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文明】失落的文明纪录片

时间：2019-02-16 05:38:3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时代的潮流似乎已不可逆转，经济实际上正在成为衡量事物的唯一尺度，经济战中的弱者已经失去了有力的发言权，人们已经习惯于在电视机前像观看足球赛一样欣赏人类残杀的场面，甚至不掩饰对强权的仰慕。
　　
　　每一个民族都负有特殊的使命……谁能抵御暂时的成功，谁就能赢得最伟大的人类进步。
　　
　　这声音像是浩瀚荒漠中一声羔羊的咩叫，像是从一口干枯的老井里发出的古钟轰鸣，又像是古战场上战败英雄的最后一声长啸。这几句简短的话，也许就是《拉丁美洲散文选》给我的印象。
　　世界上民族林立，历史上文明此兴彼衰。所谓民族文化，实质就在于此与彼之间的差异；对于一种文化的理解也就是对于这种差异的识别。与拉丁美洲打了不少年的交道，不是出于专业工作者的职业性，而是出于人的思索，我感到这一“边缘文化”的确有它值得回味的独特魅力。
　　追溯某种文明的起源、形成，就像探究一个古老传说的来历。拉丁美洲文明的形成也给现代人留下了无数的谜。简单地说，虽然它与英国清教徒开创的美国近在咫尺，两者在文化上的差异却有如天壤之别。在这块风格独异的大陆上，唐・吉诃德的逆潮流精神和印第安人的倔强神情像幽灵一样久久徘徊。曾有一代实证主义者喃喃地咒骂这是颓唐与懒散的罪恶结合，但也不乏一代代自强不息的知识分子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民族文化的元气。
　　《文选》中的大部分散文形成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一个拉美各民族崛起的大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时代。乌拉圭散文家何塞・恩里克・罗多曾这样说：“如果在一代代人的延续过程中，某种遗传因素不仅在体貌上，而且在精神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使得绵绵相袭的上下几代人被一个崇高的意念联系起来，那么这个民族必然具有坚定和持久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她的圣坛，她的法宝，她的活力，她的保障，是比较之为祖国的那块土地更为至关紧要的东西……保持和维护自己的个性，从来都是各国人民悲壮宏伟的理想。”
　　思维模式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拉丁美洲人的血脉酿成了一种情感型的思维模式，真正制约拉美人生活的哲学应该说是一种情感型的哲学。他们对生命本身的关注超过了对知识、理论的热情。如果说哲学的原始定义是“对智慧的爱”，那么智慧在拉美脉脉含情。墨西哥人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中集中表述了这种哲学观。他在此之前还写过一篇题为《美学一元论》的论文，即以美来概括其余的整体生命观。他提出：“只有情感能够深入生存的底蕴……仅有逻辑思维是不够的，只有当逻辑体现为情感时，才会产生预言家式的、通观全局的、具有宗教感的眼光。”他以这种哲学观分析了“哲学与各帝国的关系”，针对当时流行于世的培根、杜威、斯宾塞的经验主义哲学、进化论指出，这类哲学只是实践经验的婢女，只是“辅助某种历史进程的一门学问”，本质上是为“英语世界”征服计划服务的帝国主义哲学。他还深刻地指出：“直到当代，使整体从属于部分的哲学体系，使生命服从暂时目的的哲学体系才得到了正式认可。在当代，人们甚至没有觉察到让一时得势的帝国主义处理涉及人类命运的问题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他勇敢地提出，从被压迫者的意识中更容易孕育出哲学，暂时的失败者常常能够更好地解决思辨领域里的问题，因为创造性的思想是一种解脱，是身处逆境者充满了胜利感的活泼的快板。他呼唤人们记取那句“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属于上帝的归上帝”的名言，要罗马人的桥，不要他们的理论；要美国佬的机器，不要他们的形而上学。这种崛起时的警觉，这种逆境中的魄力不值得我们引以为鉴么？堕性的传统是桎梏，而统一一切、扼杀民族个性的潮流则同样是一种威胁。
