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重庆“包产到户”第一人背后的故事] 包产到户第一人
时间：2019-02-19 05:32: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找到了重庆市最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长寿县葛兰区委书记徐明虎，并随徐明虎一起走访了当年葛兰公社八一大队十生产队，所见所闻使我们感受到，30年艰难曲折，令人永志难忘；30年巨大变化，令人兴奋不已;30年的基本经验，给我们留下不尽的思考……
【徐明虎】1936年4月出生于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和高级经济师。1958年任长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1964年任中共长寿县委党校副主任，1975年任县沼气办公室主任，后任中共葛兰区委副书记、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80年12月至1989年11月任长寿县政府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1989年12月至1994年7月任重庆市农委副主任，同时兼任市委农村社教办主任、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08年9月16日，原重庆市农办副主任，原长寿县县长徐明虎站在他30年前推行包产到户的葛兰公社土地上，看到当年跟随自己顶风大搞包产到户的老战友们，看到日新月异的葛兰镇，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30年前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包”与“纠包”之争中……
30年前冒着坐班房的风险搞包产到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席卷了广阔的农村，党在农村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宽松，总的精神是:放宽政策，搞活搞富。
1979年秋，徐明虎调任葛兰区委书记，一上任就深入农村调研，他发现农业集体化其实并不适合现行的农业生产，农民没有积极性，自然收成也不好。可包产到户却能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是搞活农业的一剂良药。
1980年，在徐明虎的带领下试行承包到户，一下子就把农民压抑多年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当年的农业生产小春、大春作物长势喜人，有的农民甚至在田边地角都种上了粮食、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相当一部分生产队落实了旱地作物的包产到户，葛兰公社“八一”大队十生产队是搞得较早的一个，也尝到了丰收的甜头，十生产队队长黄金炉在徐明虎的鼓励和支持下，带头悄悄搞起包产到户，该队当年粮食增产5000多公斤，家家户户杀了年猪，多年的温饱难题得到解决，农民喜笑颜开。
在一批典型的带动下，秋、冬之际，全区有80%的地方都理直气壮地把第二年的旱地作物包产到户，也有部分生产队把水稻生产搞了专业承包责任制。徐明虎同区委一班人调研后，决定尊重全区农民的意愿，让农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秋收后派出区乡干部到农村，协助农民落实承包制。
然而这边葛兰的承包到户搞得风生水起，另一边也引起了市里有关领导的密切关注。当年12月初，重庆市召开县、区主要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中央（1980）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贯彻落实，坚决纠正包产到户的问题。一时间“纠包”成为全市农村各级党委和干部的一项“中心工作”。自然包产到户搞得最广的葛兰区就成了“纠包重点”。
12月15日，市里分管农业的领导来到长寿，指名要徐明虎汇报贯彻落实中央75号文件的情况，他知道这位领导是来“纠包”的，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认识写了一篇2700多字的汇报提纲。12月16日，读透了中央文件精神的徐明虎在汇报会上突出了包产到户落实生产责任制更加适应农村实际，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发展。
他实事求是的汇报却没有让“纠包”领导满意，在次日的“纠包”动员大会上，“纠包”领导十分严肃地说:“某些同志在75号文件下来了还不想改正，认为是对的，更是错误的。那就按十二条准则办事，我不是吓唬谁……”
徐明虎与“八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蔡光荣等几个支持承包到户的勇者都顿时感到整个会场气氛压抑。3天后就要召开县九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了，徐明虎正是副县长候选人之一。但在这个时候他认真研究了中央75号文件，他读到“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文字时，心中有了底。依然站在农民的角度公开抵制，拒绝“纠包”。会议期间，他继续强烈要求对已落实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不变，并将其写进书面发言稿，用大量事实来批驳极“左”的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代表们的呼声更坚定了葛兰区委一班人抵制“纠包”的信心。这次会上，他虽以高票当选为副县长，但并未到岗履职。
1981年1月3日，县委迫于上面的压力，又集中全县区、社干部600多人开会四天，集中解决纠包问题，集中解决纠正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态度问题和决心问题。并提出:思想不通，组织也要服从，行动一致。1月5日，在汇报会上，徐明虎却仍然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双包”的好处。话音刚落，市农委的领导指示县领导:“葛兰区干部的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要留下来开小灶，直到思想通了为止。”
这时双龙区委书记陈秉权、石堰区委书记徐兴昌相继发言:“葛兰区的问题我们区都有，我们也要求多留一天。”区委书记们公开抵制“纠包”，让有关领导十分尴尬。在会上徐明虎还提出了5个攸关农业发展的问题，然而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县里被迫抽调了大批干部到各区、社进行“纠包”，还专门拨款进行纠正包产到户干部学习。广大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渴望与众多党员干部冒着政治风险的坚持，让徐明虎下定决心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将包产到户一干到底。
