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如华:资本狂人,百亿资产成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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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如华犯罪报告

姓名：宋如华

性别：男

原职务：原托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触犯罪名：贪污等

处罚：未判决

外逃国家：美国

宋如华曾经创造了托普集团的传奇，总资产达100个亿，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及150余家控股子公司。2004年，宋如华却仓皇逃往美国。临行前，他对到机场送行的两位下属说：“我会回来的！”

宋如华和他的托普，草创时期像“水泊梁山”，呼应者众，声势浩大；鼎盛时期像“太平天国”，盛极而衰，轰然倒塌。

托普王朝的十年，正如那句古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教授下海发大财

1992年3月，全中国的报纸都在无比兴奋地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新闻，在这种空前热烈的氛围中，30岁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应用物理系副教授宋如华毅然辞职经商去了。

宋如华1962年4月2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县的一个小山村，家境贫寒，7岁丧母，17岁离乡背井到成都求学，临行前，村里人以11个茶叶蛋为他这个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送行。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给自己定过一个“八不原则”：一不出国，二不经商，三不抽烟，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电影，八不逛公园。就凭着这股苦读劲，他因成绩优异得以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那些年，他教的课是学生们最喜欢听的，后来创办了网易的丁磊还曾经旁听过他的公开课。1991年，他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并被授予全校唯一的“机电部青年教书育人特等奖”。对清贫命运的不甘和对火热的商业大时代的憧憬，让内秀而又个性倔犟的宋如华走出了校园。

1992年，宋如华与好友凑了5000元钱，注册了一家名叫“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的企业。草创时期，他整天蹬着三轮车在成都城里四处倒卖电脑。他后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全中国惟一蹬过三轮车的大学教师。

托普的第一单大生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一天，四川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给电子科技大学打来电话，希望有人替他们安装一个电子显示屏。接电话的恰好是宋如华的一个朋友，他顺口把这件事告诉了正四处瞎找业务的宋如华。

当听说项目的合同金额为32万元时，宋如华便一口应承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宋如华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从原料采购到印制板加工，再到安装调试，他竟只用了12天就完工交货了。

真正让托普完成原始积累的项目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1994年10月，成都金牛区税务局想向托普买几台电脑。当时正值经商热潮，税务系统整天为日日猛增的计税事务忙得焦头烂额。国家税务总局也专门下过文件，要求“在本世纪末，全国各税务局、所均要实现从申报、登记、开票、会计的计算机化”。

然而，国内几乎没有一家计算机公司有成熟的产品提供。在交谈中，税务局长得知宋如华是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时，无意中问了一句：“你们能开发自动打印发票的计算机软件吗？”

从来没有接触过软件开发业务的宋如华说：“当然能。”

宋如华大胆地签下了合同。然后，他转身回母校招进3个大学生，把他们关进一个小房间里日夜开发。3个月后，托普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1.0版诞生了，输入纳税人信息后，计算机就能自动打印出发票。很快，别的区得知了这个信息，也主动上门来找托普了。宋如华发现，一个大金矿突然袒露在他的面前。

托普以前做电脑销售，只能赚取那点可怜的代理费，而有了计税软件系统之后，硬件软件搭着卖，价格就是托普说了算了。宋如华计算了一下，全国的大小税务局有4万多个，每个局、所投入10万元，就是几十亿元的大市场。宋如华当即决定，放下手上的其他业务，专心一致主攻计税软件的市场开拓。

在半年多时间里，他跑马圈地攻下了大半个四川省，同时组建营销网络，杀向西北和华东各省。到这一年底，托普的税务软件销售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一位早年跟宋如华打天下的托普旧部回忆说：“托普的软件系统只要一演示，就八九离不了十，接下去的工作就是跟税务局长们喝酒。那个时候喝了多少酒啊，宋总一个人就可以喝一斤半白酒，整个公司都在喝。”

