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八路军战士的抗日线路(二)】 重生抗日之八路军连长

　　在“敌工队” 　　 　　过微山湖以后，代表团一行在丰县和沛县一带活动了一段时间，打算越过日本人占领的陇海铁路，进入国民党管辖地区去西安，进而到延安。或许与国民党方面没有交涉好，代表团没有过陇海铁路，而是从江苏回到了山东境内，再折转梁山等地，进入河南、河北交界地区。这一带都是大平原，与此前代表团习惯的山区生活有很大不同。
　　生活依然艰苦自不必说，让孟广涵记忆最深的是吃盐困难。这个地方多吃硝盐(从含盐分较多的土中熬制出来，含有毒物质)。那时，难得有猪肉吃。一次，一锅猪肉炖着，大家时不时去尝一下，奈何怎么尝都觉得没味道，便一直加盐，到感觉有味的时候，已经是苦得不能吃了。
　　代表团一直在河北、河南境内行军。那时，冀鲁平原主要有三种地区：根据地、敌占区(即日本人占领的地区)、无政府地区(日本军队没占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已经撤离，共产党的根据地也还没建立起来的地区)。在无政府地区，多是地主武装、红枪会、大刀会等地方武装势力割据一方，还有像《沙家浜》里的胡传魁，“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司令和自己成立的队伍。一些村庄为了自卫还设置有围寨。
　　一路上，既要避免惊动日本人，有的围寨又不让八路军通过，代表团一行只得绕道而行，因此行进得十分缓慢。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行军，大约1939年秋，代表团一行才从河北南部一个叫摩天岭的关口上了太行山，首先到达129师师部。听说山东代表团来了，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出来迎接，孟广涵远远地看到了两位首长。晚上，大家听说朱总司令要来作报告，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早饭后，便在一个小坝子上集合，前面摆了一张小桌子和几个板凳。不一会儿，来了几个穿着普通的军人，大家猜想，可能是来检查会场的。不料张指挥喊：起立，敬礼!前面一位年龄较大的笑容满面地回了礼。这时，大家才在惊讶中明白过来：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朱总司令!
　　在师部住了一夜，代表团第二天就前往位于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这段时期，除朱总司令外，左权、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为大家作了报告，经常听说的风云人物来到面前，没有想象的那样严肃，而跟普通人一样，让大家感到十分亲切。
　　到总部后，孟广涵的侦察任务暂告一段落。这时，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总校从延安迁到了太行。抗大，是无数热血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寻求抗日救国真理、探索民族解放道路。抗大的学员主要是部队干部，也有青年知识分子。得到这个消息，孟广涵和另一个从二科抽调出来的同志霍法尧坐不住了，向组织提出，山东代表团驻总部期间到抗大学习，组织上答应了。两人原本想，在山东代表团动身前往延安的时候即回代表团，谁知进抗大后，两人分别分到两个队，加之战争频繁，时势多变，两人不仅没能回到代表团，从此也再没见过面。
　　孟广涵起先在一团一个中队当班长，同时兼排里的政治战士。不久，抗大“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训队”)抽调学校各队较有文化的学生百来人进行专门训练，以开展对日军工作。孟广涵又被调入了敌训队，仍担任班长。
　　敌训队里除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课外，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日语、日本国情和对敌政策。教授日语的教员是3个日本人和3个中国人。令孟广涵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名叫吉田的教员。吉田是日军侵华第一期被征召的士兵，身体素质和枪法都很好，也很崇尚武士道精神。1938年被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他坚决不跟八路军走，一心想自杀。战士们把他放上担架，他便从上面滚下来，只得把他捆在担架上抬着走。一次休息时，吉田被解开，他趁一个战士不注意，抢去刺刀就往自己喉咙刺，幸得医生及时抢救。后来，吉田亲见八路军的生活与战斗，态度慢慢有了转变，再反思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毅然加入了八路军，直到日本投降后，方返回日本。还有一个日本教员被俘后经教育，坚定地站在八路军一边。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进行“扫荡”，他随部队突围时被日军俘虏，途中，他挣脱捆绑，向八路军撤退的方向奔去，结果被追上的日本兵活活刺死，壮烈牺牲。
　　从抗大“敌训队”出来的学员，一般是到各部队做敌军工作，如：翻译缴获的日军文件；教战士们在两军对峙时能用上的简单日语口号；如果俘虏了日本人，则做俘虏的思想工作。孟广涵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敌工队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分析搜集到的日军情报和资料，向上级汇报。
　　
　　在太行山上反“扫荡”
　　
　　与在山东的“扫荡”相比，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扫荡”更为频繁和残酷。孟广涵在抗大敌训队和野战政治部的几年间，经历了若干次反“扫荡”。
