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找回国家》到《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解析
时间：2019-02-16 05:41: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找回国家》是新制度主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过程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英文原版问世于一九八五年，中译本则在二○○九年出版。作为一部论文集，它汇集了当时近十年来比较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国家自主性研究的力作，从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方面的作用、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以及国家对社会冲突模式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广涉东亚、西欧、北欧、北美、拉美的经验案例及其理论启示。《让子弹飞》是导演姜文在二○一○年底为久怀期待的观众献上的一部叫好又叫座的贺岁大片，据说上映一个月，票房已过六亿元。该片根据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章改编，影片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了北洋年间，在川西小县鹅城，绿林大盗张麻子冒充鹅城县长与地方恶霸黄四郎斗智斗勇的热血传奇。乍一看，这本书和这部影片，一个是学院派的严肃研究，一个是大众化的娱乐快餐，似乎毫不搭界。不过，让它们发生联系的恰恰是本文的主题――“国家”这个概念。《找回国家》的第二章《国家与经济转型》对国家的四种角色的分析是全书读来最令人兴味盎然而又极具启发性的内容之一。在我看来，《让子弹飞》的剧情刚好是理解这一理论最生动活泼的案例。让我们还是先从国家概念本身说起。
一
我们知道，在英文中，能够与中文“国家”通译的词至少有三个：Country侧重于强调疆土意义上的国家；State侧重于强调政权意义上的国家；Nation侧重于强调民族意义上的国家。（这三个英文词在指称国家时其实有很大的含义交叠之处，都可以指在特定领土上，由某一政府治理的有组织的政治共同体。这里所说的不同的意义侧重点只是相对而言的。本文主要是从state的意义上来谈国家。从十五世纪晚期开始，国家〔state〕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政治统治制度在西欧主要国家逐步形成，关于这段观念史，参见：Kenneth H. F. Dyson, The State Tradition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of an Idea and Institution〔Martin Robertson: Oxford, 1980〕, p.25―47.）在行为主义兴起之前的传统政治学中，人们往往倾向于从政体的角度理解国家，也就是把国家看做某种政治制度及其相应的组织机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国家研究就等同于制度研究。二十世纪初行为主义研究取向兴起后，国家概念历经了盛衰沉浮，它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一度远离政治学的核心视野，由政治系统这样被认为是更科学的概念所取代，而宏观层面的制度研究也被微观层面的行为研究抢去了风头。行为主义带给现代政治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就国家概念而言，当新制度主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找回国家”后，此国家已非彼国家，而是盖上了深深的行为主义的烙印。此时，国家已经不再被简单地等同于政体，观察者的视角已经深入到了以国家名义行动的人的个体行为层面，并且总是试图动态地理解国家的角色。
《找回国家》的出版标志着，无论对于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者、比较史学者，还是对于经济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而言，国家都取代社会和个体而重新回到政治分析的中心舞台。《找回国家》的英文书名是“Bring the State Back In”，可见，这里的国家主要是政权意义上的国家。《国家与经济转型》一文对国家的定义就非常典型：“国家就是一系列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具有能够做出对人民有约束力的决定的权威，并在法律上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疆域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暴力来推行其决定。”（63页）简言之，国家就是一个垄断了暴力合法使用的区域性政权。这种韦伯意义上的国家被认为具有四种可能的角色：统治工具，集体行动者，社会冲突的竞技场，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
把国家视为统治工具的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统治工具的解读视角意味着必然存在工具操控者和作用对象，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把国家视为统治工具的理论在当代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国家本身是不具有自主性的，而只是统治阶级为贯彻其统治意图和实现其根本利益的工具，是纯然被动性的。当国家仅仅充当统治工具的角色时，社会政治真正的主体只有两个，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后文将以更少价值规范色彩的术语称之为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
把国家视为集体行动者的观点得益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双重影响。行为主义把政治观察聚焦到个体行为的层面，而不再把国家理所当然地视为具有统一意志和一致行动的整体；理性选择理论更是揭露了搭便车心理和集团的规模给集体行动带来的困境（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版，1―79页）。作为集体行动者的国家不再单纯是被动的工具。既然国家政权也是由若干理性人构成的，那么国家政权形式上中立的特征以及它所要履行的公共职能的要求必然赋予其成员独特的关注目标和利益取向，而并非仅仅被动反映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需求和利益。在这种视角下，国家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性。这时，社会政治力量的主体就有三个：国家，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
