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先秦之际猪和犬的地位
时间：2020-03-20 05:21: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传世名篇《勾践灭吴》中的一句话“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小猪）”在中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介于此，文章从文献史料、考古发现，以及民族习性等方面，详细考察了先秦之际犬、猪的地位，从而对这句话做出了明确的阐释。
关键词：犬；猪；先秦；越
“勾践灭吴”是《国语》中脍炙人口的一段精彩篇章，勾践为灭吴大业所做的种种举措更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随着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对此章的收入，“勾践灭吴”一节更为人们所熟知。其中描写勾践奖励生育有这样一句话：“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小猪）。”此句文字上并无障碍，但是由于不晓犬、豚的特殊文化，却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引发了不小的一场争论：一些老师认为犬价必高于小猪价格，故此句体现了勾践重男轻女的思想；另一部分老师则恰恰相反，认为猪是古代最常见的家畜，其地位远远尊于犬，故正反映了勾践有重女轻男的进步思想。生承师说，遗误颇深；秉于此，本文兹从文献史料、考古发现，以及民族习性等方面，考察先秦之际犬、豕的地位，希望能够还其本质，避免谬误流传。
一、犬、豕的历史渊源：
犬、豕是我国古代较早驯化的家畜，豢养历史悠久，因此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关于它们的记载很多。早在先秦典籍《左传》、《周礼》中犬、豕就名列“六畜”（据《尔雅·释畜》，“六畜”指的是：马、牛、羊、猪、狗、鸡六种家养动物），并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肉食来源之一。《孟子·梁惠王》上载：“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把狗、猪、鸡同列为肉畜。比较集中反映先秦食俗的《礼记·内则》，也把牛羊猪狗等一起作为肉食的来源，提出“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的肉类与谷物搭配的模式。
但是同作为肉食来源之一的猪、狗，地位上却并不等同。汉代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到富人祈望山川时，“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芳”。可见在肉食中牛以下为羊、狗，再下为鸡、豕。这亦和《礼记·玉藻》“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的提法中的顺序基本一致。在战国秦汉中原人的心目中，狗肉更是一种美味，《淮南子·脩务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楚国有烹猴召其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食。”枚乘《七发》载吴客说楚太子，遍列名珍美食，其中就有“肥狗之和，冒（芼）以山肤（石耳）”，大概是石耳炖狗肉吧。《盐铁论·散不足》谈到汉代的熟食市场时，特意点出当时有经过处理的熟狗肉片——“狗月習 ”出售，显示狗肉的不同凡响。
若考虑到狗的灵性及狗的其它用途的话，狗之地位更是远在猪之上。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不少杀狗宁风和“犬盅祝”的记载，说明用狗祭祀具有降福降祉，佑护子孙后代的功能。殷商之制，更设有“多犬”、“多马”两职的武官，以加强犬的管理；这亦说明犬、马在当时社会经济地位之重要。同时，狗因其具有守家护院、忠于主人的特性，又往往成为古代馈赠的佳品，如：《管子·匡君》：“管仲又请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又因狗具慧黠聪敏之天性，故狗极得人之喜爱，成为宠物豢养：《春秋繁露·五形顺逆篇》载：“人君……走狗试马，驰骋不反宫室。”另据史料记载，汉时皇宫设“狗中”和“狗监”的官职，扩大养狗的规模。“走狗”成为帝王将相茶余饭后的娱乐。汉武帝在黄图，上林建立“犬台宫”，文武百官定期观赏“斗狗之戏”。汉灵帝令百官着古服饮酒为乐，弄狗着进贤冠带绶。《三国志·孙皓传》记述：“何定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值数十匹；御犬率具缨，值钱一万。”这可谓罕见的高价。西晋传元更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走狗赋》：“骨相多奇，仪表可嘉，足悬钩爪，口含毒牙，首类螭，尾如腾，修头阔腋，广前稍后，丰颅促耳，长义缓口马良虫也……”
二、历史文献中的犬、猪的地位综述：
