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战士可能是暗之妖精的老乡_长征战士　红岩村人　重庆老乡

　　童小鹏，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一个坚忍不拔的长征战士，一个高风亮节的红岩村人，一个怀念山城情系人民的重庆老乡。 　　 　　定格在长征路上，定格在红岩村中。童小鹏，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一个坚忍不拔的长征战士，一个高风亮节的红岩村人，一个怀念山城情系人民的重庆老乡。
　　
　　
　　我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即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特别是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的研究。由于这个原因，我认识了童小鹏同志。20多年来，或在重庆，或在北京，或在家里，或在会中，或为家事，或为学问，或为公务，或为私谊，多得他和紫菲同志的教诲、提携。
　　在这位慈祥的老人面前，我全然不会感到拘束，完全忘记了他是一位大人物。我也同父辈们一样，亲切地叫他“小鹏同志”。我向他请教过许多关于中共党史、南方局党史、抗日战争史的若干问题，也怀着浓厚的好奇心请他给我讲那些追随领袖的难忘岁月，他也总是有问必答，娓娓道来。但是，谈得最多的话题还是周恩来和红岩精神，讲得最多的故事则是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时光。他要求我们“应该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宣传周恩来，把周恩来留下的精神财富变成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会主义的精神力量”。他说，现在国内对于延安精神和井岗山精神都成立了专门的学会进行研究，还出了刊物，并有过很好的概括。“红岩精神”与它们是相通的，但是“红岩精神”有自己的独特内涵。我们要好好研究“红岩精神”，要好好发扬“红岩精神”。
　　后来，小鹏同志去了漳州老家，我要见他就很不容易了。近几年，小鹏同志因患脑梗塞，又返回北京居住。因此我每次到北京，总要去看看老人家，这已经是规定动作了，不然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同时，我父亲也常常嘱咐我:我是走不动了，你一定要去看看小鹏同志。他对我们全家那么亲切，在重庆搞南方局研究，如果没有他是搞不到今天这个局面的。还有你本人，他对你关心支持多大哟。如果可能，你把东东（我的儿子周昌凌，在北京上大学）也带去。而到了北京，小鹏同志对我父亲和我们一家，也总是问长问短。因此，每次北京归来，我也总是如实相告，担负起疏通两家音信，传递友情的任务。
　　2006年12月下旬，快过元旦了，适逢我到北京出差，照例又去万寿路看望他老人家。那天，老人精神很好，坐在轮椅上，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电视连续剧《长征》，脸上安祥而肃穆。我叫了他一声，没有反应。丹宁说，他特别喜欢这些电视剧，一看就入神。那一天，丹宁送给我一本书，叫《老爸童小鹏的长征情怀》。封面上，耄耋之年的童小鹏头戴八角帽，身着红军服，背上背着一顶竹斗笠，站在一棵青松下，气宇轩昂地看着我们。这本书是丹宁为父亲收集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分为“长征日记”、“长征回忆”、“长征报告”、“长征情怀”四个部分。在这部书里，首次发表了小鹏同志于2006年在92岁高龄时，用左手书写的毛主席《七律・长征》。几个月后，小鹏同志就去世了。这是小鹏同志关于长征的绝笔，十分珍贵。丹宁同志讲，由于突患脑梗塞，老人家手中的全部编辑工作都没法开展了，这部书是按照小鹏同志的意见，由丹宁同志编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据丹宁同志讲，小鹏同志很挂念重庆的同志和南方局研究工作，因此嘱送我一本，并要我将此书送给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等领导同志。回到重庆后，我把书送给了汪洋书记，他要我转告对小鹏同志的问候并要去了丹宁同志的电话和住址。那天我离开的时候去向小鹏同志辞行，他艰难地站起来，又艰难地但却笑眯眯地和我握手。我大声地对他说，明年来北京，再来看你。他招了招手，和蔼可亲。丹宁在一旁说，只要重庆来人，或者说到重庆，他就高兴得很。
　　
　　这个画面已经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头脑中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童小鹏，一个长征战士童小鹏，一个红岩村人童小鹏，一个重庆老乡童小鹏。
　　
　　1933年，19岁的童小鹏第一次听“胡公”（周恩来）作报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应张学良将军的要求，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西安。他羞羞答答地提出想去西安一边工作，一边治牙病。周副主席一声允诺，童小鹏开始了追随周恩来长达40年的历程。周恩来逝世20周年的时候，童小鹏83岁了，他倡议成立了“漳州市周恩来研究会”
　　
　　1914年，童小鹏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童坊镇一个农村家庭。他16岁参加革命，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工作。1933年5月24日，从前线归来的童小鹏第一次见到早在传奇故事中熟悉了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胡公”──周恩来。眉毛粗黑，目光炯炯，两腮和上下唇都长着粗黑的胡须，英俊而又严肃，一派军人气概的周恩来，他在那天的全军干部大会上长达４个小时的报告，给19岁的童小鹏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周恩来总政委的“报告极为周密详细”。