社会冲突的竞技场也是在行为主义兴起之后，国家才被赋予的一种新角色。无论是各种集团理论（阿瑟・本特利出版于一九○八年的《政府过程》一书首次从政治集团的角度描述美国的现实政治，把政治过程解释为压力集团在政府内外相互作用的结果。戴维・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在修正本特利理论的基础上，仍将美国政治描绘为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过程。关于现代压力集团理论，还可以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版，142―149页），还是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都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看做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角逐权力和利益的舞台和中介。从这种理论视角望去，不但国家作为具有统一意志和行动的独立形象遭到肢解，而且，即令它作为集体行动者的角色也是大有问题的。在这种视角下，国家已完全沦为各种社会力量进行角力的舞台。它本身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只能被动反映各种社会力量的要求和利益。国家的这种角色与它作为统治工具角色的不同在于：首先，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并不是前者完全主动，后者完全被动，而是同时主动，都在竭力使国家以某种方式帮助实现其利益诉求；其次，社会政治力量可以不再被简单地分化为两大阶级，而是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国家作为社会冲突的竞技场为更加分殊化的利益集团诉求提供了竞争性的舞台。
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承担――或至少是宣称自己承担――的一种基本角色。即使国家本质上只是主导阶级的统治工具，它要想有效率地发挥统治工具的作用，也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宣称自己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主导阶级就必须纯粹依靠国家暴力的形式来维持其统治，不仅统治成本可能高得令人难以承受，而且也会让国家彻底沦为黑社会。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这一角色所预设的国家的中立性和普遍性特质，是其合法性的基本来源。根据这种分析，国家当然具有自主性，而且这种自主性是超越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对它施加的影响之上的。关于何为社会普遍利益，至少可以有两种判定方法。一种是假定存在某种客观的公共善，如卢梭的公意和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它符合全社会的根本利益，同时又独立于每个社会成员对何为社会普遍利益的私人判断；第二种就是所谓的社会选择，即通过某种体现社会认可之价值的程序，把个体社会成员对社会普遍利益的偏好进行加总而得出的最终结果（参见[美]肯尼思・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二版），丁建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二○一○年版，92―97页），无论根据哪种方法判定社会普遍利益，这种分析视角都认为国家可以对如何认知和实现这种利益独立进行判断和行动。
二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的四种角色之间虽然充满了张力，但并不是完全彼此互斥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尝试把这四种角色统一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其中有三个基本的主体，即国家、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国家的四种角色可以被认为分别对应了这三个主体之间的某种相对力量状态和互动关系。
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角色就是国家完全被主导阶级所掌控，而从属阶级则完全受制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主导阶级，这时国家本身不具备任何自主性，而沦为强大的主导阶级手中的棋子。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主导阶级不仅力量非常强大，而且团结一致，能够形成合力。从属阶级则非常弱小，惯于逆来顺受，缺乏马克思所讲的阶级觉悟，也缺乏有力的利益代表和组织。国家在工具意义上是强大的，可以帮助主导阶级有效地控制从属阶级，但在自主的意义上则是弱小的，缺乏独立的目标和利益，不得不事事听命于主导阶级的意志。
当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的角色时，它不仅彰显了独立于主导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拥有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主导阶级的行动能力。这时，主导阶级可以对国家施加重要影响，但却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将国家工具化的程度。当国家与主导阶级并没有融为一体，而是彼此之间存在裂隙和张力时，从属阶级也必然不会处于完全被动、任人摆布的境地。在国家和主导阶级的博弈对局中，从属阶级也可以通过适当方式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国家为了保持其自主性，不会完全倒向主导阶级，而是力图在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这种平衡的维持越是不依赖于主导阶级，国家的自主性就越强。当国家的自主性极为强大时，它甚至可以主宰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例如，查尔斯・梯利干脆把国家看做“具备合法性优势的黑社会”，国家承诺保护人民并收取相应的费用（赋税）类似于黑社会以提供安全为名勒索保护费（《找回国家》，228―261页）。当然这只是彰显国家自主性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三方博弈的微妙格局。
当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都不够强大，特别是不够团结，而国家又难以形成统一权威时，社会冲突就把国家当成了竞技场。这时，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很可能是以多元化的利益集团形式在行动，并且力图通过国家这个舞台来表达更为分殊化的利益而不是整体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国家本身缺乏凝聚力和自主性，它更容易被影响而不是施加影响，这样的国家往往处于某种分权乃至权威碎片化的状态。