关于狗在六畜中的地位，还可从一个数据统计见其一斑。笔者对上古汉语语料库（台湾翰典网）中六畜之名出现的几率粗略加以统计，得出：马出现2682次，牛944次，羊637次，犬、狗共652次，豕、豚、彘共计487次，鸡320次。这一数据尽管粗疏，但却典型地反映了先秦两汉之际“六畜”的地位：“马”因其在战争、交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一般舍不得杀戮为食，地位之尊远非它畜所能及，使用率亦遥遥领先；次为“牛”，再次为“犬”、“羊”，“豕”、“鸡”则更次一等。至于后代出现“挂羊头卖狗肉”一语，视狗肉为鄙贱之物，这当和汉后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人大批进入中原，牧区文化在中原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草原牧民崇尚食羊，基本上不食狗肉，即使饲养狗也主要是为了助牧、助猎和守卫，如《北齐书·宋游道传》中所言：“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但进入中原以后，游牧生活逐步被农耕生活所取代，而食羊饮酪的习惯却延续下来。狗既失去了昔日在游牧生活中的地位，而中原人原来食狗的习惯又被游牧人食羊的习惯所排斥，养狗主要用于看家和娱乐性的狩猎，因此狗在社会生产方面的意义已经不大。正因为如此，贾思勰的农学经典《齐民要术》甚至没有把狗列入畜牧卷之中。狗也由此退出了主要牲畜的行列，并从此不入主要畜牧生产之“流”。[1]
三、考古史记载的犬、猪的地位：
不惟文献、史料如此，考古发现同样证实了狗在先秦两汉之际具有较为尊贵的地位。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极为丰富，其中能分类鉴定的就达61种。在这些已经鉴定了种类的61种动物中，狗、猪、牛三种动物属于人工驯养。不过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驯养动物，绝大部分动物遗骸的头骨均被原始人击破，完整的很少。唯独狗的头骨，却完全是一种例外，“在15个狗的头骨中，完整的有10个，破开的有5个，但是不像有意打开的，而是沿骨缝脱开的。其它动物的头骨，基本上被击破。”[2](P104)可见在河姆渡原始人的心目中，狗是一种比其它动物更珍贵、并令人崇敬的动物。1976年在殷墟王陵区曾发现狗坑一座，内埋狗架十具，人骨架三具。此外，殷商之际的人普遍喜好用狗随葬，少则1只，多达6只，也有殉二、三只的，殉一犬的多埋在腰坑中，少数放在二层台上或填土中，也有放在壁龛内的；用二犬或三犬的，一般分放于腰坑和填土中，埋于好墓的六只犬，一只在腰坑中，余五只埋在椁顶上层，多数殉犬放置规整，系杀后而埋；少数有捆缚痕迹，作挣扎状，当是活埋，用狗随葬，其用意在于守卫。[3] 用狗殉葬，这足以反映狗在当时已成为人们喜爱的家畜，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不可离开之物。另在中国农业博物馆编的《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收录有包含屠宰内容的庖厨图10幅，其中就有7幅描绘了屠狗的场面。[4]说明古人食狗现象的普遍，狗肉是重要的肉食来源。1974年山东临沂县的银崔山西汉古墓中还出土了一本《相狗经》，这本书作为殉葬品出现，更显示了死者生前对狗的重视。
四、民族习俗中的犬、猪之地位考证：
尽管，如上所说汉代以后狗身价大跌，贾思勰的农学经典《齐民要术》甚至把狗逐出了畜牧卷。但是这是中原大陆的情况，南方的情形并非如此。这里本来就有吃狗的传统，随着中原人的大量南移，吃狗肉的习惯在南方反更流行。如宋齐之间的王敬则就曾感叹：“屠狗商贩，遍于三吴”。至于南方的越人，更是一直秉持着他们对狗的崇敬，坚持着以狗祭祖的习俗。（其敬犬习俗可上溯到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见前。）三国时期，东吴的孙莹著《临海水土异物志》，其中写道：“安民之家……父母亡，杀犬祭之。”临海郡的范围，约当今浙江省的台州、温州、丽水等地；“安民之家”，指的是当地的土著，应当就是越人的后裔。他们在三国时依然保留着对狗珍视的习俗，在他们的祭祀中，狗被作为最庄重的牺牲品，这与当时汉族以猪为祭品和以猪头作为殉葬品，具有相似的意义。此外，迄今仍有一些民族对狗十分崇敬，如畲族，分布在浙、闽、赣、粤、皖等省份，正是古越人活动的地区。至今，畲族妇女依然戴着狗头冠，家中中堂供奉着高幸氏敕封的忠勇士或盘瓠王的神位，这实际上就是畲族狗图腾崇拜的实迹。[5]实际上，敬犬的民族还远不止越人，据凌纯声先生的研究，以犬为图腾的较有代表性的民族，还有苗族、瑶族等；他还把犬图腾在我国的分布区域划分为：“东起沿海浙闽，中经粤湘桂滇，南至越南之东京北部，西至缅甸之景东，而至于怒江东岸。”
综上，无论是从文献史料，还是出土发现，都可见出狗（犬）在上古人的心目中有着非同一般的身价地位。又更何况是有着悠久敬犬风俗的南方越人呢？如此《勾践灭吴》中的这句话当不存在任何分歧。
参考文献
[1][4]李根蟠.〈齐民要术〉何以无养狗的论述——牧区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之一例[N].中华文史网,2004-11-19.
[2]魏丰等.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J].海洋出版社,1989.
[3]文传良、文凯.中国古代养犬史考（上）[J].四川畜牧兽医,2003,145(1).
[5]宋达.试论越人的敬犬习俗[J].浙江学刊,199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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