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创作的一张领袖宣传画
时间：2020-03-20 05:18: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承蒙《世纪》杂志同志们的关注，要我谈谈有关绘制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宣传画的前后情况。我由衷表示感谢之余，心中却颇觉忐忑。因为毕竟已经是四十六年前的事了。往事如烟，烟是没有清晰轮廓的，何况口述追忆，更是难免无序和零散。至于问我是如何走上艺术这条道路的，那就更是早年的事了。
考上鲁艺留校任教，走上艺术创作之路
听说“鲁艺”是一所革命熔炉式的新型艺术院校，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统一招考时，我填了鲁艺作为第一志愿。当我在报纸录取榜上看到我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没曾想，这就是我走上艺术道路的第一步，并终身献给这一事业，至今已是第六十一个年头了。
入学之后，我才慢慢知道鲁艺（全名“鲁迅文艺学院”）是1938年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进步的民主人士倡导建立的，并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命名的一所革命的文学艺术院校。
鲁艺从延安搬到沈阳之后就改称东北鲁艺。这时的鲁艺已没有文学部，只有音乐、戏剧和美术三个部门。1953年戏剧部并入辽宁艺术剧院，音乐和美术两部，则各自成立音专和美专，1958年分别改为沈阳音乐学院和鲁迅美术学院。
鲁艺美术部有三个系：绘画系、图案系和雕塑系。我分配在图案系（后改工艺美术系）装潢专业。当时我有些不太情愿，但也只好服从。反正当时的图案系的绘画基础课时也不比绘画系少，一切还得靠自己去努力和钻研。我毕业留校后，一开头总是要当老教授的助手，但都是属于装潢专业的一些课程。系主任乌密风老师知道我喜欢绘画，不久，就任命我为图案系绘画教研组组长。
从此，我开始素描、色彩等绘画基础的教学，平时带同学下乡下厂体验生活，搜集资料，画了不少人物和风景。
我通常创作是应社会的要求：如长春电影制片厂约我们画电影宣传画，我系的老师均踊跃参加，我为长影画了约十几部电影海报，如《五朵金花》、《刘三姐》、《甲午风云》、《自有后来人》等。《五朵金花》在全国电影宣传工作会议上被评为最佳电影海报，后来听说《甲午风云》也获此殊荣，但当时是没有任何奖状或纪念品的。
另则应社会各部门需要绘制毛主席像等，如今我还保留着一张为辽宁工业展览馆绘制的巨幅毛主席像的彩色小稿；其他的均已不在我手上。还有就是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而作的宣传画印刷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宣传画在北京展出时，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和赞扬。
1967年绘制《讲话》宣传画
意外受江青“青睐”
当年画毛主席和绘制这类题材的人和作品很多，美院绘画系老师都有不少这方面的佳作，工艺系绘画教研组的老师也经常参加这方面的活动。
在那个年代，毛主席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崇高伟大的，他是灯塔，是舵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在身上暖在心里。上了岁数的人都还能记得：晨跳忠字舞，口唱语录歌，手挥语录本。毛泽东思想要牢记在脑海中，融化在血液里，贯穿在行动上……我们确实以这样耿耿的忠心绘制毛主席像的，不敢有丝毫的杂念和怠慢。
《讲话》一画，我同样也是在这样一种心情状态下绘制的，只不过这幅主席像与过去的有所不同，因为是要画延安时期的主席，而风度上不仅是政治领袖，且应该具有艺术气质的内涵。要塑造这样的典型形象，真有点为难，我翻遍了报刊杂志，都很难找到适合这个要求的形象资料，后来偶然在一份很不起眼的旧报纸上看到了一张延安时期的主席照片，他身穿简朴的中山装布衣、头发蓬松，不修边幅，但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此照既有潇洒的艺术气质，又不失伟昂的政治风度，真是难得的综合形象。太好了，我几乎拍案雀跃。就这样，旧报纸上的照片强烈地激发了我画好这幅《讲话》的念头和决心。
但报纸毕竟是早年的，照片小，清晰度很低，虽整体的感觉很好，但一旦要绘成可以审视的真实而生动的形象，那也是很棘手的。这时真的需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了。当时有许多宣传主席的纪录片、电影、报刊杂志，既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通过这些，我进一步去感悟和领略主席的文艺思想，同时也在造型和神态方面找到比较可供参考的素材和资料。因是宣传画，不像油画那么复杂，只要是主席的形象刻画好，色彩鲜明，有一定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就可以了。