当国家不仅声称，而且真正能够使自己成为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时，这样的国家具有最强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势必不会特别强大，而且两者之间能够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达成某种势力均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状态视为国家、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三方博弈――亦即在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角色下的三方对峙――达成的特定的纳什均衡。这样的国家也是古往今来无数政治思想家眼中的理想国家，它不受任何特殊利益的决定性支配，而是能真正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而做出公共决策和进行公共管理。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近现代的社会契约论，还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追求的都是这样一种国家的角色。
综上所述，在国家的四种角色中，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与其他三种角色可以共存，而且实际上必须共存。此外，统治工具、集体行动者和社会冲突的竞技场这三种角色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三
《让子弹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解说“国家的四种角色”的政治寓言剧。在影片中，也有三个社会政治力量的主体。张麻子及其麻匪兄弟代表“国家”，虽然张麻子是假冒的鹅城县长，但在鹅城的政治斗争中，他面对公众和黄四郎始终是以县长的身份示人，并且充分利用了国家政权赋予他的权威和权力。黄四郎及另外两大家族代表“主导阶级”，在张麻子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他们一直是鹅城真正的统治者。鹅城百姓代表“从属阶级”，他们人数虽多，但只是乌合之众。
在张麻子到任之前，鹅城县衙只是主导阶级黄四郎等人的统治工具。此前历任县长都是三大家族压榨剥削鹅城百姓的中介，他们以剿匪为名，对百姓征收苛捐杂税，然后再坐地分赃。县长没有独立于三大家族的利益和目标，他们完全是利益共同体。而且由于分赃比例是县长得三成，三大家族得七成，所以显而易见，说县长是三大家族的统治工具，比说三大家族是县长的统治工具更为确切。
不过话虽如此，鹅城县长仍然要宣称他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因为剿匪就是为了保障鹅城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只有以此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征税和敛财。但是张麻子与众不同，他希望国家不仅仅名义上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而且要名副其实。通过上一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国家要真正演好社会普遍利益代表者的角色，就必须赢得一定的自主性。
随着张麻子的到来，鹅城形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张麻子要为“国家”伸张自主性，他不但不甘心沦为黄四郎手中的棋子，而且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抱负，用今天的社会科学术语来说，就是要实行社会再分配。严格说来，此前历任县长干的事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社会再分配，即劫贫济富。现在张麻子要反其道而行之。由于张麻子有了独立于主导阶级的目标和利益，鹅城的政治形势开始朝着三方博弈的方向转化。在三方博弈的前半段，主要是双雄对局，鹅城百姓作为从属阶级要在影片接近高潮的时候才粉墨登场，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张麻子首先通过支持从属阶级的要求――重设鸣冤鼓、棒打武举人――让黄四郎感到这个新来的县长不准备按照鹅城政治潜规则办事。主导阶级为了利益最大化，当然要继续谋求把“国家”当做统治工具，为了压制后者的自主性，黄四郎不断地给张麻子制造麻烦，希望让他意识到如果不服从主导阶级的意志，那么不仅其政治权力将失去效能，而且就连命也可能保不住。面对黄四郎的步步紧逼，除了超乎寻常的刚毅和坚忍，张麻子还彰显了难能可贵的政治智慧：他深知单凭县长的名头和麻匪的几条枪，纵能逞得一时之勇，暂时压制黄四郎的嚣张气焰，但却不可能彻底战胜他，要实现自己社会再分配的理想，重划鹅城政治版图，就必须赢得从属阶级的支持。可以说这种政治洞察力才是他击败黄四郎的最关键因素。于是我们看到，张麻子不断想方设法谋求从属阶级对“国家”的支持，并鼓动他们起来反抗以黄四郎为首的三大家族。但鹅城百姓逆来顺受惯了，胆小怕事，而且长期处于从属阶级的地位让他们养成了追随强者的习惯。事实上，他们已经看到鹅城政治形势的新变化，看到国家政权与主导阶级不再沆瀣一气，看到自己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有机可乘。但是为了确保自己在博弈中获益，或至少不让自己的境遇变得更糟，鹅城百姓选择了静观其变的态度，等待时间来证明谁是真正的强者。这时尽管表面上是张麻子和黄四郎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但双方都明白，这其实是三方博弈，影响最终结局的将是从属阶级的立场。在影片高潮的部分，张麻子给百姓发钱发枪和黄四郎向百姓收钱收枪都是在或诱使、或威迫这个从属阶级在立场上倒向自己一方。不过从属阶级自己却没有这等见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博弈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只是在静待胜负已决的那一刻再揭竿而起，痛打落水狗，同时分上一杯羹。《让子弹飞》对这场三方博弈的刻画和演绎的确耐人寻味，充满政治寓意。最终，张麻子用计把从属阶级争取到自己一边，使主导阶级输掉了这场博弈。“国家”终于摆脱了统治工具的命运，为自己赢得了自主性，从而贯彻了社会再分配的经济政策。
可以想见，社会再分配完成后，从属阶级的力量得到了增强，主导阶级则相应削弱，“国家”就有更好的机会维持和扩大其自主性。不过，这场政治革命成功后，“国家”作为集体行动者的角色在自主性之外又展现了另外的一个面向：麻匪兄弟和张麻子对今后的目标和利益认同发生了重要分歧，换言之，“国家”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权威，相应地，其自主性和行动能力就将受到显著制约。此外，随着黄四郎家族的败落，鹅城主导阶级整体遭到严重削弱，同时内部可能发生力量分化重组。还可以推想，鹅城百姓冲进黄四郎家瓜分财产，有的人抢得多，或许就此脱离从属阶级，或至少与原从属阶级有了不同的利益认同；有的人抢得少，或许会抱怨不公，要求重新进行社会再分配。这样，从属阶级也将进一步分化。影片最后，张麻子离开鹅城，策马扬鞭，追着麻匪兄弟们搭坐的火车去了浦东。那么，鹅城下一任县长如果不够强势，无法填补黄四郎和张麻子离去后留下的政治权力真空，就很有可能让“国家”沦为鹅城各种势力分化重组后社会冲突的竞技场。我们或许更关心张麻子和麻匪兄弟们的命运。这些人个个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去了浦东，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会不会把浦东也变成社会冲突的竞技场？
（《找回国家》，[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方力维、莫宜瑞、黄琪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九年版，4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