　　童小鹏真正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第二天。当时，童小鹏已经调到军委机要科工作，当毛泽东的秘书，住在保安。12月13日，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西安，需要配备译电员和报务员。正为龋齿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童小鹏听到这一消息，便立即向机要科长叶子龙提出，希望去当译电员，以便一边工作一边治病。叶要童小鹏当面报告周副主席。童小鹏从来没有和周恩来单独谈过话，第一次去就提个人的工作问题，因而顾虑重重。但面对难得的机会，年轻的童小鹏还是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利用送电报的机会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交了电报以后，他羞羞答答地对周恩来提起了牙痛的问题。周恩来见他似乎有话要说，就和蔼地让他坐下说。待童提出要求后，周恩来说:“我知道你在机要科中文化高一点，你去正合适，一边工作，一边补牙，有别的病也可以治。”第二天一大早，童小鹏平生第一次骑上了高头大马，跟随周恩来前往西安了。
　　就是周恩来这善解人意的几句话，使童小鹏得以与位伟人终身相随:从1936年解决西安事变起，童小鹏便跟随周恩来奔走于南京、武汉、桂林、重庆，最后到南京，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南方局机要科长等职。建国以后，童小鹏同志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童小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达40年之久。
　　在这40年中，重庆是除北京以外童小鹏跟随周恩来工作时间最长的城市。每当谈起抗日战争，谈起红岩村，谈起周恩来，童小鹏总是那么一往情深。
　　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之初，周恩来和董必武住在曾家岩，对外的招牌是“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机关设在城内机房街。由于日本飞机轰炸，在城内办公极不安全。后来，打听到饶国模在市区化龙桥附近红岩嘴有个“大有农场”，当时正在修建一幢两层办公楼，可以租用。周恩来便通过周怡、廖志高联系饶国模子女，派童小鹏与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前去联系，蒙饶国模慨然允诺。但是，两层楼不够用，他们便提出以办事处的名义给饶三千元钱，把房子改建为三层，仍由饶国模负责建造。由于设计已经无法修改，总的高度不能增加，只能在瓦上开窗，因此，三楼就只能是建成“鸽子笼”了。从此，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在红岩生活、战斗了八年之久，重庆红岩也因此而名扬天下。
　　在红岩村，童小鹏跟着周恩来，经历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为艰难的时刻。“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党中央决定周恩来返回延安。但是，周恩来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局出发，作出了送走大部分同志，而自己和董必武、邓颖超及少数同志留在重庆坚持斗争的决定。童小鹏就是留下的人中的一个。在生与死的关头，周恩来要求全体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他给大家讲广州起义失败后，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念叶剑英写的纪念方志敏的诗。告诉大家，如果被捕，男的可以承认是党员，女的可以承认是家属。但是，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就说曾家岩和红岩村是一个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如问别的事，就说不知道，去问周恩来。50年后，童小鹏谈起这件事还说“周恩来的话深深地扣动了每个同志的心弦，使我们大家都抱定了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决心。”
　　在红岩，童小鹏尽情地享受到革命大家庭的真情，经受了艰苦奋斗的考验。1941年1月，国共斗争最紧张的时候，童小鹏意外地患了一场大病。由于病情不明，周恩来决定马上把他送医院治疗。叶剑英曾专门去看过他，告诉医生好好诊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来渝期间，派他当护士的女儿去医院陪伴，还为童小鹏输血，使他终身难忘。他告诉我，当时，红岩的生活非常艰苦，都是自己种菜。大家早上吃榨菜，臭豆腐，中午只有一个菜。牛皮菜原来是喂猪的，大家却吃得很开心。藤藤菜很老，又没有水浇，嚼不烂，大家就叫它“无缝钢管”。尽管很苦，但大家精神还是很愉快的。白天大家紧张地办公，吃了晚饭就去“救亡室”，里面有一个台子可以打乒乓球，还有几把胡琴。张颖是从延安鲁艺出来的，她就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童小鹏用手中的相机拍了不少唱歌、扭秧歌的照片，留下了艰苦岁月的写照。
　　
　　在红岩，童小鹏也曾“欺骗”过周恩来，至今不能原谅自己。1941年6月，周恩来因疝气发炎，住进歌乐山中央医院。毛泽东特来电嘱咐“恩来须静养”。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先生病逝。红岩的同志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一向孝顺，倘若此时让他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于他养病不利。因此，董必武召集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童小鹏研究，一致意见是暂不告诉他，待他出院以后再报告、再出殡，并派童小鹏和吴克坚去医院看望周恩来。童小鹏和吴克坚在去的车上就互相叮嘱要沉住气，不要露了马脚。在医院，周恩来问起他父亲的病情，童小鹏他们就按照事先编好的“病情有好转，请放心”回答周恩来。几天后，周恩来出院回红岩办公，得知父亲已经去世三日，当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主任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我？”钱当然不敢回答。周恩来又特别责怪邓颖超:“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你还不了解我，为什么要瞒我呢？”邓颖超也只得流泪认错。作为衔命“欺骗”周恩来的当事人，童小鹏也深感内疚，更是泪流满面。时至今日，童小鹏“每想起此事，都很难过”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奉命在周恩来面前说了谎话。