这幅原作是用两张铅画纸接起来的，宽1.2米，高1.5米，人物有真人的两倍大，因此，依据那么小而模糊的照片来塑造那么大的具体形象，着实要下一番功夫。首先是素描稿，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比例、结构、动势；调子的明暗虚实等。人物最注重“形神兼备”，准确的造型固然重要，但能否传神，却是一张画成败的核心要素，也是观者最看重的标准之一。
素描定稿之后，就是着色问题了。红光满面是肯定要的，但除了嘴唇和脸颊用了少许红色外，基本上都是用赭石、熟褐和桔黄之类，而背景则基本以中黄为主，用颜料的厚薄、运笔的走向营造一种太阳东升，光芒四射的氛围。
上色非常紧张，我没间歇过，从早到晚，连中饭都顾不及吃，一气呵成。因为水粉画要在湿润时衔接好，才不易出现水渍和斑点。画前，我做了比较周密的规划和充分的精神准备，上色的先后顺序，黑白灰的布局，冷热色的交织，物体的彰晦与虚实关系的调控……诸多造型艺术的手段和因素都要考虑周全，绝不能犹豫磨蹭，要准确流畅，一贯到底。还算不错，我终于在天黑之前顺利完成。第二天画了背景，下午搁笔脱稿。
为了说明是在延安发表的讲话，故在主席背后画了标志性的宝塔和窑洞，但只能隐约虚无，以保主体的突显。
这张画是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而作的（1967年作）。鲁美的前身是延安的鲁艺，主席又是鲁艺的主要创始人，故有双重意义，院领导为了隆重纪念，发动大家搞创作，但是如何发动的，又是如何评选和纪念的，我已记不清了。
不久，北京举办“红太阳”美展，主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只要是画毛主席的，不管什么形式都可参展，我这张《讲话》也成了参展作品之一。
鲁美有位任梦璋老师（后任鲁美副校长，著名油画家）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分配到我院绘画系，后参加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我当时还是二年级学生，虽不是一个系，但都称他为老师，后来成为同事。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他对我说：“老廖，北京传来消息说你们学校的廖炯模爆了冷门了。”我愣了一下，问：“爆什么冷门？”他说“你的那张《讲话》被江青看中了。”是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位居中央领导人之列，这样的展览一定会到场，而她（他）们的身后总会有众多媒体记者跟着，随时记录和报道领导人的讲话……任梦璋的父亲是北京人美的元老、资深编辑（他又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工笔画家）。他说江青走到我那幅画面前，停了很长时间，然后走了一圈，又走到我的画前，讲了两句话：“这张画得最好，这张画得最像”，说完就走了。当天晚上他就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第二天任老师就当特大新闻传达给我。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红旗手”，她的一句话举足轻重，样板戏、样板画由她一手左右定夺，因此这两句话在美术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反响。
辽宁画报社（后改辽宁美术出版社）将我原作的标题《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小标题才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辽美用对开铅画纸印了几十万张，散发到全国各地，重点是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从北京串联回来的同学说，北京新华书店都有这张宣传画出售的专栏，并注有“这是我们伟大的‘红旗手’江青同志……的”字样。辽宁省各市县都有张贴，尤其是沈阳市大街小巷都贴满此画。尽管《讲话》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但由于当时辽宁省“文革”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如火如荼，无论是政治的、文艺的以及各个领域的都在为本派胜利而斗争。此画既是某派印刷、散发和张贴，免不了也是为本派制造舆论，扩大影响，争取主动制衡权的一种行为活动。这段历史都已成为过时云烟，是非曲直，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千秋功过，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