菜花田里放卫星

站在进入1996年门坎上的托普很亢奋。1995年，托普抓住全国上下搞金税系统的良机，以成都、四川税务系统为突破口，迅速拿下多个省市市场，全年下来，托普的产值突破了亿元。在1995年年终总结大会上，宋如华提出1996年要“坐二望三冲五（亿）”的口号，而副总裁则喊叫道：“我们向上帝发誓，要为宋如华式的托普事业奋斗终生!”这次会议后来被宋定性为“一次充满了急躁冒进味道的大会”，因为口号和誓言不久就被事实嘲讽。

1996年初，由于国税局开始出台政策，对各地税务局自行建设计算机税务系统进行限制，金税业务开门不利，而上一年市场虽铺得大，实则相当多是应收账款，到了这一年沉淀下来，最高时超过1千万余元，托普现金严重紧缺。更让宋如华措手不及的是，在五六月间，那位发誓要为“宋式托普”奋斗终身的副总裁和宋如华公然决裂，拉走一大帮人。这让宋如华无比伤心。

这年9月，宋如华去沈阳东大阿尔派开“全国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在那里，宋如华见到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软件产业基地——沈阳东大软件园。宋如华当时还不知道这叫什么，问东软老总刘积仁，刘才告诉他这叫“软件园”。

正承受着叛军之痛的宋如华第一个反应是：“看来以前我们东跑西跑就是不行，这么好的环境可以稳定人才啊!”宋如华觉得这件事情还可以“搞大”。带着一摞东软园区的照片，宋如华兴冲冲回到成都，他对托普的员工们说：“我们要搞一个‘西部软件园’。”

1997年3月，宋如华在成都郫县红光镇一片100亩大小的菜花田，竖起一块“西部软件园”的木头牌子。就连宋如华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放出的这颗“卫星”居然如此光芒耀眼。

当时，全国各省市正掀起一个信息化建设的高潮。四川省也将信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第一产业”，然而却罕有拿得出手的项目。宋如华的“西部软件园”甫一宣布，顿时就让人眼睛一亮——软件公司的集群、产业化的发展理念、“西部”概念的提升——哪里去找一个更让人兴奋的宏伟概念呢？地方政府一下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两个月后，“西部软件园”就被列为全国四大“首批国家级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之一。而当时，托普还拿不出任何像样一点的投资规划和建设蓝图。用宋如华的话说：“我们被政府追着往前跑，大胆透支，及时补证。”接着，托普成为四川省政府宣布的35家重点扶植企业之一，宋如华本人则被评为当年度的“四川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多年的商海历练，让这个昔日纯真的大学副教授已经非常老练和功利，他决心借用软件产业和西部开发这两大含金量无限的概念重新规划他的“TOP梦想”。

资本运营是褒义词

“西部软件园”的意外成功，让宋如华的商业生涯拐入了一个莫测的峡谷。在此之前，无论是做电脑显示屏还是推销计税软件系统，托普一直走的是实业型的道路。然而，1997年之后的宋如华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观点。

托普集团在搞第一个软件园时，两手空空，银行不肯贷，就给了一点点，而托普手头上紧巴巴的只有自筹的200万元来搞软件园。宋如华去找四川省领导汇报，想上市。当时的省长宋宝瑞一听，说：“哎呀小宋，上市可不行，一年有几个指标都是给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我已经给了刘永好一个了。”但是宋宝瑞把宋如华介绍给下面管事儿的人。下面的人为宋如华支了一招，就是所谓的“壳资源”。

宋如华将买壳上市的想法给宋宝瑞一说，省长说可以支持，由于宋宝瑞以前在自贡工作过，于是为托普介绍了其时已失去配股能力的川长征。宋如华记得省长的原话：“宋如华是个干事的人，你们帮他找找，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快，托普就与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长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川长征A）接上了关系，由于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审批手续非常复杂，时间很长，宋如华大胆先走一步，先注入优质资金，然后再图控股。