　　受到周恩来伟大人格魅力的感召，童小鹏对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认为，周恩来既是全世界公认的伟人，更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位很杰出的领导人，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他八方奔走，呼吁各地成立“周恩来研究会”。他认为，重庆是首先应该成立的城市。因为周恩来在重庆工作了8年。建国后，他一直主持国务院工作，那么繁忙，还三次回到重庆。1996年1月8日，在纪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的日子里，在童小鹏的积极倡导下“漳州市周恩来研究会”终于成立了。杨尚昆、陆定一、李琦、罗青长，以及福建省领导同志贾庆林、陈明义等，纷纷题词、来信、来电祝贺。这是继周恩来故乡淮安市以后成立的第一个地方性的周恩来研究组织。同年7月，重庆市周恩来研究会和红岩精神研究会筹备组也宣告成立。这一年，童小鹏已经82岁了。他表示，“要象恩来同志那样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跟着周恩来当上了“鸡鸭行长”，后来又一起留在重庆坚持斗争。他发出的“无字天书”，保证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延安电讯的畅通。毛泽东为童小鹏题字“团结”
　　
　　在童小鹏的经历中，机要工作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使得他能够掌握鲜为人知的不少内幕消息。这也是与周恩来分不开的。
　　1936年西安事变前，童小鹏已到中央军委机要科帮助工作。他当时的名义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是帮助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军委机要科长叶子龙校对电稿、抄录电文，所以又被同志们称之为“毛泽东秘书的秘书”。从解决西安事变起，童小鹏就一直担任中共代表团的机要科长。后来，不论在南京、武汉，还是在桂林、重庆，以至于后来在延安、转战陕北，直到在西柏坡这个中国革命最后的“农村指挥所”，他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机要工作。当时，同志们把机要工作叫做“鸡鸭行”，作为机要科长的童小鹏自然就是“鸡鸭行行长”了。
　　1938年冬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成立的时候，国共关系还比较好，经国民党当局允许，在红岩村架设了一部50瓦的公开电台，因此南方局与延安的无线电通讯还比较方便。随着局势的发展，到了1943年，国民党当局以各军办事处不准开设电台为由，封闭了红岩的电台，改由国民党军政部用他们的无线电总台为我们收发报。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办事处除一般的电报送军政部电台代为收发外，机密电报全用自己秘密架设的5瓦小台与延安通报。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每天都要通过红岩村的秘密电台同延安保持密切联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白天多在城内参加谈判，或会见客人、拜访友人，晚上回到红岩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电报。所有延安来电，都由童小鹏当面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阅示。当时来往的电报大多是打着三个A和四个A的急电。总是周恩来先同毛泽东一起商量处理来电和发电，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起草重要情报报告中央。作为主管机要工作的负责人，童小鹏总是陪着毛泽东、周恩来到夜深人尽把电报处理完，又把电报交译电员译发后才能休息。特别重要紧急的，还要等到电台发出后才放心休息。
　　
　　当时每天的电报非常多，但能够送国民党军政部电台发出的数量却很少，童小鹏他们就写了不少没有任何内容的“无字天书”给他们发。这一方面掩护了秘密电台，另一方面又吸引了国民党破译我们密码的专家们去做大量的无用功。当时的重庆，电压低（不到150伏），电台多，干扰大，红岩的同志们就把电源改成110伏，并尽量利用深夜和清晨的时间，以高度集中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收发。
　　严格按照周恩来提出的“秘密、准确、及时”的要求，机要、电台的同志们圆满完成了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通讯的畅通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毛主席在重庆的44天，成为红岩的机要工作史上最为繁忙，最为紧张，也最为光荣的一页。
