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调查：我们走了，也许将不再回来！】民工荒
时间：2019-02-26 05:28: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珠三角共缺民工约200万人’、‘深圳缺民工40万人’、‘入粤民工比往年减少一成’、‘广州部分企业当街抢人’、‘贵州百万打工者，3/4去华东’……”时间进入2005年以来，一条又一条与“民工荒”有关的新闻刺激着广大企业主和劳动保障部门官员们的眼球。无疑，如何解决“民工荒”，保障众多企业的正常运转已成为眼下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按说，我国是一个总人数超过13亿的人口大国，仅广东省每年的流动人口就达3000多万，怎还会有企业招不到工呢？可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民工潮”如今已变成了“民工荒”。部份企业因为缺人，从春节后开工至今，厂里的日常工作还未能完全步入正轨。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日的“民工荒”呢？记者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多位曾在广东打工，但现已离开广东的民工。结果发现，他们离开的理由虽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却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在广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能为我们撑腰的地方太少
今年32岁的李建全是贵州纳雍人，从2002年开始就在深圳一建筑公司打工。2004年6月，原施工队没揽到活，于是李建全就到了位于龙华街道办的另一小施工队去做土方工，工头给李建全讲好是50元一天。谁知刚上班6天，工头就通知李建全说工地不需要那么多人，让他以后别来了。李建全当即提出让工头把四天共300元的工钱结给他，工头却说手头没钱，让他一周后再去拿。
第二天，李建全又在一家菜市场找到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
一周后，李建全请了假去工地上拿钱，工头仍说没有，让他再等。钱在对方手上李建全的态度也不能太硬，怕闹僵了反而一分钱都拿不到。
9月份的时候李建全又去讨那笔钱，刚走到工地上就见工头正坐上他的“奔驰”准备外出，说有一个上千万的合同等他去签，还没等李建全回一句话，他的车子就一溜烟跑了，李建全再次无功而返……截止到2004年10月底，为那300元钱李建全一共去了工地7次，可还是没拿到一分钱。
11月13日李建全有两天假，一大早他就到了工地去，这次李建全打定主意，如果工头还不给那300元钱，他就一直呆在工地上，直到对方给钱为止。
等到下午两点，那工头还没露面，李建全听相好的工友说下午三点钟工头可能会来，就在他正满怀希望时，突然从工棚里走出几个保安，说不准李建全呆在工地上，强行把他往外赶，李建全不走，那些保安就拿皮带打他、用脚死命踢他。李建全当即就被打倒在地，额头腿上等好几个地方都流出了血，可他仍死死趴在地上抱住一捆钢筋不走。最后，一个保安将他穿着皮鞋的脚死劲的踏在李建全手背上，李建全痛得大叫终于松了手，几个保安马上把他抬起来扔到了工地外面……
这一次李建军全在医院足足躺了三天，花了700多元，把菜市场的工作也弄丢了。
为讨公道，李建全去了劳动站，在写了一大堆材料后，劳动站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这打人属于治安事故，让他去派出所。李建全又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询问好一会，就在他认为这下终于有眉目了时，那民警却说这事是因劳资纠纷引起的，还是该劳动站管。于是李建全又回到了劳动站。劳动站仍让李建全去派出所……就这样往返折腾，一直到2005年春节来临前，李建全都没有为自己的事讨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最后，他只好彻底放弃追讨，然后带着满身疲惫无奈的回了老家。
过完年，李建全选择与老乡一起到昆明客运总站当了一名货运装卸工。当问起他为什么不再回深圳打工以期多挣些钱时，李建全有些伤感的说：“深圳能真正为我们这些低层民工说话撑腰的地方还太少，挣到钱也不一定能拿到，不敢去了！”
我们不能让孩子以后没文化
陈永泰和刘洁是四川省南部县一对普通农民夫妻，为了改善家里拮据的经济状况，1995年初小孩刚满月，他们就托付给父母照看，然后双双来到了东莞市虎门镇一家手袋厂打工。在打工过程中，陈永泰本有好几次升职加薪的机会，可到最后都因文化低被别人取代了，对此，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发誓这辈子不论吃多少苦，也要把孩子培养成材。
转眼间小孩上一年级了，村小学那两个民办老师的水平陈永泰实在不敢恭维，为了孩子的将来，他特地回了趟老家，想找熟人跑关系把小孩送进镇中心小学去读书，然而没成功。最后，一心望子成龙的陈永泰干脆把儿子带到了东莞来。东莞那些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教学水平陈永泰大致见过，他相信在东莞读书儿子一定会比在老家学得好。
