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语“小姐”的历时演变及影响因素

时间：2020-03-19 05:17:3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论文以历史的碾轮为线索，系统论述了称呼语“小姐”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国时期以及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指称对象、词义的微妙变化。并着重对改革开放后“小姐”称谓语的隐退和复出的原因做了详细分析，探讨出影响“小姐”这一称呼语在历史的长河中跌宕起伏的深层社会原因以及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因素。

关键词：“小姐”称呼语；历时演变；社会因素；词义变迁

称呼语又叫称谓，是指人们由于亲属和别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称呼语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场合的差异而发生显著变化的，这是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曾经一度占据称谓主导地位的“小姐”一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变化，逐渐被“同志”替代，进而在现代人们又用“美女”等取而代之。这种语言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诸如语义变化、社会文化变迁、人们认知度改变等多方面的问题。本文将对“小姐”这一称谓做一些简要的历时分析与探讨。

一、称谓“小姐”历时演变概况

称呼语“小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称的对象也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微妙變化，下面笔者将从古代、近代、现当代等几个关键历史时期分析“小姐”依次所指对象及意义发生的变化。

（一）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小姐”称谓的演变

“小姐”一词早在古时的夏商朝时期就出现了，在当时的奴隶社会时期，该词专指女性奴隶；历史的潮流进入封建社会后，“小姐”词义发生了几经变化。

唐朝时期，“小姐”只用来通称女性；宋末元初时期，“小姐”用来称谓官宦富贵人家未出阁的少女，甚至在成婚后，也有依然沿袭该称呼的，这在元代杂剧中有大量实例可寻，比如在《西厢记》中，王实甫就写有这样的句子：“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此外，在元剧作家乔吉的《金钱记》、张寿卿的《红梨花》等杂剧中，也多次出现“小姐”一词；明清时期，“小姐”则专指仕宦之家的女儿，多是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势力的名门望户的“大家闺秀”，这里以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紫钗记》为例，这部戏剧中，上至老母，下至丫环，中及李十郎，都称谓女主角霍小玉为“小姐”，时至清朝，“小姐”的称谓也是屡见不鲜，如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迎春、探春就被称作“二小姐”和“三小姐”。

（二）民国时期“小姐”称谓的中西合璧

当时轮转到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得白话文成为时代的主流。这个时期，“小姐”一词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感染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方文化“MISS”这一舶来词的使用，使得“小姐”无形中发生了一定的词义转移，似乎在逐渐和“MISS”一词趋于同意。

由上述论述可知，“小姐”一词在无论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期，还是民国时期，都处在活跃状态，其词义发生着微妙变化，所指称的对象也稍有不同。

二、建国以来“小姐”称谓的跌宕变迁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的有关“小姐”一词的演变就略有起伏，甚至出现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值得进行探究。

（一）建国时期称呼语“小姐”消声殆尽

建国时期，“小姐”一词曾经一度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富有政治色彩的“同志”一词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风靡一度，届时不分男女都可称其为“同志”。此外，在较熟悉的场合，老人会称谓年轻女性为闺女、姑娘、妹子等，而少儿会称其为大姐姐，亦或是阿姨等。

下面对称谓“小姐”隐退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后，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意识，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使得有些词的词义和指称对象也发生着历时演变，它们或从核心意义向宽泛发展，或从宽泛向核心逆转。同样，称呼语“小姐”也正经历着内涵及外延的变化。

称呼语“小姐”消逝的原因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随着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制度的建立，当时刚对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消灭与改造，人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还处于极其敏感时期。

再者，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观念，认为称呼语“小姐”有“寄生虫”的代名词之嫌，意味着这个人“养尊处优，好吃懒坐”，具有很强的贬义色彩。

（二）改革开放以来称谓“小姐”的退而复出及其微妙变化

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小姐”称呼语的使用变化出现大起大落的迹象，其变化与国家的发展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将分为两个时段进行论述。

1、改革开放初期“小姐”称呼语的再现及社会原因

改革开放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的那种阶级烙印、政治色彩日趋淡化，渐渐的人们的思想转至浓烈的人情色彩，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社交中的礼貌崇尚、交流中的语言优美。人们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又一次选择了让称谓“小姐”复出。

除此之外，再次登台的称呼语“小姐”的指称范围也迅速扩大了。汉典中释义“小姐”为：尊称，用于一个未婚妇女或少女的名字之后，又释义为少女；《现代汉语词典》也释义“小姐”这一称呼语为，旧时有钱人家里仆人称主人的女儿，或对年轻女子的尊称。这也体现出“小姐”这一称呼语在这一时期的流行之风。