　　由于从事机要工作，使童小鹏有机会与中央首长接触，这其中有一件至今让他引为自豪的事情。1938年8月，周恩来、王明、博古、徐特立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童小鹏是随行人员。这位有心人特意用日本造的棉纸订了一个本子，专门请中央领导同志题字。毛主席给他题写了“团结”，朱德题了“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从此，这薄薄的棉纸本成为他的珍藏。到了1942年整风的时候，为了帮助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开展整风学习，《新华日报》特意创办了《团结》专刊，周恩来写了发刊词《团结的旨趣》。这时，童小鹏想起了毛主席几年以前为他的题词，便拿出来给周恩来看，周恩来见了非常高兴，当即决定以毛主席的手迹“团结”作为专刊的刊头，与他的发刊词同时发表。毛主席的题字发表以后，对大后方的民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他是一位老革命中的摄影家，从事摄影工作60余年，但自称是摄影“游击队员”。他为六届六中全会拍过集体照。既有“摄影史上的光荣一页”，又有“最大失误”。晚年出版两部影集，斯诺先生在天之灵是会高兴的
　　
　　知道童小鹏是位老革命已经好久好久了，但知道他还是一位摄影家，却始于1984年冬天。那是他领我到许德珩副委员长的驻地京西宾馆去，请他为我们的《国民参政会纪实》作序。那一年，小鹏同志已过了古稀之年，但身手依然矫健，手持一部美能达，非常专业地从不同角度为许老和我们大家拍了不少当时还颇为稀罕的彩色照片（其中一张收在他的《历史的脚印》中）。后来我才知道，他从事此道已近50年了，且经历非凡。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只是摄影“游击队员”。
　　童小鹏从事摄影的契机仍然是跟随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以后，“师傅”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自1937年起，童小鹏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照相机，他为中国历史记录下了许多只有他才可能得到的瞬间，特别是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杨尚昆、李鹏、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陈毅、任弼时、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宋庆龄、林伯渠、徐特立、叶挺、廖承志、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胡志明、金日成等外国领导人拍摄的照片。虽然经过了战乱和动乱，但仍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啊！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照片就出自于童小鹏之手，意味深长。1938年9月29日，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会议开始之前，由童小鹏首先为主席团拍集体相。主席团成员有毛泽东、洛甫、朱德、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康生、彭德怀，共12人。当时照相，并不象现在似的，要先排座次，而是随便站。领导同志们大都非常谦让，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主动站到了左一和右一的位置。而王明却直奔前排正中，可见其心迹。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三位美国士兵的合影，早已成为中美友好的象征，也出自小鹏之手。那是1945年9月16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三名美国士兵到红岩村，向毛主席赠送几盒香烟，并致信祝贺谈判成功。本来安排由周恩来接见他们，但毛主席得知此事以后，也专门抽空接见，和他们畅谈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意义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接见后又设宴招待他们。三位美国士兵主动要求与毛主席照相，毛主席欣然同意。童小鹏便选了办事处西门的芭蕉园作为背景，毛主席站在正中，两个美国兵分站两侧，另一人则蹲在前面，办事处工作人员钱之光、龚澎、乔冠华、罗青、刘昂、章文晋等都围在一起，留下了这张特殊意义的照片。
　　在童小鹏的影集中，有一张毛泽东主席与机要科同志的合影，童小鹏自称这是他“摄影史上的光荣一页”。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当时，毛主席常常是彻夜不眠。每当他将要休息的时候，总要问机要科有没有电报。如有电报正在翻译，他就等到看完电报甚至起草了回电后才去睡觉。每天起床后，他又总是把机要科长叶子龙叫来要电报看，如没有电报，他就会自己到机要科去。中央机关到达陕北小河，童小鹏、李克农、罗青长等从山西后委到那里参加周恩来召开的机要工作会议。一天早晨，毛泽东刚从机要科窑洞里出来时，童小鹏立即抓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有一天，毛主席看到前方打胜仗的电报非常高兴。童小鹏见机请他坐在窑洞门口的石阶上，与机要科全体同志一起，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在童小鹏的摄影生涯中也有“最大的失误”。问题出在神泉堡。神泉堡附近有一座白云山，山上苍松古柏，山的东面是滔滔的黄河。有一天，当童小鹏得知毛主席游白云山的消息后，立即背起徕克相机与罗青长赶往山上。当快到山顶时，看到毛泽东已经下山了。毛主席提出要童小鹏给他照一个“背靠黄河”的相。童小鹏便以黄河为背景，为毛泽东连照了两张。然而，当胶卷冲洗出来以后，其他所有照片都非常满意，却唯独不见毛泽东“背靠黄河”的照片！是相机故障？是胶卷跑光？还是冲洗坏了？一直没有找出原因。为此，童小鹏不知被罗青长批评了多少次。他为此常常自责，并写在他的《风雨四十年》中，说这是“终身遗憾的一件事！”“这是我五十多年摄影史上最大的失误！”