儿子在老家的学费每学期是180多元，陈永泰按着两地的物价差距推算，心想在东莞读书学费比老家顶多也就贵三五倍吧，然而等他去学校打听时才知，像他这种民工身份的孩子政府办的学校一般不收，即使有关系能进去每学期的借读费也要3000元左右。而陈永泰夫妇两人一年的工资全部加起来也就15000多元，这其中还要租房子、孝敬父母、日常生活开支等，这样的学校哪是陈永泰他们这种普通打工者子女读的呢？最后，夫妻俩咬咬牙，还是把孩子送进了附近一家每学期只需要2300多元的民办学校。
一晃眼到了2004年末，陈永泰的小孩此时也读四年级了，眼看着小孩一天天长高，开销也一天比一天大。在孩子没来东莞时，陈永泰夫妇每年除了开销还能存下5000多元，可自从孩子来这读书后，两人不但钱没存到一分，反而把以往存的钱都花光了。这一切，都让陈永泰夫妇俩惶恐不安，这边读书的学费实在是太高了，他们开始对能否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材没了信心。
就在这时，一个以前认识的工友从浙江省昆山市给陈永泰打来电话，说他们那儿不但工资比东莞高，而且很尊重外来工，当地政府把外来工一律称之为“新昆山人”，更重要的是，那儿的所有学校都对外来工子女开放，且不收借读费。建议陈永泰一家去浙江打工。放下朋友的电话陈永泰很是高兴，没多久就同妻子一道向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然后趁着放寒假一家三口收拾东西赶到了昆山去。
2005年3月初记者电话采访陈永泰夫妇时，他在电话里高兴的说他和妻子在大年初五就找到工作了，小孩也进了昆山市的一所政府办的公立学校，学费每学期才600多元。最后，陈永泰无不感慨的说，他庆幸来到了昆山，使得他对孩子的将来又多了几分把握。
不想一辈子都做“二等公民”
今年26岁的马成功是湖北省恩施人，由于家穷，虽然他读书时成绩相当好，但还是初中一毕业就辍学了。1998年，21岁的马成功来到深圳，应聘进宝安区福永镇上一家电子厂做包装工。随着对打工生活的熟悉了解，马成功逐步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到深圳才刚半年，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报读了中山大学的自考大专，希望有一天能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2003年10月，马成功一拿到大专毕业证书就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觉得自己有条件去重新找一份更有发展前途收入更高的工作了。
马成功去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西乡一家公司的行政文员一职，他在该公司的沙发上坐着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轮到，谁知那负责初审的招聘人员只大致看了下他的资料就对他说：“你不合适，走吧！”“为什么？”马成功想不通。“湖北人太狡猾，我们老板上过当，所以……”马成功的第一次求职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马成功去见的第二份工作是办公室秘书，也是刚走进面试的房间招聘人员就客气的说：“对不起，这个职位我们只招女性不招男性。”“那你们怎么不在招聘广告上注明呢？”白跑了一趟的马成功很气愤。“注不注明那是我们的事，来不来应聘那是你的事。”那招聘人员马上换了一付严肃的面孔对马成功说。见此，他只好赶紧从那办公室退了出来。
马成功应聘的第三份工作是福永镇一家大商场的防损部经理助理，笔试和面试都通过了，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因为对方要求他提供两名深圳户口的人士担保。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小打工者，怎么可能在深圳有亲戚朋友呢？所以，他又失败了。
两个月后，马成功终于应聘上了一家港资企业的储备干部。他的上司是一位广东人，开口闭口大会小会都只讲广东话，并要求马成功也要学会广东话。为了保住这份工作，马成功很努力的学习广东话。然而在三个月试用期将满的时候，马成功还是因为广东话没有达到主管的要求，以不利于上下级沟通的理由被炒了鱿鱼。此后，马成功又去见了多份工作，但都因性别、年龄、学历、语言、地域等方面的原因而没被录用。
2004年8月，在广东实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马成功只好在朋友的建议下，提着自己简单的行李转战到了上海浦东开发区。到上海仅三天，他就在一家美资企业找到了一份月薪2300元的生产助理工作。当记者问起马成功在上海找工作和在广东有什么不同时，马成功告诉记者：“在广东，我们就像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与广东比起来，上海的企业更具有包容性，少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职业歧视，更有利于我们这些外来人员的发展。”
十年前的工资不够吃如今5元钱一份的饭
今年28岁的廖北凯是重庆万县人，1994年就来到深圳市松岗镇潭头工业区内一家电子厂打工，当时入厂的工资带加班费每月是480元。厂里没有饭堂，所以廖北凯和工友们每天下班后就只能去厂门外的小食摊吃，每餐两元钱，菜是两素一荤，米饭任吃。那时，廖北凯每个月的生活费只需150元左右，再加上购买其它日常生活用品，他每个月还能到银行存300元钱。