1997年12月，托普发展以每股7.42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托普科技1200万股中的1050万股股权卖给了川长征A，托普科技正式注入上市公司，为以后的资本运作打下了伏笔。1998年4月，托普发展与川长征A原第一股东自贡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以每股2.58元的价格签定了4262.43万股国家股股权受让协议，拥有川长征A总股本48.37%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公司股票名称“川长征A”更名为“托普软件”。

入主川长征后，宋如华一度也想花精力把它搞活。在一年时间里，他曾经70多次去自贡现场办公。可是，要整治一家积重难返的老国有企业谈何容易？工厂数度发生罢工事件。1998年的8月1日，是让宋如华狼狈不堪的日子。这一天，长征的职工围攻送上门的宋如华十个小时之久，宋如华自感委屈，在事后不免洒下眼泪。

但是如果宋如华知道日后这支更名为托普软件的股票能为他和托普带来什么，这点委屈也许算不得什么。2000年5月，托普软件增发成功，一举净募资金9亿5千万元，宋如华感叹：“如愿以偿！”

当年下半年，托普声东击西，借壳江苏常州金狮股份，填进“炎黄在线”的IT概念；2001年初，托普科技分拆至香港创业板上市。至2002年，托普即宣称集团总资产超过100亿元。

“资本运营是一个褒义词。”把三家上市公司装进口袋的宋如华感到无比的顺畅。通过资本运营，他找到了发展资金，密切了政府关系，“这绝对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发展之路。”此时此刻，宋如华彻底告别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时代，把自己融进了复杂的各种社会结构中，融进了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并开始悟出在各种关系中游刃有余的技巧。

推销软件园模式

在红光镇的那块菜花田上，宋如华盖起了软件工厂、别墅群、对外学术交流中心以及一间用于接待的高级宾馆。可是，对于已经在概念狂热和资本炒作中难以自拔的宋如华来说，将一家又一家科技企业引到园区中来，静下心来把“西部软件园”一砖一瓦地建设好，实在是一件太漫长的任务了。他想要把“软件园效应”数十倍、上百倍地放大，借着“西部软件园”的轰动性效应，把软件园模式“复制”到全中国去。很快，他又像数年前推销计税软件系统那样飞遍全国，忙碌而充满激情，此刻，他推销的是“软件园模式”。

2000年9月，宋如华富有想象力地向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提出了构筑“千里软件产业带”的恢弘计划。该计划宣称，托普集团将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华东地区建设东部软件园，“通过托普在华东地区的几十家公司，形成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多个战略支撑点和网络式的核心企业框架。”这个乌托邦式的规划在递交的两个月后，居然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托普的高调运作，加上国家部门的深度认可，使得宋如华的跑马圈地无往而不胜。宋如华也成了各地市长们的座上宾，几乎所有的软件园项目都被列为市长的“一号工程”，政府对其用地更是给予了最优惠的出让价格，有些心情急迫的地方甚至是免费送给了托普。

就这样，从1999年到2002年的4年间，宋如华落子如飞，赫然成局，托普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开建了27个软件园，平均不到两个月新建一个，占用土地超过1.2万亩。

2001年5月，在托普集团上海中心工作会议上，宋如华再次提出“要加速基地建设”，“‘用投资换市场，用贡献换资源’。接下来，我们要在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建设100个这样的基地，真正形成规模效益。每一个园区一年至少有5千万以上的业务量，那100个基地加起来就是50个亿。”宋如华的“自信”，最后导致托普的企业文化走向了虚妄的边缘。

深谙中国政商之道的宋如华一次次获得了成功。他的商业心态也渐渐地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暴戾之气。一次，他对友人说：“以托普现在的名气，我只需要在软件园开发中心招聘100个毕业生，带银行行长看一看，就可以贷款了。”

在建西软的过程中，宋如华去了一趟长虹，倪润峰一席话——“企业就像树，树根要深深地扎入大地中，根深才能叶茂，企业一定要建设自己的技术开发和生产基地，才能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让宋如华倍受鼓舞。但是在宋如华眼中，软件园除了充当“技术开发和生产基地”，还意味着更多。