　　几十年戎马生涯，东奔西忙，这几千张照片都只能是尘封的历史。1982年因患心脏病退到第二线以后，小鹏同志才得以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整理。1984年他的第一部摄影集《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版了。这部影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记录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国共关系中“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的历史规律，表达了中国人民共同努力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的愿望。邓颖超同志大为赞赏，亲自审稿并题词“炎黄子孙，爱国一家，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李维汉同志题词“为了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陆定一同志为之作序，他说:这部“影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过程的珍贵历史资料。”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其独特的视角，历史的魅力，艺术的语言，引起轰动。许多同志要求他把几十年来所拍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公开展览。1987年3月，“童小鹏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展出的300多张照片尽管也只是童小鹏保存的历史照片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个展览还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城，人们进而要求他出版个人的摄影集。这样，便有了1990年《历史的脚印―童小鹏摄影资料选集》的出版。
　　如果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混编”的话（即其中还集有他人拍摄的照片），那么，《历史的脚印》则是一部“专集”，所有照片都出自于小鹏之手。它展示的是从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的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的独特一页，同时，也是他个人摄影史的忠实记录，都是他本人的佳作。
　　童小鹏从事摄影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能够持之以恒，能够60年如一日。系统地用摄影的方法记录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始于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陕北的采访和《西行漫记》的出版。斯诺先生离开陕北时，把他的照相机送给了陆定一同志，要他拍些照片，为中国共产党留作记录。但是，由于工作忙，陆定一拍的照片有限。到了“文革”大劫，这个照相机也被“响当当的造反派”当成猎物拿走了，让陆定一同志引为遗憾。所以，他对童小鹏的摄影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对他出版影集一再督促，两次为其作序。当《历史的脚印》出版的时候，陆定一的欣喜溢于言表，他说:“童小鹏同志开始从事摄影，在时间上说，是在斯诺访问陕北之后，……小鹏同志比起斯诺先生来，有他的优势:他是中国人，是共产党的干部。他所拍摄的照片，当然有其特点。”“他做了这件事，也使我的一件遗憾得到一定弥补。如果斯诺先生还在，我可以把童小鹏同志的影集，向他交账，他一定会高兴的。”
　　
　　继续发扬“红岩精神”，编好南方局党史资料，成了童小鹏晚年生活的主旋律。丧妻之痛，大难不死，历经十年风雨，终于完成《风雨四十年》的写作和出版。耄耋之年，他仍在为进一步征集和研究中共党史而继续努力。江泽民总书记对这位红岩老战士表示敬意
　　
　　童小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40年，特别是当了8年总理办公室主任。因此，他非常自觉地意识到，把他所知道的周恩来写出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这也是许多老同志的愿望。为此，早在1984年他就制定了《风雨四十年》的写作计划，专门征求过陈云、杨尚昆同志的意见。陈云、尚昆同志极表赞成，陈云同志为他题写了书名，尚昆同志为这本书作序。陆定一同志认为，童小鹏“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这种工作没有别人能代替他。”
　　可是，更多的事情等着他。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南方局党史是整个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南方局的党史资料没有进行很好的征集与研究，因而在各种中共党史著述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更是疯狂地对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污蔑与陷害，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立准立好南方局党史，成为曾经在南方局工作的老同志们的最大心愿和历史责任。小鹏同志更感到责无旁贷。1982年，他刚从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便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副主任、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副组长、《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组长的职务，担起了编辑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党史资料的重任。