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加科夫_布尔加科夫的个性
时间：2019-02-17 05:28: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度认为米・布尔加科夫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作家。个性这个词在今天有很多种意思：骨气、主见、特色等等，似乎每样都可以用到布尔加科夫身上。这种想法最早可能来自十多年前余华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布尔加科夫的》（《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十一期）。在那里，布尔加科夫被理解或者干脆说被塑造成一个敢于对领袖说“不”的知识分子，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类似的解读还出现在另一位余姓评论家身上，他以“寂寞的文学之狼”来概括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个性。一时之间，布尔加科夫似乎是作为一位孤独的文化英雄出现在读者面前，大大满足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人对文化偶像的需求。
然而，从文学史来看，这个定位并不准确，至少说并不完整。因为布尔加科夫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和官方、和领袖对立，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努力构建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对话桥梁，为自己，也为他所在的那个阶级谋求一种稳固的社会地位。
毫无疑问，布尔加科夫是一位知识分子。书香门第的出身使他从来就没把那些以革命起家的实权派放在眼里。他鄙视他们的无知和粗鲁，这一点即使在他的中后期作品如《狗心》（一九二五）及《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九二八――一九四○）中都有不经意的流露。可以说，在那个一切以革命为中心的年代里，唯有他坚持自己作为一名文人的矜持，不肯为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唱赞歌。
然而，这只是早期的布尔加科夫。那时候的他年少气盛，可能未必知道，矜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又表现为什么。在当时那个火热的年代，冷静或者矜持就意味着对新政权的不认同。因此，布尔加科夫很快就面临着来自官方以及民间自发的排挤和压迫。他的剧作在短暂的上演之后被勒令禁演，他的小说没有哪一家刊物敢于采用。只有远在柏林的侨民刊物偶尔还会发表一两篇作品，寄一点稿费来救急。不过，随着拉普的倒台，整个苏联文学界走向大一统，这种苟延残喘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
进入中年之后的布尔加科夫，越发感觉到生存的压力。妻子、房子等各方面的要求使之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争取生存的空间。并且，苏联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迫使他开始正视这个新生的政权以及那些他一向所鄙视的官僚。他希望和官方――当然不是底层的那些小官僚――而是最高领袖取得一种默契：即你让我发表，让我生存；我为你说话，哪怕为此做出一些让步（天才总是这么幼稚单纯，包括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他在和沙皇尼古拉一世会面之后，也达成了类似的默契，却最终还是死在人为安排的决斗中）。但布尔加科夫显然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他试过去做雇工、去打扫院子，但没人敢用他。由于穷无生计，作家面临着流落街头、落魄以终的困境，他曾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三日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请求允许他和妻子移居国外。斯大林没有答复。他又在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了《致苏联政府的信》，托人转交给斯大林，结果依然石沉大海。于是他嫉妒绝望，开始考虑自杀，常常随身带着一把手枪。
布尔加科夫生命中的转机发生在一九三○年的四月十八日，那正好是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后的二十天。那天，作家在家里接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电话那头自然是斯大林。斯大林之所以会关心这个倔强的“白卫军”分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布氏此前曾多次上书给斯大林及苏联政府，要求对其的工作有个安排，这一点余华的文章已经有很详细的介绍。二来，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后，苏联党和政府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使其不得不开始关注文学家的生存处境。布尔加科夫不管怎么说，在国外的侨民文学界小有名气，其亲属在国外也很多，当局显然不希望在马雅可夫斯基之后再出现一个布尔加科夫跳楼或自杀的事件，来给苏维埃新政权本已不佳的形象上抹黑。根据作家妻子的回忆，谈话记录如下：