　　情感型的思维特征、渴望情感生活的秉性使拉美人对大机器工业以来的科技统治怀着本能的反感。这种特点常常使人想起他们的两支祖先：高山之巅吹排箫的印第安人和以浪漫著称而在现代一蹶不振的西班牙人。以前曾在哪儿读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安达鲁西亚是西班牙最浪漫的地区，是“卡门”的家乡，那里盛产葡萄酒。一个安达鲁西亚人去外地谋生，负责招工登记的官员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我什么也不干。”“你们那儿不是酿葡萄酒吗？”“葡萄酒是自己酿成的。”这种天性到了知识分子那里就变成了激烈的语言：“急于‘发展’其结果将是比别人更快进入地狱”，“一个国家的电子通讯越发达，人的孤独感也越强烈。”
　　还有两种特征也是从这种思维模式和天性派生而来的。
　　一是艺术敏感。大自然的造化是公正的，它没有赋予拉美人用以与撒克逊人、法兰西人、日尔曼人抗衡的现代技术、管理才能，却赋予了他们得天独厚的艺术敏感和滋养艺术神经的独一无二的壮丽自然。难怪尽管拉美国家外债累累，政局动荡，拉美人却不断向世界奉献他们的艺术精华，并打心眼里看不起现代霸主的另一面才能：“今天，英语集团统治了世界，但是，难道人们没有发现他们由于艺术贫乏而向黑人学习蹩脚的音乐吗？”关于美洲艺术，《文选》中也有一批精美的文章，赞颂着“只有听到排箫和山间飞流直下的瀑布所发出的风筝般鸣响才会开放的拉巴斯高山上的血红的康杜塔花”，还有“犹如一团没有火焰的炭火般深藏在印第安人殿堂、石碑、壁画、巫书和民间工艺中的想象力”……
　　第二种特征是人道主义和正义感。对于现代政治学来说，唐・吉诃德和切・格瓦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可在拉美人的灵魂深处，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可敬的济世英雄。三十年了，格瓦拉的肖像在拉美仍然随处可见。贫穷和苦难刺激着富有人情味的拉美知识分子的灵魂，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回避满目疮痍而钻进艺术的象牙塔。苦难和同情也决定了拉美大陆上不灭的宗教感情，直至六十年代，他们创造的“解放神学”吓坏了梵蒂冈，也为当代神学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文选》中有一篇美丽的小散文――《上帝睡着了》。一对小姐妹在入睡前这样对话：“妹妹，睡吧。上帝已经躺下了。”“他不在床上睡，在天上睡。”“不对！他在十字架上睡！”上帝大概真的睡着了，大概真的沉入了梦乡，任凭万物互相残害。
　　语言、文章是气质的物化，拉美人的文章也随着“美学―元伦”的整体生命观呈现出文学、哲学甚至历史浑然一体的特色。他们在描述世界时，无法回避情感；他们在表述情感时，毫不掩饰偏激。他们固执地排斥完整、体系，而那些闪烁着非凡想象力的妙语警句又似乎暗藏着不可辩驳的真理。《文选》中的许多文章都有这种特征。如秘鲁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系列散文“文明与马”、“文明与须发”和随笔“简论卓别林”，篇篇是朗朗上口的文学精品，却又都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另一本与《文选》无关的巨著――阿根廷人萨米恩托写的《法昆多》，你根本无法将它按传统的文学归类。与此相似的现象是，拉美的许多大学者也无法按学科归类。他们往往既是诗人、散文家，又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甚至总统。如上文提及的秘鲁人马里亚特吉同时也是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文章海阔天空，文人博学多才，这种现象只能使人联想起“文艺复兴”一类时代的巨匠，而与当代的知识科学化、学科类别化特点判若隔世。
　　在本质上，拉美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天性和使命感，但是在当代现实生活中，他们感到自己代表的文明大概已经是落伍的文明，失落的文明。他们深深理解古巴人胡安・克莱门特・塞内亚的诗句：“当今的时代是古罗马的时代，我的弟兄们已和希腊一齐死去。”他们自觉自己栖息的土地是世界文明的“分店”，而自己揣着“一颗没有护照的灵魂”。然而，失落并不等于没落。恰恰相反，边缘的、异端的文化往往是真正美的文化，真理也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要我们不以单一的眼光去看世界，只要我们不为暂时的、当代的成败所迷惑。胜利或放弃的结局也许取决于是否能再坚持下去。
　　
　　一九九三年初夏
　　
　　(《拉丁美洲散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版，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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