他大言不惭地向人传授经验道：“软件公司很像皮包公司，除了人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只有半层楼几间屋，你搞软件的信用度就不够，客户觉得你寒酸；你有了园区，那是实力的象征，客户会觉得自己寒酸。”在说这段话的时候，那位本分诚信、立下过“八不原则”的大学教授和他的书生意气早已荡然无存了。

出川东进之祸

2000年前后，托普成为一家最耀眼、也最神秘的“高科技概念企业”。尽管年年凯歌高奏，可是没有人搞得清楚，托普到底是做什么的，在靠什么产业赢利。

一位商业观察人士写道：“托普从1999年开始生产电脑，但至今在全国各大IT市场鲜见其名；托普的手机，尽管在距离北京机场不远的高速公路上就可以看到其醒目的广告，但在市场上似乎也尊容难见；曾经热闹一时的炎黄在线，业务到底是在网上还是网下，就连成都本地的记者们都说不明白。”

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描述了一个他目睹的细节：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华为公司的任正非问坐在旁边的宋如华：“托普到底是做什么的？”宋如华想了半天也答不上来。

那么，宋如华心中到底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圈钱，圈地，圈人，最终圈市场。”通过上市圈钱，通过出钱建软件园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以投资换市场”，通过高薪圈住国内最好的软件业人才，“托普经济帝国庶几可成。”宋如华在一次媒体质询中一语道破“天机”。

身处IT业的宋如华一直对IT缺乏信心。他曾对内部人说，硬件有英特尔、软件有微软，中国IT企业根本就没有希望，托普也不要做徒劳的努力。在他的主导下，托普开始了IT外的多元化。掌控亿万资金的宋如华开始四面出击，屡试屡败，屡败屡试。托普曾涉足手机、传媒、足球、金融保险、园林建设、物流甚至旅游产业，还花费大量资金，在全国修建了6所托普信息大学。

有对宋如华不满的托普某高层抱怨：“托普的身份是IT，也聚集了一批有实力的IT人才，在IT业应当能够做好，IT职业教育就做得不错。托普的行业应用软件比如税务，可以做得更强；即使在操作系统方面，托普也可致力于Linux做出成绩来。托普有这么多软件园，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企业，但我们最终却是一事无成。”“宋老板是怎么想的，我们真猜不透。”他颇为无奈地说。

2000年10月的西部论坛上，宋如华首先表示道歉的发言被视作四川IT企业翘楚的托普第一次公开向西部流露诀别之意，在发言中，宋如华历数西部、四川、成都皆为不适合IT企业久居的硬软件环境。此前，托普已加快了东部几个软件园的建设，决心将总部迁至上海。

然而，当终偿所愿的宋如华打算出川东进，将总部迁到上海的时候，他与政府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了。据称四川省某高官曾请宋如华回去，“只要回去，什么都好说。”但宋如华的去意已决。“我就是不回去……托普要发展，还是要走出来，窝在那里干什么？这是义无反顾的，哪怕再有困难，死了也死得其所。”此后托普生涯的祸福根源，有多少始于此次出川东进呢？

一根稻草压垮托普

2002年前后，宋如华的“TOP梦想”似乎即将实现。在“高科技概念企业”的光环下，掩盖着一片虚假繁荣的景象：全国各地的27家软件园相继开工，由150家子公司组成的托普集团俨然成为中国最庞大的高科技公司集群，集团的总资产号称突破100亿元，宋如华本人也被《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列入前50位。

软件园工程中，他以难以想象的低廉成本，在数十个省市的最佳商业地段敛聚了1.2万亩的优质土地，在土地成本日渐高涨的年代，这庞大的土地储备足以给他带来无限可能的财富暴增……

2002年7月，托普创业10周年大庆。一向喜欢热闹的宋如华把它操办得红红火火，庆典共历时12天，耗资上千万元，活动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参与人数不下10万人次。宋如华还租赁了两架小型商务专机，供公司高层辗转各地使用。