斯大林：“我们收到了您的信，我和我的同志们看了这封信。您会得到肯定的答复。不过，也许真应该放您到国外去？怎么，我们使您很厌烦了吗？”
布尔加科夫：“最近一个时期我反复在想，一个俄罗斯作家能不能生活在祖国之外，我觉得，不能够。”
斯：“您想得对。我也是这样想。您打算在哪里工作，在艺术剧院吗？”
布：“我曾这么打算，但和他们提及之后被拒绝了。”
斯：“那您给那边提交个申请吧，我觉得他们会同意的。我们需要见个面，跟您谈谈。”
布：“是的是的！约瑟夫・朱加什维里，我非常需要与您谈一谈。”
斯：“是的，需要找时间见个面，必须这样。现在，祝您幸福。”
从整个电话来说，领袖只是象征性地询问了作家的近况，没有流露出过多的热情。然而，布尔加科夫却将之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并为此兴奋不已。这里显然暴露出布尔加科夫作为一个文人的幼稚和热情。他以为领袖的电话预示着一种新生活、一种新关系的到来。他梦想着与领袖的会面，希望当面向他倾诉在文学界所遭受的攻击和谩骂。和他一样兴奋的还有他圈子里的那些知识分子作家。他们同样天真地认为，布尔加科夫从此就通天了，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他。
这种美好的幻想足足伴随了作家近九年。在这段时间里，与领袖的会见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安慰。给领袖写信述说自己的遭遇，对作家来说也是常有的事情，尽管封封书信都如石沉大海。当然，文学史也记载了，在此期间，布尔加科夫不肯听从剧院领导的意愿，对剧本做某些修改以便上演。然而这种看似颇有骨气的举动，也恰恰体现了作家对领袖的期望和信任。他所轻视的，只是剧院领导这类中低层的人员，而并非是领袖或者整个制度体系。根据作家遗孀叶莲娜・布尔加科娃的日记记载：晚年的作家曾写过一篇讽刺喜剧的作品，描写了绝望无助中的作家再次写信给领袖，其最后的署名引起了斯大林的好奇，于是找来特务头子雅各达，查找写信者。查出是布尔加科夫后，派军警骑摩托车直接将尚在床上的作家带到克里姆林宫。衣衫不整的作家连鞋子都没穿，斯大林为属下对作家的无礼大为恼怒，于是命令雅各达、伏罗希洛夫、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领导人逐个脱下鞋子给布尔加科夫试穿。这一点颇能令人想起唐代所谓的高力士为诗人李白脱靴、杨贵妃为其研墨之类的传说。此后，作家当面向领袖诉说了作品不得发表、剧本不能上演的困境。于是乎，一通电话打过去，在斯大林口口声声的“建议”下，作家的剧本三周后就将上演，稿费猛涨到五万卢布。作家本人也成为领袖朝夕相处的伴侣。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布尔加科夫口口声声被斯大林称之为“我的作家”，从中也不难揣摩出作家此刻的某种心态。
然而幻想终究是幻想，醒来后的现实却是那般残酷。一九三四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跻身文坛十多年的布尔加科夫居然没有得到一张列席票，这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疏忽。在一九三九年，斯大林六十大寿的时候，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在《消息报》上发表了献给斯大林的颂诗。也许是受此影响，再加上莫斯科艺术剧院领导的点拨，布尔加科夫终于开始为领袖写一部贺寿的剧本（实际上这一想法在一九三五年时便有了，只是因多种事情耽搁了），即以领袖年轻时革命经历为主要素材的《巴统》。
很多人知道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逃亡》，却未必知道《巴统》。这不仅因为《巴统》是作家所有作品里最晚发表的一部，而且也因为《巴统》是一个谜，解开它就不难理解布尔加科夫晚年的心态。自从该剧本一九八八年在苏联的《当代剧作》杂志上发表后，围绕它的争论就没有平息过。俄罗斯第一部布尔加科夫传记的作者M.楚达科娃认为该剧是被迫写的，因为剧本“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自己的生活立场、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楚达科娃还认为，作家创作此阿谀奉承之作，是为了换取《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出版机会，后者对作家来说显然重要得多。不过，就在刊登这篇文章的那一期《当代剧作》上，编者却另外指出：“楚达科娃的观点是有趣的，然而并非无可争议。若读者中有谁另有高见，我们准备加以研究并将这场关于布尔加科夫最后剧作的讨论延续下去。”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之后，对布尔加科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其中也包括对《巴统》的研究。《戏剧》杂志一九九一年发表了戏剧评论家尼诺夫的文章《之谜》，作者第一次指出，尽管《巴统》的写作来得十分艰难，但作家始终是坦率自愿地去写作该剧的，不存在所谓的“被迫”。