会后回到家，徐明虎内心难以平静，他没有想到落实农村富民政策的阻力和风险会如此之大。在重庆日报记者的支持下，徐明虎冒着被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甚至坐牢的危险，当晚就给中央写了封信，特别在末尾写到:“希望中央有关领导及有关部门及时制止这种歪曲中央75号文件的行为，及时制止生产责任制上的瞎指挥，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随即寄往《人民日报》，并在信封上突出“最急件”三个字。写完信后又接到县委通知，第二天，市委某书记要来长寿，区、社党委书记留下继续开会。第二天，市领导又对区、社负责人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话，主要内容是:“对纠正包产到户要下决心，排除一切障碍，坚持、大胆地纠包，没有什么含糊。话说死一点，现在就是要改正错误，不纠要承担责任，即使纠了要影响小春，影响一点也没有关系，纠正的人不负这个责任，这是搞包产到户造成的。有的限期不纠正要罚款，要坚决，不要怕这怕那。对75号文件不执行，纪律检查部门要理麻，追究责任，现在纪律检查都不要了，那还叫什么共产党！搞了包产到户的，要收回集体管理，恢复原来的，大呼隆就大呼隆，社会主义都不要了，还讲什么四个坚持！纠正包产到户要一抓到底，要坚定不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胆子越大越好。”随同前来的一位分管农业的副市长接着提高嗓门说:“纠正包产到户要做到三不怕:一不怕乱;二不怕干部不干;三不怕影响生产。真纠正假纠正，就看你活路是不是集体做。”
随后“纠包”工作队开到了个各区、社。葛兰是重点，徐明虎有意回避，到农村搞调查。
他在开展“双包”责任制的地方看到了那里农民的喜悦，于是写了一篇《社员喜赞自主权》的通讯寄往《重庆日报》。县里下来的工作组亲眼看到“双包”为农民带来的实惠后，也只是口头传达“纠包”精神，没有采取硬性手段来“纠包”。
有一天，徐明虎在街上碰到县纪委派来检查工作的一位副书记，他告诉徐明虎，群众拥护“双包”责任制，实行“双包”让庄稼长得这么好，说明这是正确的，工作队就是下来混几天就走了，市里要求索取的材料，县纪委也是一直拖着没有理睬。
这时，徐明虎明白，不仅仅是他与葛兰区在孤军奋战，还有众多干部和群众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3月28日，《重庆日报》终于将《社员喜赞自主权》刊登了出来。这篇迟发了3个月的通讯稿让徐明虎一班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原来《人民日报》收信后，及时转交中央办公厅，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责成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到重庆解决问题。终于，一场轰动全市乃至全国的“纠包”也随之结束了。
心系“三农”，再回葛兰
1996年退休后的徐明虎如释重负，但他仍不忘时时关心“三农”问题。退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自费到山西大寨考察学习。在大寨他拜见了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回来后写下了万余字的考察记录。
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徐明虎回到了当年他推行“包产到户”的葛兰镇，与当时“八一”大队十生产队队长黄金炉坐在一起，两位曾经一起搞改革的老战友回顾起当年的改革历程，心潮澎湃。20年后的葛兰让徐明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以市场为导向，着力发挥本土资源优势，葛兰镇已成为立体农业的科普示范基地、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稻鱼工程基地、蛋禽生产基地和首批试点小集镇。
徐明虎毕生为“三农”服务，为“三农”鼓与呼。他退休后撰写的《坚持实事求是，深化农村改革》等论文被《中国县城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改革发展大走势系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文库》、《中国农业发展文库》收录。
2008年9月16日，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年逾古稀的徐明虎再一次返回葛兰。他碰见了好多老熟人，但他最想见的老朋友黄金炉却在两年前离开了人世，当年支持改革的老战友不能分享30年改革成果，这让徐老深感遗憾。
当年的“八一”大队现已更名为现在的葛兰镇南中村3组，来村口迎接的却是现任南中村村委书记黄国全，而他，正是黄金炉的儿子。他告诉徐明虎，父亲黄金炉在去世前要求把他葬在老屋背后的山岗上，因为那里可以看到全村。徐明虎听了决定到黄金炉的坟前看望这位昔日的老友。
一路过小溪爬山坡来到黄金庐的墓前:“老朋友，我来看你了，咱们又有十年不见了，你走早了哟！现在是改革开放30年了，记得八零年的时候吗？那时那么困难，是你一直支持着我的工作，不离不弃，我们把包产到户搞了起来，还搞得有声有色……我看见你儿子了，他继承了你的事业，一定会比你干得更好！这么多年了，你也累了，累了就好好休息，就在这个有山有水，有花有草的地方安安心心地休息吧！”
黄国全带着徐明虎回到自己家，坐在屋外的竹林前。同样的地点，坐的同一根条凳，而坐在身边的却换成了故友的儿子，徐明虎对黄国全说:“记得30年前我和你父亲坐在一起交谈时，你还是个小娃儿。”黄国全告诉徐明虎，现在村里年人均收入已有4000多元了，是30年前的50倍，而自己家的房子也由原来的土房子重建成了砖瓦房，现在国家的政策好，每年种的粮食除了自己吃的外还要余出很多，卖了增加收入。
葛兰镇新貌
3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包”与“纠包”的论战让老人们记忆犹新，而30年后的葛兰已是旧貌换新颜。
目前的葛兰正朝着现代化工业的道路迈进。长寿区葛兰工业集中区以定位为长寿第三工业园区，由长寿街镇工业开发投资公司投资，实行区建区管。将按照资源节约型、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带动性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科技型、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农副产品深加工型和商贸物流型企业。配套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把集中区建设成为环境优美、交通方便的现代化特色工业集中区。到2011年，该集中区年工业产值可达到4亿元，工业增加值1.6亿元，实现利税3000万元，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4000人。在远期规划中，工业集中区规划面积5.6平方公里，分为启动区、拓展区、控制区三大块，重点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机械制造、生物能源、商贸物流等产业，形成与长寿晏家工业园区错位发展之势。
后记
徐明虎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说道，当年硬性“纠包”是当时历史原因所致，不能怪哪一个人，在那个年代，真正能够把问题看得远，弄得透的人并不多。“30年前，那段不愉快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按农民的意愿办，才会得到农民的拥护！”
(本文文图由《长寿文化》报供稿)
改革开放初期
中央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指出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