“小姐”称谓能再次重现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是密不可分的。邓小平的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使得这一时期人们禁锢而迂腐的思想的到大大解放，一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人们思想的崇高追求。届时“小姐”一词盛行于文化界、服务业等各界职业女性中，越出封建社会时期及建国之初对“小姐”身份、年龄、婚姻、财富、名声等的各种约束条件，而赋之以高贵、典雅与时尚。

2、时至九十年代后期到现代社会，“小姐”称谓的细微变化

改革开放伟大政策的实施，打开了国门，一时间中西文化交流风起云涌，人们的传统思想在接受着外面的新鲜空气，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的洗礼；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政治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松了绑，顿时各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所有制经济形式扑面而来。

在接受外来文化等意识形态的熏染的同时，难免会带来一些容易使人们思想变异的一些文化元素，这样，中国的国情变得复杂起来，文化内涵也变得泛起来，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正在影响着文化用语的使用。“小姐”称呼语在这一时期的使用情况生动的反应了这一历史状况。

下面笔者将通过具体的交际情景来阐述“小姐”称呼语含义与使用场合的复杂多变情况。

直至今日，“小姐”这一称呼语的使用变得具有两面性，它在不同的交际场合蕴含着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可以说是有着天地之别。

在一些情境中“小姐”称呼语仍然保持着褒义，仍是一般的尊称。正如世界各地举办的“世界小姐”、“国际旅游小姐”、“亚洲小姐”、“香港小姐”等大赛，以及人们经常会把在星级酒店工作的女子称为“小姐”等。此时“小姐”称谓继续是尊称意味。

但是，笔者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小姐”的称谓似乎更倾向于一些贬义的含义，大多数人对称谓“小姐”持有怀疑和贬低之意。以至提到“小姐”便让人不禁联想起一些不良嗜好和不良女性。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经常会把卡拉ok、美容店、修脚店、按摩店等的女子称为“小姐”，这里的“小姐”含有贬斥的感情色彩，已失去尊称意味；在大街上看到陌生女子时，更不能称呼人家为“小姐”了，连服务员也不能再用这个称谓词了，可见，“小姐”称呼语演变到今日，已经成为一种禁忌。此刻必然会生出许多新的能够代替“小姐”的其它称呼语。例如在中国南方人们会称女性为“小妹”、“翠花”、“美女”等，以尽量避免使用“小姐”，在北方，人们会说“姑娘”，或者干脆用“你好”来进入话题。

3、称呼语“小姐”现代时期意义变迁的语言学原因分析

“小姐”称谓语的微妙变化与时代的发展紧相随，深受一个国家的历史变迁，人们思想开放程度的影响。除社会因素影响语言的使用之外，语言自身发展的一些内在规律也影响和制约着其发展。一下从词义发展的规律论说“小姐”称呼语的变迁特点。

词义作为语言学术语，指词的语音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包括词的次会议以和语法意义，即文辞、言辞的义理。词义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会出现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转移以及词义的感情色彩变化等现象。

称呼语“小姐”发生了词义扩大的演变，即所表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小姐”在现代社会已扩展为各类参加选美大赛的女子的称呼以及一些在娱乐场所为他人提供不正当服务的女子的代名词。“小姐”称谓语从特指发展到泛化，符合语言发展规律。

在发生词义扩大的同时，伴随着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词义的感情色彩有褒贬之分，又叫做升格或降格。即由贬义转变为褒义是升格，反之则为降格。从现代“小姐”称呼语的指称对象来看，其发生了降格的表现，由最初的指称缙绅仕宦家青少年女子，降格為多指称“色情业女性从业者”，是不良社会现象在语言中的反应。

“小姐”称呼语的词义演变表明词义总是依赖于具体的社会语境，词义的产生与之有着紧密联系，缺少了语境，语言就失去了意义。

三、总结

文章以历史发展的进程为时间坐标轴，概述了称呼语“小姐”的历时演变，并着重从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小姐”称谓的起伏变化及出没情况。当然，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原因是复杂多变的，除受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外，还受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定程度、人们的心理承受度、价值观的演变等多元因素相关。有待我们进一步做补充研究，继续探讨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奇妙关系。（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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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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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0510；国内统一刊号：CN51-1019/F）2012年12 月（下）作者：梁艳文章题目：《高中生对民办高校的刻板印象初探》一文中作者单位错误，现将中南大学更正为江西科技学院。

②

《商》（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0510；国内统一刊号：CN51-1019/F）2013年9 月（上）作者：邹淇曲崔建忠文章题目：《故意伤害案共同犯罪中主犯的认定》一文中作者错误，现将邹淇曲崔建忠更正为邹淇曲陈柳滔，其中第二作者陈柳滔的单位为四川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