位于成都苏坡乡的托普集团总部大楼落成，上海东部软件园开园，占地4500亩的嘉善台商信息产业园庆典，中国农业银行授予托普“最佳诚信客户”称号，并在中国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与托普集团签订“银企”全面合作协议……

很难想象，在这一幅盛世景象之下，宋如华自己抛出的一根“稻草”，最终压倒了自己。

宋如华宣布，托普要“向社会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但事实上，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招聘在公司决策层从来没有被认真讨论过，由此可见托普公司是多么的脆弱，脆弱到全部的成败得失都系于宋如华的灵光一闪中。

“从风雨中走来，诚聘5000软件工程师共创辉煌！”这就是宋如华的招聘广告语，并瞬间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宋如华还要求要把北京到广州的东南沿海各条高速公路都“包下来”，竖起大型的招聘灯箱广告牌。

很多年后，托普的研究者一直弄不懂宋如华为什么要在这时实施这个夸张的举措。但静下心来，从宋如华一贯的作风可以揭示出其中的原委：托普太需要概念了，只有轰动性概念才能够掩盖住其岌岌可危的局面！

但事与愿违，宋如华的这个举措，让托普快速地寿终正寝——虽然这一时刻早就应该来临了。

招聘广告刊发后，中国IT业如同遭遇了一场龙卷风，所有的公司都岌岌可危，生怕自己的人才被托普席卷了去。宋如华期望中的轰动效应即刻迸发，但同时，宋如华的马脚也随之暴露出来。

有相关人士质疑道：按照当时国内软件业的管理现状，一支5000人的软件工程师团队每月至少应为公司创造出1亿元的产值，加上托普公司对全国27个软件园的巨额投入，托普软件一年至少需要完成100亿元的销售才能收支平衡，但上一年全国软件业的总产值才300多亿元。况且，整个托普集团只有1500个技术人员，一次性招进5000个软件工程师，根本无法管理控制。

在此情况下，媒体纷纷对此质疑，经过调查后，人们发现，在常州软件园，除了一幢办公楼和宾馆有人走动外，其余的楼房均空空荡荡；在宣传得最为神奇的南汇软件园，已建成的63幢楼房中，只有托普自己的一家合资公司进驻；在绍兴的软件园里，培训中心被承包成了旅馆，园里的小河段被当地农民搞成了养鱼塘；托普旗下一家名叫长征网络的公司主营业务只有3227万元，净利润却高达2069万元；一个被托普宣传得神乎其神的顶尖软件M++Builder，在全国软件业中居然无人知晓它是什么产品。

当这些质疑纷纷见诸报端时，一向善辩的宋如华此次竟选择了沉默。

此后，托普又相继被曝出担保丑闻、产业空心危机、拖欠民工工资、现金链断裂等负面新闻。

当然，5000人大招聘也就变成了一场噩梦般的闹剧，托普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一再上演跳水惨剧，一家又一家银行向托普系企业紧急追债，很多债权公司纷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原本让他感觉自豪的150多家子公司现在成了150多个“烫手山芋”，曾经视宋如华如财神的各地官员也嗅出了异常，各地软件园政府开始以开发不力等理由收回先前协议中的土地，而园区招商工作更是寸步难行。

大规模的群体发难，让一向低调的宋如华着急起来，他一改过去不接触媒体的做法，开始为自己辩解。这个从浙江农村走出来号称要建立“托普经济帝国”的男人，理直气壮地宣称：“托普不是泡沫。”

“银行根本不必担心我。我什么都可以抵押。我现在银行存款18个亿；我还有上市公司股权；我有那么多园区建设，一万多亩，一百多万平方米的房子，就算都是空的，对银行来讲都无所谓……反正，我有偿还能力的，你要我还给你就完了。我卖掉几个园区，对吧？或者把资产卖给上市公司，钱不就出来了吗？”最后一句表白正是宋如华“掏空上市公司”的关键。