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他组织北京、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重庆等地的老同志和各方面的力量，克服了许多难以言状的困难，主持编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之一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共6大卷200多万字。这件事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支持，耀邦同志欣然为之题写书名。随后，在童小鹏的领导下，又编纂出版了《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党史资料书。其间，他编辑和出版了两本摄影集《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的脚印》，和中央档案馆编辑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6本，130万字），在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时出版了他在红军时期写的4本日记――《军中日记》。
　　完成这些恢宏巨著对于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已经是超负荷的劳动了。可是，只要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与南方局党史有关的事情找到他，他又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支持，去实实在在地帮助。
　　1990年，这些书都完成以后，童小鹏决心“落叶归根”，离开北京，返回福建，在漳州定居，去专心完成他心中的宿愿──《风雨四十年》的写作。临行前，他把这些年来编著的著作送了一套给江泽民总书记，1990年7月7日，江泽民总书记复信给他:“所送影集及南方局各历史资料均已收到，我将抽暇逐一拜读……希望您有更多新编书籍问世。”这是党的总书记对一个红岩老战士晚年情怀的敬意。
　　在漳州，童小鹏全身心投入到《风雨四十年》的写作之中。然而，正当他醉心于那些难忘的岁月，流连于在周恩来领导下既紧张繁忙，又得益匪浅的日子的时候，年届八旬的老人又遭受到老伴紫菲不幸辞世的打击。童老以坚强的毅力，把对从红岩起就相识、相知、相爱、相伴达50年之久的老伴的悼念，深深地融汇在《风雨四十年》中。以至于1993年秋《风雨四十年》第一部脱稿后，童小鹏心脏病复发，病情危急，所幸经抢救脱险。但刚刚脱离危险的小鹏同志在病床上又提出要继续撰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医生再三叮嘱一定不能再写作，而童小鹏却执意不肯停笔。后来在漳州市委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编写小组，又经过两年的努力，协助小鹏同志完成了书稿，并于1996年1月周恩来同志逝世20周年的时候出版问世。
　　《风雨四十年》分为两部。第一部从1933年童小鹏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写起，一直到1949年3月23日，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为止。第二部从周恩来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担任二十几年的开国总理，“文革”时期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一直到鞠躬尽瘁，于1976年1月8日去世。洋洋洒洒80多万字。
　　小鹏同志对我说:“《风雨四十年》不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而是根据党史资料，根据我个人了解的情况写的一部以回忆周恩来为主要内容的书。”确实，《风雨四十年》和现在已经出版的一二百部有关周恩来的著作有明显的不同。绝大多数著作是根据资料或访问有关人员而写成的。而《风雨四十年》则是童小鹏的亲历、亲见、亲闻，透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童小鹏写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严肃认真。这部著作除写下了作者的亲身经历以外（他保存着几十年间记下的100多本工作笔记和日记），也在经过认真甄选鉴别的基础上引用资料和别人的研究成果。完稿以后，又分门别类送请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审阅，以保证这部著作的翔实可靠。可以说，《风雨四十年》是周恩来在四十年（1936-1976）中所经受的风风雨雨的生动记录，是他坚贞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道德风范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童小鹏晚年的杰作，是他对自己四十年风雨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后来我在重庆访问他时谈到了这部书，小鹏同志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到漳州8年了，我就作了这么一件事。这算是尽到了我的一份应尽的责任。”
　　
　　晚年的童小鹏，念念不忘创办《红岩春秋》，成立“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写《南方局史稿》，寄望于后来者，让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研究，长盛不衰。而今，我们告慰小鹏同志，还需要努力奋斗。
　　
　　当南方局党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后，童小鹏要回漳州了，但是，他对南方局、对红岩的事情仍放心不下，他希望重庆市委把深入研究、准确宣传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这件事情继续进行下去。1988年6月6日，童小鹏在与重庆市委领导交谈时就建议，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专门的“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加强对南方局历史的研究，并且办一份刊物，编一套《南方局史稿》，向社会宣传南方局历史功绩。重庆市委采纳了他的建议，指示市委党史工委着手筹备成立。