　　抗大是学校，但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中，遇到日军来袭是没有部队来保护的，只有自己保卫自己，像部队一样行军作战，不断转移。孟广涵所在的班，学员文化程度较高，有些原本就是连排级干部，又配有步枪、手榴弹等武装，总体说来，战斗经验比较丰富。在百团大战期间，他们的任务主要有两个：
　　一是警戒。一次，孟广涵所在的班被分配到一座叫小窝棚的山上搞警戒。那天夜里，天很黑，下着蒙蒙细雨。没地方避雨，大家便挤成一团休息，派出一个哨兵观察情况。在换哨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之前派出的哨兵，而敌人可能就在附近，也不能高喊他的名字，只得另派了一个人放哨。天亮后，大家才看见，那个队员离得很近，就在几十公尺外，因为没有接到换哨的命令，他在那儿坚守了一夜。
　　二是武装侦察。百团大战后期，孟广涵所在的班被派往一个村子侦察敌人的行动。刚到村外，大家就发现情况有些异常，便停在山上隐蔽观察。不久，一支约300多人的日军从村里走了出来。这个情况得向上级汇报。但是，日军是否全部离开?村里是否还有老百姓?得弄清楚。大家观察一阵不见动静，便分为两个战斗小组，走在最前面的人拿着手榴弹互相掩护着进了村子。进村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全村一片狼藉：遍地是猪肠子、鸡肠子、鸡毛和锅碗瓢盆的碎片。按往常的情况，敌人进行“扫荡”前民兵会帮助群众“空室清野”，掩护群众转移，能带走的东西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东西隐藏起来。这次可能是敌人来得突然，群众仓促转移，没有来得及“空室清野”。看到这种惨状，战士们无不义愤填膺。
　　日军对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的“扫荡”更为残酷。太行山根据地的不少县，不论大小村庄几乎全被烧过，有的村庄反复烧过多次。对抗日武装力量，日军总是调集大量军队，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进攻。大规模的“扫荡”更是陆空配合。一次，孟广涵和战友们在一个土坎下躲避，亲眼看着飞机上的炸弹一个个往下投，他前后的同志都被炸伤，自己则被散落的泥土埋住，躲过一劫。轰炸之后，日军地面部队便进行追击和合围。尽管战争如此残酷，但根据地的军民团结一心，灵活应变，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扫荡”。
　　孟广涵记得那次伏击长冶。长治(位于太行山南端，山西省境内)是日军的一个主要据点，驻有重兵。孟广涵奉命到长治附近的某主力营了解情况，刚去就遇到营里在进行攻打长治的动员。原来，我方情报人员获悉长治的日军要到根据地“扫荡”，计划乘长治空虚之际拔下这个大据点。孟广涵去的这个营恰好是我军此次攻打长治兵力的一部分。孟广涵非常兴奋，随部队到了长治城下。谁知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日军得悉我军要打长治，急速回防，营部只好放弃攻打长治，改为伏击回防长治的日军。交战中，日军炮火很猛，我军一度转移阵地。由于日军怕长治失守，边抵抗边急速撤退，我军得机反击，日军因此受到一些伤亡。打长治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却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扫荡”。 　　还有一次则是被中央军委誉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黄崖洞保卫战。黄崖洞位于山西省黎城县北，海拔1600多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最重要的是，八路军在此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年产的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这引起了日军的恐慌。1941年11月，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主力包围了黄崖洞，兵分多路进行强攻。驻守附近的129师某部将包围黄崖洞的敌人反包围起来，经过七八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消灭日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消灭我兵工厂的企图。当时八路军总部就在黄崖洞附近，孟广涵和战友们天天在炮火声中度过，见证了此次战役的惨烈。
　　
　　痛失左权副参谋长
　　
　　敌人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扫荡”的首要目标是八路军总部。但总部作为指挥机关，干部、工作人员居多，要跟日军作战是很困难的。因此，在1942年5月，日军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时，总部的行动方针以转移为主。
　　1942年4月，八路军总部成立了第二巡视团，到120师和晋绥边区巡视工作，孟广涵被调到了巡视二团。就在敌人合围总部的那天凌晨，巡视二团与总部同时出发，总部向东转移，巡视团向西北方向转移。巡视团是一支战斗力很弱的40多人的干部队伍，每人只有一支小手枪，最大的武器便是团长警卫员的驳壳枪。也许因为人少目标小，也许日军的目标本来只是总部，总之，巡视团天亮前从两路日军中闯了出来，而总部却被两三万日军主力包围……
　　巡视团走到太行山根据地的边缘地带驻扎下来，才从一个突围出来的总部同志口中得知，那天清晨，总部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被日军包围，机关工作人员和几个警卫连与敌人展开血战后突出了重围，但我方损失重大，左权副参谋长便是在指挥部队掩护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时壮烈殉国的!闻此噩耗，战士们非常难过，也极气愤，誓为左权副参谋长报仇!
