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山城名医与中国戏剧界名人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友情

时间：2019-02-19 05:32:5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1984年1月，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卫生系统鼎鼎大名的山城名医宦世安光荣入党，我作为《重庆日报》社记者前去采访。　　这次采访让我见识了这位四十年前在抗战烽火下历经锤炼的一代名医轰轰烈烈的光辉岁月。原来宦世安是贵州省遵义市人，毕业于湖北中医专科学校。在抗战期间，他已是重庆山城的名中医。他不仅医术精湛，医德也高尚。冯玉祥将军就曾经写一条幅相赠，内容是:“宦先生，即世安;救人苦，济人难;为大众，把病看;不要礼，还赠买药钱。爱人如已，好行慈善;手到病除，活人无算，这都是有目共见，不是我故造谀言。”
　　宦世安还特别念念不忘地谈及，他当时与文艺界一大批编剧、导演、演员交往的情况。如夏衍、阳翰笙、陈白尘、史东山、郑君里、张瑞芳、白杨、舒绣文、项�等人，以及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的许多人，都去找他看过病。他不仅为文艺界朋友看病，还为他们的家属诊治。他很佩服这些文化人的爱国热情与丰富的学识修养，也深深同情文艺界朋友的清贫境遇，所以给他们治病时，不仅不收取费用，还时常从经济上尽力接济他们。因此，宦世安深受这批文艺界朋友的尊敬，患难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大家都说:“宦先生真好!”
　　宦世安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卫生局副局长。他告诉我，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一有机会来渝，总不忘去看望他。他当时还拿出了至今保存的当年“中国艺术剧社”的艺术家们联名赠送给他的条幅，这一老人的至爱珍品历经风雨，纸卷都已泛黄，我随即把它作为珍贵史料拍摄下来。
　　采访结束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想，他们在患难中结下的深厚友谊，若有机会再重逢叙旧，这该是多有意义的事。
　　不曾想一年后这样的机遇便来到了。
　　1985年10月22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重庆市隆重举办“雾季艺术节”，邀请了50名当年抗战时期在重庆工作、战斗过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及舞美工作者参加。在特邀的50多名代表名单中，我见到了许多宦老提及的老一辈艺术家的名字，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采访良机。
　　10月20日下午1时，大会组委会安排这些陆续到达的老艺术家入住渝州宾馆，大家正欢聚叙旧时，我走到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身旁，轻声地问她:“您认识宦世安吗?”她惊奇地掉过头来，回答:“认识、认识。”接着，就急切地问我:“宦先生在什么地方，我想见他。”我说:“他正在生病，住在市三人民医院。”她立即跑去找到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邢志汶，要求派车去接。这时，剧作家吴祖光兴奋地主动提出由他前往医院去接宦世安先生。
　　隔了不久，大家正在渝州宾馆新俱乐部前摄影留念，忽见吴祖光陪着一位穿中山装的老人步下汽车，张瑞芳首先跑了上去，接着章曼萍、杨薇、华丹妮、苏丹、凤子、张立德等艺术家也跑过去把老人围起来，坐着轮椅的著名演员周伯勋也挤了过来。一只只热情的手，伸向了老人，直呼，“宦先生，您好!”、“宦先生，您身体健康!”一如许久不见的好友重逢。被明星、艺术家如众星拱月般包围着的宦世安应接不暇，欢笑着合不拢嘴。寒暄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沉浸在往昔岁月的幸福回忆中。
　　张瑞芳拉着宦老的手说:“抗战时期，多亏有了你呀，你给我们治病，不要钱，还送药，真感谢你呀!”宦老说:“我们都是难友，都是抗战时期来到大后方的，不用感谢。”这时，以嗓子浑厚宏亮著称的话剧演员耿震挤过来激动地说:“宦先生你还认识我吗?当年，你为我开的一副治嗓子的草药，以后我还介绍给别人治病呢!”
　　宦世安见到凤子说:“当年你生病，夏衍同志用铅笔写了一张条子，介绍你来我家中看病，因为名字特殊，我多看了几遍。”凤子笑了起来，说“宦先生您的记忆力真好!”这时，杨薇也插话，追述当年遭遇日本飞机轰炸，他们一同躲避在临江门一所防空洞里，炸弹就像落在防空洞顶，洞内震动得很厉害。她说:“那次，若没有宦先生在场，我真害怕。”事后，那一带都被炸垮了，他们是幸存者。
　　宦老还回忆起当年在张家花园为著名导演史东山看病时的情况，说他孩子很多，挤在一个床上，生活清苦，家中只有两张床，一张桌子，宦老说:“真是一贫如洗呀”。
　　谈话间，张瑞芳提起1943年郭沫若同志为宦老赠送诗词之事，宦世安点头说:“记得，记得，郭老是用虎皮宣纸草书的，还有300名文艺界的朋友签名。”接着，他背了起来，“艺界之知，视如兄弟，倒履相互，无心颂之，大哉闲闲，玉恰人寰……”他叹息地说:“可惜，这原物在‘文革’中被毁了，我只记得原文的一点片断了……”
　　热烈的场面吸引了许多中青年记者前来拍摄和采访。抗战时期在重庆形成的戏剧演出盛况已成为中国话剧史中至关重要的伟大篇章，其间包含着多少感人至深的人情冷暖，或许宦老和艺术家们的交往也是其中温馨暖人、真实久远的一部分吧。但已少有人知道宦世安为何许人，张瑞芳等老一辈艺术家和宦世安为何在此时此地亲切相会，这内幕或许只有我知道。
　　早期中国新闻界前辈曾谦称“新闻记者”这项职业是“有闻必录”的行当，强调忠实客观，访员绝不主动介入，仿佛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傻瓜相机”。如今从报纸工作岗位上退休的我，回忆自己当年“导演”张瑞芳与宦老见面的情况，觉得记者倒无须像相机那么冷静，置身事外，不仅有时需要“有闻不录”，还要主动介入，出谋划策，穿针引线，促成某些事件锦上添花，生动感人。只要不违背事实，一样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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