　　最先做的是办刊物的事。市委党史工委在上报的《关于创办南方局党史刊物的请示报告》中称:“为了进一步推动南方局党史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史料征集和研究，拟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资料性、学术性刊物。以抗战时期南方国统区党史为主，兼及建党以来重庆地方党史，努力为推进党的基本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后来，刊名定为《红岩春秋》。
　　为了《红岩春秋》的早日诞生，74岁他的亲自出面，八方联系，办理刊物审批手续。为此感动了许多人，也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很快就在当年三季度争取到公开刊号。据说这一年四川全省才新增到2个刊号。
　　《红岩春秋》是全国范围内集中宣传周恩来和“红岩精神”的刊物。拿到出生证后，童小鹏的喜悦溢于言表，他马上就将这些情况向邓颖超同志作了汇报，邓大姐很高兴，欣然题写刊名。童小鹏同志讲，那时邓大姐已经85岁，早已封笔，不再题词了。可见邓大姐对《红岩春秋》寄望之殷，嘱托之重。1989年5月《红岩春秋》正式创刊。迄今，19年了。19年来，小鹏同志多次听取《红岩春秋》的办刊工作汇报，直接指导我们运用南方局光辉的斗争历史和重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弘扬红岩精神，资政育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其中饱含着邓大姐的嘱托，饱含着南方局老同志的关心支持，饱含着重庆市委的精神培育，也饱含着小鹏同志的心血。
　　2002年5月、10月，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先后到重庆考察，就深入研究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据此，2002年10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批复了《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中秘文发[2002]97号），要求由重庆牵头，与有关省区党史工作部门一道，深化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
　　2003年6月，我从重庆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任上调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和《红岩春秋》杂志社社长。深入研究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接力棒到了我们的手上。
　　2004年，根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批复精神，成立了“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工作小组”，小组办公室设在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为组长，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为办公室主任。小组的职责是:贯彻落实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南方局历史研究的指示;协调原南方管辖的十省区市关于南方局历史研究和宣传的整体工作;审议工作规划和研究成果等重大问题。
　　2003年以来，我们已经编辑出版《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编辑出版《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集》。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红岩精神读本》，标志着红岩精神正式成为全市干部培训基本内容。此外，我们还成功申报并获准国家社科规划基金立项开展了《红岩精神研究》、《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研究》两大课题;由市委宣传部和国防大学共同组织编写的《红岩精神》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弘扬革命精神系列丛书”之一，标志着红岩精神从重庆一隅正式进入全国视野，并取得了国家级的研究成果。
　　现在，重庆市委提出要建设“红色重庆”。我们将努力发挥南方局党史工作小组办公室作用，协助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南方十省区市，全面完成《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10卷），并撰写一批人物传。其中重庆市要完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稿》和《红岩精神研究》，早日出版。编辑出版一套《中共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拍摄一部电视文献片《千秋红岩》，
　　特别是童小鹏同志直接交办的《红岩春秋》现在到了我们的手中。2006年，市委就要求我们“继续秉承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办刊宗旨，将《红岩春秋》塑造成重庆独特的文化品牌，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今年，市委专门发出《关于充分发挥革命传统教育阵地作用，加强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意见》，要求我们“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把《红岩春秋》杂志办成学习宣传南方局和红岩精神，学习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业绩风范，全面宣传革命传统教育阵地，加强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主阵地”。这是市委对党史工作和党史部门的厚爱，是《红岩春秋》的偏得，是我们每一个《红岩春秋》人奋斗的目标。