　　左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他的牺牲，是八路军的重大损失。朱德总司令在致左权的悼念词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中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太行山上的艰苦生活
　　
　　巡视二团在太行山边缘地带停驻等待总部的命令。这个时期，团员们自己收粮食，挖野菜，也无油盐，煮了就吃。有时不仅没有粮食，连菜也没有。伙食是几十个人轮流着做，不少人因此学会了做饭，孟广涵就是其中之一。
　　抗战时期，太行山根据地生活艰苦，其中又以1941年和1942年最为突出。对此，孟广涵记忆犹深。在抗大的时候，学员们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边做群众工作。行军转移途中，若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稍长，就开荒种菜，有时还养鸡、养猪。情况好的时候，一月能吃到一次猪肉，要是遇上日军频繁“扫荡”，两三个月吃不到一次也属正常。有一段时间，粮食靠学员自己到几十里、百多里以外的地方去背，或到刚打下的敌人据点去抢运。背粮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裤子，两只裤腿打上结，上面捆住，便可往肩上一挎。有什么背什么，背什么吃什么，品种单一，没有调剂的余地。有段时间全是高梁，天天顿顿净吃高梁，人人大便不通；有段时间又全是黑豆，黑豆不易消化，又人人拉肚子。按规定，学员每人每天五钱盐五钱油，但在战争环境中无法保证，孟广涵就曾两次一连五六天吃不上盐，至于一两天吃不上盐的时间就更多了。天天行军流汗，没有盐吃只觉浑身无力。至于烧的柴禾，也是学员自己到山林里去砍去扛。
　　穿的盖的也困难。按规定每人三年一套棉衣，可是一套新棉衣经过战士们一个冬天的滚打就破了，只好补了又补。1940年冬，由于没有布匹和棉花，只好用一坨一坨未加工的羊毛填入缝补过的破布套中作被盖，另发些羊毛给各人自己捻毛钱打毛背心御寒，再发些青麻和破布条打草鞋，衣服破了自己缝补。孟广涵感到很可惜的是，自己捻毛线打的毛背心在战争中丢掉了。有一次部队组织5000米的武装赛跑，每人背1个背包，1支步枪，50发子弹，2个手榴弹，1条装满粮食的米袋子，奖品便是每人发1斤麻线打草鞋。
　　用的方面，药品缺乏，牙刷牙粉等物不是生活必需品，难以见到。此外，武器弹药补充困难，主要来源是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孟广涵记得在一次与敌人作战后打扫战场，连弹壳也要捡来上缴重装使用。重装的子弹质量差，瞎火卡壳多，但有总比没有强啊!