我最初听到江青对《讲话》一画的评价时，心情并不激动。如果是出自我们心目中景仰的领导人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当时我的心态比较平静，而且在脑海里浮现出四个字“焉知非祸”！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江青是个负面人物，表面上谁也不敢议论，但她的作为，均为人们所不齿。如今更是人人唾弃，不屑谈及。被这样的人赞赏，有何光彩？我跟同窗杭鸣时（上海月份牌王杭穉英之子）常在背地悄悄说她……总觉得这种人不正派，绝没有好下场……因此打那之后，我很少对外谈及此事，时间一长，也就逐渐淡化，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宣传画原稿寄给“辽美”后意外丢失，
下落成谜
大约在1980年前后（这时我已来到上海任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油画教研组组长，后改任舞美系绘画教研室主任），辽宁美术出版社为了纪念该社成立××周年，准备出一本大型画册，写信来让我寄《讲话》这幅画和《自有后来人》的海报。我在鲁美时辽美常出版我的作品，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我也没去多想，就决定将画寄出。我先是到新昌路邮局，因画有1.2米长，邮局说无法寄，叫我到四川路邮政总局试试，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经过争取，画也当场摊开来看，是毛主席，工作人员特地请示了局领导，终于特殊处理，将画寄出。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不那么执著就好了，我等于很卖力地拱手将画奉送给人家，一去不复返。真是！但这又有谁能料到？他们收到后也给了我回音，但不久又来一信说，因社址搬迁，这两张画弄丢了找不到了。当时我很着急，但没去想他们在骗我。我去信要求无论如何也要找到，然而他们回音说实在对不起找不到了，并表示付赔偿费，一幅五百元。我坚决不同意，但他们说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处理了，把钱寄来给我，就这样这两张画就从我的身边溜走了。我现在想起来非常懊悔，当初无论如何也要追究到底，因为东西丢了，总归有人拿的，而且肯定是内部的人拿的，只要认真追查，不难水落石出。他们之所以那么草率处理，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一来他们既然印过大量此画的宣传品，难道就连旧底片或反转片都没存留吗？为何一定要我再寄原稿去呢？既然那么认真和慎重，为何就不好好保管，随便可以让人顺手牵羊？因此只能认为是刻意设的圈套，让你上当受骗。除此之外找不出什么借口或遁词。
此画现在何人手中，不得而知，至今没有露面，因为只要一拿出来，就有偷窃或骗取之嫌，故多年来仍默默无闻。
对此画，我一直讳莫如深，但却耿耿于怀，毕竟是我艺术生涯中最重要宣传画作品之一。江青说“最好”，我不敢领教，因为这可以两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最像”二字，倒是颇为中听和可取。因为再怎么说她也是主席最贴身的人，主席的音容神态她最了解，这二字是对我敬绘主席形神兼备的认可和肯定，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三年前有一位好友看到我这张小的印刷品（对开的），了解内情之后，就让雅昌印刷厂放成原大（1.5×1.2m），印了几十张（有限印刷）。对开大的印刷品，因为浓缩关系，显得很焦，不好看，放大之后，一切还原，色彩明朗，层次丰富，非常接近原稿。
去年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各地都在隆重纪念，上海也不例外。恰好上大美院院长汪大伟来我家看到我的《讲话》之后，就推荐给上海美协，并在上海美术馆展出。
这次纪念活动比较隆重，主办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和市文联，美协和美术馆等单位承办。展题是“生活·艺术——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上海美术主题展”。尽管我的画是45年前创作的，但内容最吻合这个展览的主题，因此就像是这个画展的封面一样放在展厅的第一张（入口处），同时收入纪念画册的生活艺术集。注解上写“74年作”以及画题“艺术为人生”有失依据，顺此予以纠正。
雅昌所印的有限印刷品上均有我的签名和简章，那是雅昌在印刷前，我在小的对开印刷品上签上和补盖的，因为原稿上是不许落款的。另则借此正名这张作品是我画的，用意不言而喻，让窃据此画者去自省。
光阴如驹过隙，此画丢失已荏苒卅易裘葛，《讲话》一画重现无期，至此只能划上一个缺憾的句号。
2013年5月
（作者为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联委员等。现为中国油画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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