　　
　　责任、事业与友情，延续了三代人的缘份。一份责任，造成了两个家庭的情谊。一个承诺，付出了十年努力，促成了一部“大书”的问世。一件小事，成为一老一少真情的流露和永恒的纪念
　　
　　在纪念童小鹏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告诉家父，我要写一篇怀念小鹏同志的文章。他特别要我好好地写一下小鹏同志，以表达他这位耄耋老人和我们全家对小鹏同志的怀念和敬意。
　　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秘密参加过南方局重庆统战工作组的工作，但由于小鹏同志在红岩村南方局长期从事机要工作，他们并不认识。直到全国解放后，同在统战部门，他们才有了工作联系。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共同的课题，共同的责任感，使他们从工作的上下级成为了事业的同事、人生的朋友。特别是他们从《重庆谈判纪实》开始，完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的“北京约定”感人至深。
　　我们家与小鹏同志的交往还有一些小事，很是有趣，也令人难忘。那是1988年的夏天，小鹏同志和夫人紫菲到重庆指导工作。一个周末，家父和母亲带领我们一家，到市委招待所看望小鹏夫妇。当时我的儿子也就三、四岁，天真可爱。见到小鹏同志一点也不拘束。小鹏同志对他也疼爱有加，一老一少其乐融融。
　　当时电视台正热播电视连续剧《济公》，风靡神州。那天晚上，儿子自告奋勇地要给小鹏爷爷、紫菲奶奶表演一个节目，于是拿起一把蒲扇，装成济公，唱起了《济公》的主题曲，边唱边舞，一幅疯疯颠颠的样子。而小鹏同志呢，开始还安然地坐在沙发上双手打着拍子，欣赏儿子的表演，快乐而沉醉。忘情之时，儿子拿起一张报纸，折了一个济公和尚帽给小鹏同志戴在头上，自己也同样戴了一顶。这样便激起了小鹏同志的童心，这一老一少，就面对着面，既唱且跳，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全家人一起鼓掌欢呼。
　　如今20年过去了，儿子长大成人，已经成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比我还高。2004年9月，小鹏同志90寿辰，我专门带儿子去给小鹏同志拜寿。当时小鹏同志住在中央统战部培训基地，大病初愈，听力不好，说话也很困难。儿子叫他“童爷爷”，他没有什么反应。我告诉他，这是我的儿子，他也摇摇头，不认识。于是我就唱起了“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并学着电视里济公的样子，手舞足蹈。小鹏同志的脸上一下子就放出动人的光彩，大声的说，这么大了，并用手比划，当时才这么高呀。如今，小鹏同志已经作古，儿子则已长大成人，这一老一少合唱共舞的动人情景，已成绝响，令人感叹。
　　
　　音容笑貌:半年前微笑着艰难地拉手。12年前表示，生是红岩嘴的人，死做红岩村的鬼
　　
　　2007年7月20日，党中央要在北京召开纪念杨尚昆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为此，7月19日，我和重庆的许多同志来到北京。当天深夜，我从一位同志的电话中得到小鹏同志18日去世的消息。当时我完全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只以为是病情紧急，又送医院抢救了。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丹宁同志。在电话那头他那低沉喑哑的话语中，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当天晚上便对有关事宜作了安排。
　　第二天早上到了人民大会堂，我把噩耗报告了汪洋书记，他要我代表重庆市委向小鹏同志的亲属表示哀悼。当天上午会议结束后，我便带领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到了万寿路。走进客厅，半年前小鹏同志与我艰难地拉手，微笑着告别的场景仿佛又映入眼帘。耳边，仿佛又响起了12年前（1995年）小鹏同志的亲切话语:
　　“抗战时期，我和我的老伴紫菲一起，喝了八年嘉陵江水。我们在红岩共同战斗，后来恋爱、结婚，在这里生了两个娃娃，他们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所以，红岩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以前就商量过，将来去世以后不保留骨灰。把骨灰一半撒在嘉陵江里，一半深埋在红岩的泥土中，不搞墓，也不写名字。去年紫菲去世了，我把她的骨灰送了回来，并宣布了我们生前的约定。现在我要再次重申，我将来去世，骨灰不放在漳州，还是请我的儿子、媳妇把我的骨灰送回红岩，一半撒在嘉陵江，一半埋在红岩，和紫菲在一起。我们曾经生活在红岩，战斗在红岩。我们生是化龙桥红岩嘴的人，死了还要回到红岩，做红岩村的鬼。当然，鬼是没有的，魂兮归来，魂归红岩。这也是‘红岩精神’的体现！”
　　这段话是1995年童小鹏同志对我说的。那一年，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在重庆召开“中共南方局党史暨《新华日报》报史座谈会”。我当时在市委党校工作，担任《理论建设》杂志的主编，对他作了一次专访。这段话最使我震撼，也难以忘怀，让我深深地体味到一个老战士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的伟大情怀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红岩村将迎来这位伟大的战士。
　　
　　（周勇，男，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红岩春秋》杂志社社长、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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