　　为应对日军的“扫荡”，部队经常在太行地区来回地转，天天行军，一走就是六七十里，一夜行百多里也不稀奇。尤其是夜行军，由于极度疲劳，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有时走着走着睡着了，被或前或后的人碰上，推一下，醒过来再接着走。下山的时候，“小鬼”(即对小战士的爱称)们多是边走边往下滚。
　　
　　渡过重重难关到达晋绥边区
　　
　　巡视二团在山西榆社县以西、祁县以东地带活动了一两个月后，大约在1942年秋天，总部命令巡视团按原计划前往晋绥120师。
　　从太行山根据地到晋绥根据地，要通过晋中平原。晋中平原不只是一道封锁线，而是敌占区的中心地带，障碍甚多。幸亏有交通班战士领路。交通班的战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严格训练的，对沿线的敌情、民情和地理情况都比较了解，个个都有判断和处理敌情的能力。巡视团分为两队各20多人，在交通班战士的带领下(说是交通班，实际一个班只有三四个人)，一队由团长带领走离太原较近的秘密交通线，孟广涵所在的二队由支部书记带领，走离太原稍远的秘密交通南线。
　　总的说来，第一夜是比较顺利的。天刚黑，二队就从敌人的碉堡之间悄悄通过，往山下走。在山脚处遭遇封锁沟，虽然又深又宽，但总有些缺口。在交通班同志的带领下，大家沿着缺口顺利地上下，过了封锁沟。接着又顺利通过公路，来到最后一道障碍――同蒲铁路。当正要过铁路的时候，敌人的装甲车闪动着探照灯呼啸而来，大家马上卧倒在地隐蔽起来。所幸装甲车来得快去得也快，探照灯只照了几下便远离，队伍趁黑悄悄过了铁路。这时，天也快亮了，到了最难隐蔽的白天。
　　交通班的同志早有打算，带领大家到达一个村庄的东北角，翻墙进入一个大院子。主人被惊醒后，先是惊慌害怕，待交通班长说明来意，主人同意让八路军在这儿隐蔽一天并热情接待。正当大家松了口气准备休息的时候，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来人是伪村村长，说日本人要来查户口。村长明里为日本人服务，暗地也帮助八路军。村长说，你们来得不是时机，今天日本人要来查户口，不要说转到别的村，现在就是出院子也难了。怎么办?沉默了一阵，房主提议，是否大家可以到院子角落放农具的草棚去躲起来，外面堆上高梁秆子和谷秆子，看上去就像个草垛子，日本人来了也不易发现。大家想了想，同意了这个办法。房主还在大门上挂了个铃铛，让自己7岁的小孙女在门口玩，见有日本人来就推大门，铃铛一响就是信号。就这样，20多个人挤在小棚里，不吃不喝，直等到白天又变成黑夜。中途，铃铛响过一次，一个皇协军路过，没有进院子。天黑后，村长、房主等搬开庄稼秆子，说日本人已经离开，并送来了凉窝窝头，因为好东西都被日本人吃光了。
　　这一天，为了拖住日本人，村长和村民们首先把好吃好喝的都拿出来，让日本人大吃大喝；听说他们爱耍狗熊，就投其所好；再加上日本人还要召集群众开“强化治安”的大会，这就花去大半时间。查户口的时候，村长又带着日本人从南头查起，这个村庄有几百户人家，查了不到一半天就黑了。就这样，日本人没有查到这户人家就走了。 　　谢过村长，战士们连夜赶往汾河，这是最困难的一道障碍。房主坚持要送到汾河，让大家非常感动。到了渡口，侦察员发现除了船夫还有几个人，是什么人却不清楚。为安全起见，听从房主的建议，大家前往离渡口几里远的地方涉水渡河。房主反复提醒大家，这里水比较浅，但河宽淤泥深，大家最好手挽手，互相帮助着前进。过河时千万不能停脚，否则一停就陷下去了，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旁人也不好帮忙。队伍分为两组并肩前进，人人咬紧牙关，使出浑身的气力，携手并进，形成一股合力，艰难跋涉，过了汾河。大家一边惦记着房主此时是否安全到家，一边仔细检查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物品，以免被日本人发现而连累当地百姓。
　　在向吕梁山行进途中，队伍又遇到了两个情况。一是交通班的战士抓住了一个行动躲闪的人。在敌占区，老百姓晚上一般不敢出门。经过仔细盘问确认这是个当地农民，他也承诺绝不会走漏消息，大家便把他放了。要是第一夜遇到这种情况还真难办，这时因为快上山，就算他告密，被敌人发现也容易突围。
　　又走了一段，大家听到前面有部队行进的声音，立即隐蔽起来。不一会儿，过来一队几百人的日军，队伍的后部乱糟糟的，人、马、毛驴，或背或驮着不少东西，吆喝声、嘶叫声，好不热闹。抢得战利品，又在自己的中心占领区，日军麻痹大意，连用手电筒往旁边照一照都没有，巡视团一行才没有被发现。
　　巡视团的同志都是在山区打过游击的，进了山，提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正在这时，有人喊道：“站住!不准动!”接着便听到拉枪栓的声音。交通班的同志反应很快，马上喊道：“不要开枪!我们是自己人。”双方一见，果然是认识的人。原来这是120师某团一个排在搞警戒。排长说：好险啊，你们要是早来一会儿，就把你们当成日军给消灭了。得知日军到根据地“扫荡”的消息，120师下属某团准备打伏击，布置好圈套等日本人来钻。谁知日军也似得到消息，在伏击圈附近绕道走了。巡视团之前遇上的正是这支日军。日军没进埋伏圈，伏击圈也就撤了，留下一个排监视，这个排正准备撤退，巡视团就来了。
　　巡视团随这个排到了团部，团长、政委热情相迎，住下后，战士们送来热水洗脸烫脚，然后又送来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从在敌占区村里吃过一顿冷窝窝头以来，巡视团一行没有吃过一餐，于是，团里抬来一桶饭，吃光了；又抬第二桶来，也吃光了；第三次抬来时，大家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吃光了，没吃饱也得剩一点。
