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文集在线阅读 [邓颖超送别周恩来始末]

时间：2019-02-22 05:42:5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2011年1月8日，是周恩来(1898－1976)逝世三十五周年的日子，他虽然已经远去，但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人格风范为人称颂，历史功绩丰碑永竖。
　　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
　　
　　巨星陨落，邓颖超不在身边
　　
　　此后，虽然经过十几次手术治疗，但周总理还是在1976年1月8日永远离开了深爱他的人民，也永远告别了深爱他的邓颖超。作为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秘书，本文作者赵炜见证了邓大姐送别周总理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
　　过了1976年元旦，周总理的病情更重了。我和邓大姐每天从医院回来得很晚，夜里也经常接到电话让我们再过去；有时甚至人刚回来电话也到了，我们不得不转身上车又往医院跑。这一切，都说明周总理的情况十分不好。
　　事情说来也巧，自从过了元旦，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去医院的，但偏偏在1月8日早上，邓大姐不打算去了。原来，我们7日晚上从医院回来时周总理的病情还算平稳，那天邓大姐就打算下午再去医院。
　　早上八点半，邓大姐让我打电话给医院那边问问周总理的情况。值班同志告诉我说情况还好，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走后不久，总理也不说什么，眼睛来回看，就像找什么似的。问他有什么事吗?他不吱声，摇摇头；让他休息，也不闭眼睛。但看样子精神还可以，今天早上病情也平稳。我告诉他们邓大姐说今天上午不去了，等总理找时再过去。
　　放下电话后，我把情况汇报给邓大姐，她也比较放心。谁知前后不过半小时，我就接到医院那边来的电话：“快!快!快来，情况不好，马上来。”从声音里我听出不好，放下电话时腿都软了，说话声音也发颤。我马上叫司机把车开过来。自己急忙去找邓大姐。这时，邓大姐正在卫生间，我站在她的背后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脸色白黄，就尽量镇静地说话，不使她觉得有什么意外。我说：“小高来电话啦，让马上去医院，车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快点去吧!”邓大姐说：“刚才打电话还没让去。好!马上去。”
　　快要到医院时，我想还得先让邓大姐有点思想准备，就说：“小高讲了，情况不太好。”邓大姐听了紧咬双唇，没说一句话。
　　下车后，我扶着大姐急急忙忙往病房走，当走到病房门口时。就看到两边站满了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邓大姐走到周总理的床边一看：来迟了!
　　邓大姐一下子扑倒在周总理的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病房里的心脏监护仪上划出了一条直线，周总理走了。
　　顿时，病房里痛哭声一片。邓大姐用哆嗦的双手摸着周总理的面颊，用嘴亲吻周总理的额头。她边哭边喊：“恩来!恩来!你走了……”
　　总理遗愿“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很快，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来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上午11时，中央领导同志到齐了，邓大姐向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转述了周总理生前提出的三点请求和她个人的意见。
　　邓大姐说：“一、他十几年前的意愿，请求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二、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这是指对他的后事处理)；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对恩来的丧事一切由组织决定，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希望能满足恩来同志的要求。”
　　之后，大家达成了一致看法：悼念、告别、追悼会都要搞，一切都待请示毛主席最后决定。
　　
　　告别时刻“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
　　
　　那天中午，我们回到西花厅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开始为周总理准备衣服。邓大姐交代：不要做新的，就选几件他平时最喜欢又好一点的吧。当衣服选好后请邓大姐认定时，邓大姐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人民的钱。”就这样，在入殓时周总理穿的是一件穿过多年的中山装和一身旧布衣裤。
　　1月10日下午，邓大姐要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我陪着她再次来到北京医院。在告别厅里，我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那天，躺在青松翠柏与鲜花丛中的周总理，身着的还是那套他生前开会和接见外宾时经常穿的灰色中山装，遗体前摆放着邓大姐献给他的鲜花花圈。
　　从周总理逝世那天起，邓大姐每天向他的遗体献上一个鲜花花圈。在邓大姐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上，丝绸挽带上写的是“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几个字。这是邓大姐自己提出这样写的，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但那不寻常的署名却体现了他们夫妻至深至爱的情感。
　　
　　挥泪送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哭了”
　　
　　出殡的日子到了。1月11日下午4时30分，一辆覆盖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缓缓由北京医院开出，我陪邓大姐坐的车紧紧跟随灵车之后。
　　下午六时零五分，灵车终于到了八宝山，我扶着邓大姐下车后朝着周总理的灵棺走去。在告别室，邓大姐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她一下子扑在玻璃灵棺上，望着周总理的遗容放声痛哭，嘴里喊着：“恩来!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恩来呀!”我忍住悲伤拉住邓大姐说：“大姐，咱们走吧!咱们回家吧!”邓大姐一面哭一面对我说：“再让我看一眼吧!再也看不见恩来啦。这是最后一面!”这时，同志们为我们让开一条通道，我拉着邓大姐的手，护士刘新莲扶着邓大姐挤出了人群。
　　晚上8点多钟，我们到家了。邓大姐一进门就流眼泪了，她对我说，“赵炜，我心里这些天来压得难受。你就让我大哭一场吧!，，我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含着眼泪说：“大姐，你哭吧，把几天来的悲痛都哭出来，你也会好受些。我也是感到压得难受，好像心中有一堆大石头堆着似的，喘不过气来。”
　　“那让我们大家都放声地大哭吧，以后谁也不要再哭了。”邓大姐话音未落，在场的所有同志都哇地大哭起来。随后，她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进她的办公室兼卧室。这时她对我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哭了，要继承恩来未完成的事业。”
　　
　　最后送别，骨灰洒向四地
　　
　　1月14日晚上，我扶着邓大姐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周总理的灵堂前，她站在骨灰盒和遗像前三鞠躬。随后，邓大姐轻轻捧起周总理的骨灰盒，转身向同志们说：“我现在手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听到邓大姐这句感人至深的答谢，灵堂里一下子悲声四起，哀乐被哭声掩盖。
　　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完追悼会，邓大姐带着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在那里，她亲手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塑料袋里，还不时地拿起一块遗骨仔细地看看。
　　骨灰装好后，我们开车去通县机场。在通县机场，一架“安二”型飞机正等在那里，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同志和周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榭迎、高振普将代表邓大姐去撒骨灰。飞机起飞了，邓大姐、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和我在寒风中静静地目送飞机穿入云端。
　　第二天，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大姐详细汇报了撒骨灰的情况：首先在北京上空撒掉一份，第二份是密云水库，第三站是天津海河，第四站是山东黄河入海口。
　　
　　(摘自《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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