在某次集团高层会议上，宋如华曾指着某副总裁破口大骂，“你X的就是一个骗子，就知道来骗我”，接下来却又突然笑着指着自己说，“其实我也是一个骗子，我在外面骗，你们又来骗我。”此时，宋如华的精神已近崩溃。

2003年7月，正在危机中苦熬的宋如华飞到东海普陀山烧香拜观音，一次捐出20万元香火钱，和尚送他一幅《金刚经》中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宋如华默念一遍，无语转身离去。

细究起来，其实宋如华和他的托普并不是没有希望，只不过是扭曲的思维最终打到了他自己。

由于托普在全国各地拥有诸多的软件园土地，而这些土地价值已经飞涨数倍，尤其是当托普危机爆发的时候，正当中国房地产井喷的疯狂时刻，天津顺驰的孙宏斌正四处高价买地，如果运作得当，大可以选择若干块有操作空间的土地割肉止血，渡过难关。

另外，托普旗下的3家上市公司依然有很大的融资或合作空间，但是宋如华却表现得非常迟滞，无所作为。

显然，此时的宋如华乏身无术，无力回天了。

那么，此时的宋如华又是如何思考呢？

我们从他在危机下的一些作为，或许能够彻底了解宋如华作为企业家的定位。

当危机发生时，宋如华试图通过内部整治渡过危机，他先后完成了40个基本管理制度的起草和制定，对全国各家子公司的管理职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重新确定了“物流服务”“在线培训”和“健康护理”三大业务方向。

但是这些新的举措与蓝图，也从来没有认真地执行过。

另外，他又想到自己曾经生产“概念”的辉煌，并开始制造概念和推广概念。如在浙江慈溪，他宣布将打造一个全新的“数字慈溪”；如在四川彭山县，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发彭祖山；如在成都成立了一家“华侨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实际上，这一切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了，他的这些举措，只不过向人们表明一个现象：托普所宣扬的原始核心业务链已分崩离析。

有人能够承受成功的喜悦，但是不能面对失败。如果能够正确面对失败，选择一种有尊严的失败，如巨人集团的史玉柱一样，积淀或保留最后一点点对失败对社会负责任的“信誉”，或许能够成为东山再起的一点点信誉资本。

当一切都将归于失败时，宋如华没有想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他开始不动声色地对集团的资产、债务及应收款项进行了一个大清理，利用股权关系，将托普的资产通过其他途径转移，玩一招“金蝉脱壳”的游戏。

2004年年初，国家宏观调控，银根开始紧缩，整个宏观经济趋紧，宋如华丧失了一切自救机会。

3月18日，托普软件发布公告，身兼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裁的宋如华因病辞去所有职务。

3月19日，托普软件再度发布公告称，宋如华将自己所持有的1800万股股权，以1元的价格分别转让了给两位同乡。

4月16日，托普软件第一次集中披露了涉讼和担保事项。同年7月8日，托普软件又披露了一批未及时予以公告的涉诉案件，涉诉金额4.6亿余元。公司公告称，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涉诉金额(本金)179704.19万元，占2003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79.79%。

宋如华抽身托普，留下的是跨越10省12城市的12家银行间的巨额债权债务，仅上市公司托普软件一家，就通过信用担保及关联转贷骗取贷款22亿元，此外还违规担保累计金额21亿元。

四川省银监局称，托普在四川一省造成的银行贷款损失就达20亿元左右。而直到3年后，有关部门仍称：“银行至今还无法弄清楚托普在全国到底办了多少家子公司，有多少关联企业。”

2004年3月，一个阴沉沉的雨天，唯一弄得清楚的宋如华飞赴美国，选择逃避，从此一去不返。

2005年5月，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宋如华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