廖北凯从没有想过要跳槽，所以就一直在这家工厂里稳稳的做着，并和拉上的一位广西女孩谈上了恋爱。到1998年的时候，外面的饭菜开始涨到3元一份，一个月比以前要多开销几十元，可廖北凯的工资还是那么多，他以为现在物价高了老板会涨点，谁知等了好久也不见动静。同年末的时候，已出门打工好几年的廖北凯决定携女友回老家结婚，等到了车站他才发现，几年没坐过火车，以前从广州到重庆150多元的硬座火车票价现已涨到280多元了。
2000年的时候，廖北凯每天必吃的快餐开始涨到4元钱一份，很多工人都因为几年没加工资而纷纷选择跳槽，也许是老板意识到了这一点吧，于是就对员工的工资进行了一次改革，每人基本工资改为400元，节假日计加班费1.7元/小时，这样一来廖北凯每月要比以往多领五六十元钱。想到外面工作也不好找，夫妻俩要想呆在一个单位更不容量，所以他和女友就仍在原厂坚持了下来。
到2003年初的时候，廖北凯等打工者所吃的快餐涨到了5元一份，这样一来，两人每月的生活费就要花掉600多元，再除去其他日常开支，以及逢年过节孝敬双方父母等，结果两人一共还存不了300元钱。就这点钱过年还不敢回家，要是回家路上一花一年到头就一分钱也剩不下了。
2004年5月，廖北凯的妻子回老家待产，这样一来全家的经济重担一下子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而即将降临的孩子更是让他感到不安，就这点钱能给自己的孩子营造一个幸福的将来吗？廖北凯想也不敢想，眼看着当年与他同批入厂的那些老员工们都差不多走完了，廖北凯也想去另找一家工资高点的工厂。2004年8月，廖北凯找到了一家日薪35元一天的电镀厂，想想每月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他很是开心，然而进去才只干了一个月，他就赶紧辞工了。该厂大量使用化危品，且无任何劳保用品和防护设施，经常有工人因在车间里受不了那股味道晕倒，来来往往的工人走马灯似的流动率相当大，车间里没有一个干满过一年以上的员工，廖北凯担心钱没挣到反而患上了职业病。
他又去见上了一份制衣厂的活，发现呆在车间里如不开风扇吧热得不行，一开风扇满屋子的细碎棉絮就漫天飞舞直往人的鼻子里钻，厂里却连个口罩都舍不得发。于是只干了两天，廖北凯就受不了又只好辞职。后来，廖北凯又连续找了好几家厂，可不是劳动环境差就是工资低，要么就是管理苛刻，上厕所也要规定时间规定次数，廖北凯有些失望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廖北凯以前认识的一位工友突然从苏州给他打来电话，说苏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620元，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员工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比宝安的最低工资标准480元高出两倍还多，建议他赶紧去苏州。放下工友的电话廖北凯几乎没做任何思考就下定了离开深圳的决心。
2005年元月，廖北凯到了江苏省苏州市那位工友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并很快在一家电子里找到了工作。2005年3月初记者打电话采访廖北凯的时候，他说他已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共1620元，这是他打工十年来领得最高的工资，相当于他在深圳干三个月。当记者问起廖北凯下一步的计划时，他说这家厂还为工人买了养老保险、医疗险、工伤保险、失业险等多种保险，如果干满十五年以后就可以像城里的职工一样领退休金了。所以，下一步他准备把仍在深圳打工的妹妹妹夫、表哥表嫂等亲戚朋友都介绍到苏州去，让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的将来。
……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造成民工荒的原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诸如拖欠工资、治安环境恶劣、工伤事故得不到合理赔偿、工厂管理制度太不人性化等多方面原因。好在民工荒现象已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注意，比如深圳市有关部门已决定从2005年7月1日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从原来的每月610元调到690元，特区外从原来的每月480元调到580元。更让人欣喜的是，在2005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广东省人大代表、省劳动保障厅厅长方潮贵正式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建议修订《刑法》，增加“拖欠工资罪”，以保证付出了劳动的民工能按时领到相应的报酬……
我们期待着，所有不利于民工留下的壁垒都能尽快得到更正和清除。我们相信，只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民工荒一定会很快成为过去式。珠三角，仍是全国民工愿意千里迢迢前来投奔的热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