――野性的放纵，可惜强制规范狩猎人的禁忌却被丢失在非理性的憎恨里，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尚懂得自我约束。因此，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自恋类型的人……特别容易精神错乱；而且，他们还表现出一种犯罪的基本前提”(参见其《原欲诸型》)验之中国古代，信然。
全球的原始人类自离开采集、狩猎二元经济之后，就东西歧途，分别朝两种不同的方向发展，其中一部份走向了游牧经济。按白德库克的逻辑，游牧时代又有一次“狩猎者”心理的回归。游牧部落盛行的动物图腾崇拜，被看作是对“原始父亲”的替身，用来化解“弑父”的罪恶感和恐惧感，其逆向行为便是对象征图腾的动物宗教式的爱抚和敬重；为了压制“弑父”的愿望，又创造出另一面目的“原始父亲”：道德严酷、极富惩罚性权威的唯一的创世神。它不像农耕民族多神，且人神同形，而是被高度抽象化，成为心理上道德和良心的等价物，具有惩戒“自我”的功能。这也就是后来犹太教、早期基督教天主和上帝的原型。因此，游牧民族的心理显然与农耕民族大异，具有鲜明的强迫性倾向，在隐含着超我惩罚性的唯一上帝的威慑下，具有高度自我约束力，“力比多”被指向内在，表现为自恨、自责和受虐的“满足”。他们从严格的宗教仪式到日常起居行为都表现出对自恋、本能满足的压制，强烈的自制又常导致一种骄傲的超越感。据人类学调查报告(《文化与生态学规划》)的数理统计分析，游牧部落以“人格独立”和“傲慢”二项比值最高，而农耕部落的“憎恨”和“妒嫉”二项的比值又明显居高。
继后，白德库克用了相当篇幅分析了犹太教――天主教――后期基督教(新教)的演变历史，限于篇幅，不容再详细转述，但关于早期资本主义兴起及其对应的心理特质的分析，读来饶有兴味，显然看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子。
读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诸君，不知是否注意到了马克斯・韦伯在“导论”中说的一段话。他特别申明，要从发生学上寻找并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是个非常复杂艰难的问题。它既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插一句，至今还有人撰文责难韦伯忽视经济因素的分析，我很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读过韦伯的书，这太不公正！)又要注意到各种宗教的、神秘的力量和伦理观念的作用，但他特别强调，为要说明“社会精神气质”的发生学，尚有许多必须由人类学和“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原译如此)来填满的空白，对此，他表示力所不及，寄厚望于他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该段的附注中还特地说到了一件事：“若干年前，一位著名的精神病专家曾经向我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西方学术史向来孤陋寡闻，我尚不知韦伯是否与弗洛伊德或其门生有过交往，但我凭着读他们两人的书，现在由白德库克的发挥，相信他们在这方面是精神相通的。
白德库克的论析，概括起来，就是“资本主义是游牧者在一种非畜牧的货币经济中的等价物”，所不同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对应于“青春期和青年期”的心理特质，较游牧者又上了一个台阶。青春期心理最鲜明的特征，便是由于自我的发现和认同危机而产生的内心的高度紧张和焦虑，表现出许多特有的烦躁不安：对父母权威交织着敬慕与厌恶，矛盾对立着的两种情感相互厮拉格斗；道德、伦理的“超我”施压与刚刚松绑的“本我”蠢动由于“自我”的不成熟而剧烈摇摆，或是因高度压抑而导致“神经性厌食症”和性恐惧，或是因过度放纵而造成性错乱和犯罪，向外发射则表现为强烈的反社会倾向，有似“愤怒的一代”破坏性的冲动。用这种心理象征早期资本主义的动荡不安，何其贴切！然而，西方终究渡过了这一危险的青春期骚动而确立起理性主义心理秩序，这靠的是什么？白德库克和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完全一致，应归功于由游牧一神教发展而来的基督教的强迫性心理和行为的训练。最早是天主教严格的禁欲主义施予的受虐训练，而后由路德－加尔文的新教改革，将禁欲主义升华为世俗化的“替代满足”，即拼命的工作、勤奋的积敛金钱以及严格的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作为受罚(赎免“原罪”)和宣泄的渠道。由此形成的人格模式，弗洛伊德用了一个难听的术语，命之曰：“肛门人格”。其特征是：“整齐、吝啬和固执”。(详见其《性格和肛门性欲》)白德库克就此发挥说：由宗教改革“产生出具有适合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的肛门人格的新教徒后代，他们工作刻苦、独立自主、稳重、易受纪律约束、易于接受繁文缛节并彻底实现了社会化”。当然，这种解决不可能消弭了心理不平衡和冲突，特别是时过境迁，又有新的危机出现，这就是后来施宾格勒和汤因比发出的“西方的没落”的感慨，以及经验性地祈求对宗教的部分回归。理智与情感的稳定平衡仍在探索中。白德库克对此也发表不出多少高见。
我一直感慨于我们对早期资本主义发生史的研究很不深入，更缺乏细节和过程的分析，以至许多人常误以为资本主义是由个人主义狂热爆炸和肆意恣为创造出来的。这实在是应由历史学界部分负责的对历史的无知。现在，再读白德库克的书，更强化了这种感觉。读后深夜沉思良久，忽有所悟，人类远没有理由过分的自负。我们对自身的解剖、批判远比认识自然的奥秘笨拙、怯弱得多。弗洛伊德可谓用心良苦，隐藏在他那艰涩、刺耳的“泛性论”解析背后的是苦口婆心的劝谕，人类永远不要在本我－自我－超我的三角制约模式中失去平衡。尽管制衡是痛苦的，任何一种方式都要付出心理代价；但假若让“本我”这匹野马放纵狂奔，等待人类的，只能像原始狩猎者曾经面临的那种种族绝灭的灾难。现代人当然应该比祖先更善于驾驭、平衡。这也是我推崇弗洛伊德，肯耐下心读有关他的书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人类文明演进之谜――文化的精神分析》，白德库克著，顾蓓晔、林在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5.10元)
① 中国共产党人董秋斯，在弗洛伊德谢世的当年(一九三九年)，即翻译了由英国奥斯本写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九四○年生活书店版，一九八六年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董先生在序言中对弗洛伊德学说除表赞同外，还表示了一些忧虑，主要是把弗洛伊德学说推广解释人类历史进程是否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