　　送到这儿，交通班的同志圆满完成了任务。团部派了一个连掩护巡视团继续前往兴县蔡家崖120师师部。
　　
　　到延安参加整风
　　
　　在蔡家崖，巡视团两个分队会合后便开始分配任务。团部人员留在兴县了解120师师部、晋绥军区的情况，其他人则分成几个小组分赴各地了解情况。孟广涵所在的一组沿岢岚、五寨、保德、河曲、偏关一线，一直到了绥远的清水河一带，了解当地抗日武装的情况。回到蔡家崖以后，各小组汇报情况，巡视团团部综合整理，以电报形式发往总部。总部随后指示，巡视二团不返回总部，即刻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延安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听说要去延安参加整风，孟广涵和战友们高兴极了。
　　巡视团从兴县行军到达延安，大约是1943年初了。初到延安，学习整风文件，联系自己进行检查。经过整风，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提高了认识，整风进行得很正常。但没过多久得到通知，到八路军大礼堂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听报告，报告人是康生，内容是“抢救失足者”。康生极端夸大党内和边区的敌情，认为特务很多，要把党内和边区的“特务”、失足者抢救出来。讲话气势压人，报告一结束，当场抓了一个河南籍女干部作为“特务”示众。
　　延安整风，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偏差。
　　毛主席发现抢救运动的错误后，亲自出面赔礼道歉，并决定进行甄别工作。很快，一批被抢救的同志平了反。对确实有问题的人，也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对一些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暂时挂起来，待抗战胜利后再调查解决。
　　
　　迎来抗战的胜利
　　
　　整风学习后孟广涵被分配到联防军政治部干招处，后又调到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是个很大的军事系统，司令员是贺龙同志，副司令员是肖劲光等同志。联防军管辖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部队。
　　那时，孟广涵住的那一排窑洞就在联防军司令部右后方的山坡上，下面还有一排质量好些的窑洞，住着联防军组织部副部长黄志勇以及李井泉等同志。依山而筑的窑洞，下面一排窑洞的顶部就是上面一排窑洞前面的平台，重叠着挂在山腰上。八路军虽然住在小小的窑洞里，每个人却都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形势，关心着与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的苏德战场。每个同志的窑洞里都挂有一张苏德战场的简图，每当苏联红军攻克一个城市，都在图上相应位置标上一面小红旗。那时最有名的苏联红军将领是瓦杜丁上将，大家经常在报道中看到他取得胜利的消息，但是突然间不见瓦杜丁的报道了，而对朱可夫将军(那时还不是元帅)报道多起了来。后来才听说，瓦杜丁将军已不幸牺牲，同志们对此十分惋惜。
　　在延安工作期间，孟广涵聆听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讲话，深受教诲。其中，他听过毛主席两次讲话。第一次是1944年10月25日，毛主席向准备南下的359旅干部讲话，当时孟广涵被分配在主席台服务，有幸亲耳聆听了这次讲话。第二次是在1945年8月13日的延安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联政组织部派孟广涵参加了这次干部大会。
　　根据形势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两天后，孟广涵正在逛新市场的时候，广播中传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群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小摊贩丢下自己的铺位，水果、小商品散落一地。欢呼、庆贺声响成一片。这时有人喊：是美国投原子弹促使日本投降了!孟广涵也大喊：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促使日本很快投降的!他边喊边跑，赶回机关，机关里也是一派热闹欢腾的场面。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多年的磨难、艰苦的奋战、巨大的牺牲，在这一刻得到回馈，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激动不已……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党中央调兵遣将，进行新的战略部署。当时决定派林彪到山东，并抽调100多名在延安的山东籍干部组成山东干部大队随同前往，孟广涵作为其中一员，又开始了他在解放战争中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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