宋如华远遁美国，但托普旗下所有企业总额近30亿元的债务黑洞横亘在公众面前，人们仍然无从得知真相。有关托普经济帝国的一切，仍像一道铁幕。

正当人们对宋如华为何能够轻易通过收购四川长征“一步升天”而苦苦求证时，2005年4月13日，曾任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主管上市公司监管处和稽查处的高勇——这个当年全西南地区最年轻的厅级干部、少年高官被送上法庭，大家才有所领悟。

法庭调查显示：宋如华先后通过一家广告公司支付给高勇78.6万元，部分以广告费名义、部分以赞助高勇出书名义，部分以购买高勇著作的名义。高勇就此成了宋如华的“高参”，不仅没有阻拦托普增发，还帮助托普“润色”增发报告，在证监会对此有些踌躇之时，高勇还带着宋如华到北京遍访其通过人脉关系打通的高层，终于使托普9亿元增发通过！

宋如华选择逃遁海外，他可能已经预见到了如果不走自己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

远逃美国的宋如华没有如之前对部属们承诺的那样，“如果垮了，一起再去蹬三轮车”。那个曾经给宋如华带来无限辉煌的“西部软件园”被人承包，改造为一家休闲娱乐中心。

一些后续性的报道显示，宋如华在美国仍然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他用Harrison Song的名字办了一个网上书城和网上茶馆，在洛杉矶办了几家名叫“书原广场”的华人书店，还成立了一个文化传播促进会，办了一份《炎黄文化半月刊》。一些相熟的四川籍企业家赴美，想与他谋面叙旧，他总以事务太忙一一婉拒。

据说，银行至今还无法弄清楚托普在全国到底办了多少家子公司，有多少关联企业。托普一位前高层曾意味深长地叹气说：“托普的出生与死亡，都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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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如华对自己的反思

据媒体公开资料显示，事后宋如华曾经对托普10年进行了反思，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1.10年来，我认为自己很宽容，现在我发现其实不尽然。我经常说，不要发牢骚，不要发怨气，但是我还是经常在讲话中发一些牢骚。特别是最近出了些事情之后，我希望自己经常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但事实上，我发现自己还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是一个很一般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小人物”，而不是一个“大人物”，没有肚子里能撑船的宰相肚量。我们现在这么多麻烦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是我宋如华带头的，我们高层领导积累起来的。

2.托普从3个人、5000块钱起家，现在有6000名员工、100亿元资产，这两句话概括了托普的成长，但我们老是提，就害了托普。现在的问题是托普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状态和状况非常差，5000元变成100亿元，是怎么来的？不说清楚，问题也就出来了。

托普这班人，原是穷书生，有了8亿元、10亿元，就会想入非非。当然，成功的投资也不少，问题就在于精打细算考虑得太少，加之心态有问题，以为这些钱都可以用，实际上这些钱是股东的钱，不能随便动……我们这几年太急躁，太冒进。

3.我不是一个合格的CEO。我领导的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公司，是一群小的公司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CEO，只是一群小企业联合会的会长。我们的企业之所以难以做大，关键就在于企业领导人缺乏大胸襟、大智慧、大视野。在我这个位置，对自己的要求就应该更高，处在这个位置的人做任何事情一定要非常全面，一定要出于公心，一定要富于进取心，非常有智慧、有头脑、有知识。

4.在公司内没有起到核心带头作用。

5.没有履行好社会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6.没有以一个“托普人”严格要求自己。

可能，对于宋如华本人来说，他的反思或许是深刻的，但是这真的是问题的核心症结吗？宋如华真的在失败后明白他失败的真正原因吗？

宋如华，可能根本算不上是一个企业家，或者只能说是一名投机分子，虽然他有着惊人的创造概念、攫取资源的天赋，但他却始终没有能够将手中的资源变成真正的生产力，他自始至终都是在玩弄资源和浪费资源。

托普公司在公众形象中一直是光彩照人的，也是神秘的，当托普公司的最后一张底牌被猛然揭开的那一刻，所有的关注者都突然哑然了。

来源：《名企大败局：检讨托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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