作品是最有力的证据，还是让我们回到《巴统》。巴统是个地名，现在格鲁吉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为石油工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因而是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较发达的一个地区。该剧描写的是一八九八至 一九○四年间斯大林在巴统地区的革命活动，全剧共四幕十二场。剧本揭示了斯大林从一个不安分的教会中学生到一名坚定老练的布尔什维克这一过程中的几个片断。在剧本里，年轻的领袖被塑造成一名天生叛逆的革命者，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监狱里，他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斗争局势就会出现新的高潮：在教会学校里他怂恿同学递传单；在巴统厂区他鼓动工人起来示威游行；在监狱里他煽动流放犯抗议看守打人；自己还从西伯利亚越狱逃跑。作品以他的归来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的到来而告终。
在剧本的描写中，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位领袖的成长经历，其中谈不上太多的阿谀奉承，当然更没有指桑骂槐。客观的描写是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作家天真地认为，这样便是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不但查阅了大量档案，还自作主张地和妻子踏上前往巴统实地考察的列车。然而，他又错了。一九三九年七月，莫斯科艺术剧院同意上演该剧，八月中旬，布尔加科夫与家人前往巴统。然而，列车刚离开莫斯科不久，在沿途一个小站上停留时，他们一行人便收到电报，被告知演出取消，所有人马上返回莫斯科。艺术剧院传出的消息声称：斯大林并不希望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甚至有流言说，斯大林鄙视布尔加科夫的这种奉承之作。当然，后来的评论者也说，剧中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批判也可理解为作家对斯大林时代的某种暗喻。剧中斯大林作为囚犯穿过一队监狱卫兵，被他们用军刀责打的场面，居然会被聪明的评论家们与耶稣基督的受难联系起来。真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无论如何，上述消息以及随之流传开的种种恶意或善意的揣测，无疑如一把尖刀，深深刺伤了作家敏感的心灵。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布尔加科夫几乎没有出门。事实上，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出门了。他所患的家族遗传病――肾硬化在如此令人沮丧的心情下开始恶化。作为一名作家，一位文人，他所遭受的耻辱难道还不够吗？生命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他那么信任领袖，那么尊重领袖，以至于愿意冒着被耻笑的风险，主动请缨为其歌功颂德，结果却是被冷冷拒绝。俄罗斯广袤无垠，何处是他的归宿，谁是他的知己？几个月之后，即一九四○年三月十日，布尔加科夫去世。临终前，他一再握着妻子的手，告诉她：“得让人知道，得让人知道！”妻子叶莲娜解释说，作家最关心的是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希望在以后能面世，故有此遗言。几乎是过了二十年，借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东风，小说才被删节出版，意在揭示斯大林统治的不公。不过，这对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可悲的误会。此后，随着苏联形势的变化，该书地位与作家的地位节节上升，今日已成与《日瓦戈医生》并列的二十世纪苏俄经典之一。二○○五年，该书被搬上银幕，拍成十集的连续剧，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其流行不亚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布尔加科夫泉下有知，或许该为之欣慰。因为，虽然他没有得到最高领袖的理解，但大众却理解了他，只是，这种理解整整迟到了六十五年。
根据汪晖先生在《死火重温》里的回忆，余华在交稿之后依然认为，他还是没有表达出布尔加科夫的微妙。我想他是对的。因为个性复杂如布尔加科夫者，显然不是三两段文字、几篇文章便可定性。倒过来说，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者，其缘由也正在于此吧！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都证明：布尔加科夫从来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般英勇无畏。在面临真理和强权的选择时，他的表现或许会令完美主义者们失望。他总是在思考、权衡、犹豫甚至有些许的惊慌。他总是对领袖抱着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申诉，尽管每次的结果都是失望。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职责。在笔者看来，思考和犹豫恰恰是为了对事物有更深的了解和把握。这，也许是目前大多数高喊口号的知识分子们所需要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