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电影、教育思潮与科学主义

时间：2020-04-07 05:19:4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一

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就其功能性和目标性来说，与今天的科教片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以传输科学文化知识、推广先进技术经验、传授工艺方法，为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工作学习提供服务为宗旨的电影类别。在宗秉新、蒋社村1937年合编的《教育电影实施指导》一书中，认为教育电影运动是一个“电影功用的复始运动”，电影技术的发明过程，就是“科学家及爱好者”试图用科学技术捕捉事物样貌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科学研究而非娱乐。电影的发明本身即是以科学为目的，世界电影史上最早的电影“皆是科学家和爱好者，利用电影来从事科学上的研究，并不含有丝毫娱乐的意味，自1901年以后，乃逐渐为娱乐的潮流所湮没，而失其本来面目，于是，电影在一般人们的观念里，仅不过是和戏剧歌舞一般地被视为休闲消遣或娱乐的工具。”[1]在这本书里，电影被认定为肇始于科学研究。谷剑尘在1938年出版的《教育电影》一书中，对教育电影作出了如下解释：“是以教育的立场为教育而特制的影片。教育电影的意义是：凡是含有促进人类对于自身，对于世界，或对于自身和世界的改变，以合于人生需要，或公共福利为目的之材料，而用电气电光的机械，将这些材料的形体、关系、动作或声音、颜色，表现在银幕上，藉视听的官觉，以灌输于人们而达到上面的目的，就叫教育电影。”[2]教育电影是以“公共福利为目的”，电影之所以能作为教育的“利器”，是因为其图画性再现的特征最能满足人类通过视觉获取知识的基本要求，其次，电影再现物像的功能是为它作为科学技术的本质决定的。它既然是一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就理应被教育利用，“电影和教育，根本有密切的关系，电影是教育的工具，反过来说，教育是电影要走到的目的，电影抛弃了这个目的，是电影的损失，教育者不利用电影做工具，是教育者的奇辱。”[3]教育是国家最重要的上层建筑之一，而电影却能成为最好的教育工具，因此利用电影来发展教育应该上升到国家的经济层面，“我们要发展社会化和教育化的电影价值，最好由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而以国家经济去摄制为佳”。[4]

从事教育电影研究的理论家除了对教育电影的概念有较清晰的认识，对教育电影与电影教育的区别也进行了较明确的说明：“从狭义方面说，‘电影的教育’与‘教育的电影’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前者泛言一切的电影的教育作用，而后者却不过是‘作为教育用具的一种电影’；就效果上说，前者是广遍而后者则是限于局部的，前者可以使人自动地接受教育，而后者则近于‘灌入’式的。”[5]电影的教育功能是早期中国电影理论在社会批评向度上惯常使用的一个核心评价指标，商务印书馆摄制影片的宗旨即是“当借影戏为教育的一大助手”[6]；在对影戏作用的理解上，倾向于认为影戏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修养，体现一个民族的风度气派，也能沟通与他国的感情[7]；在题材选择上，当选择那些能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具有教育、伦理和艺术价值的题材[8]；在社会功能上，则当“改良风化，箴砭社会”[9]，“影戏事业，为吾中华民国当今第一伟大之新实业，补助社会教育，宣扬古国文化，提倡高尚娱乐，挽回狂澜漏厄，激增爱国热情”[10]；在艺术理想上，如郑正秋等人，“任导演十年来始终是写实主义的，所编剧本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力求浅显，感动力量极大”。[11]因此，电影的力量之大，难以估量，“20世纪之电影事业，俨然成为一种势力，足以改良社会习惯，增进人民智识，堪与教育并行，其功效至为显著”。[12]

教育电影的实践应用旨归体现出强烈的科学主义理念和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倾向。从当时人对教育电影的内涵、内容的理解来看，教育电影并非仅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践履其科学主义主张，它更重要的是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把握，一切传统的、现代的、道德的、伦理的、生理的、技术的等等，不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可通过科学方法的处理和科学精神的贯注纳入到教育电影的体系中。教育电影取材范围广泛，包括自然界、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和文化，但这些并不是科学之为科学的依据，只有科学方法的养成，诸事之研究才能成为科学，只要是真实有效的方法，经过事实考查和考证的方法，都可以是科学的方法。教育电影的方法论与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完全吻合的。

二

随着科学主义思潮在近现代中国的勃兴和权威化，教育知识界和学术界也受到强势影响，科学教育和科学救国的思想风行一时。1914年6月由科学家群体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是较早且集中地倡导、宣扬科学教育思想的团体。主要倡导者任鸿隽认为：“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上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13]任鸿隽从进化论、遗传学，谈到经济学、文学，试图说明科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与心能之训练”，有了这种心能的训练，就能够注重事实，考察因果，求取证据，而不为情感和主观判断所蒙蔽。“以此心能求学，则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因之基”，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教育，自当“灌之以新知识，入之以新理想”，“此岂不胜于物质知识万万哉！”[14]心能的训练是要打破传统“驰于空想，渊然而思，冥然而悟”的形而上学层面，以应用科学的求实方法对人进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技能的训练。他们再次将科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肯定科学影响于近世人生的关系最大，“……这个原故就是科学的影响完全在思想上；科学的根据完全在事实上；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无穷无尽上。有了这几层原因，我们便可以说近世文化都是科学的，都是科学造成的。”[15]

中国科学社重要成员蔡元培在1918年底被选为该社董事长，在其一生的教育研究与教育活动中，始终致力于科学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在其任教育总长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他指出，科学主义和实利主义是挽救时代、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科学与美术是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中坚力量，科学利于培养国民的科学理性。新教育应以科学主义的实验教育为根基，这种对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的倡导，目的在于培养一种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16]蔡元培对科学精神的论述贯穿了科学与教育的方方面面。为了将科学思想通俗化、常识化，一些教育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实践，以“化吾民之心”。吴稚晖甚至以写通俗教育小说来普及和传播科学主义思想，曹聚仁评价他说：“欧美的社会革命家也都在那儿写通俗的教育小说。吴稚晖，这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时蒿目时艰，所以用最通俗的笔法，做他的科学的宣传文字。”[17]吴稚晖亦自述作此小说之时所受影响，说当时因在图书馆大量借阅进化论、天文学、博物学、化学等书籍，不仅阅读，还给子女讲解，最后写进书中出版，以换得津贴。[18]1907年，吴稚晖与张静江、李石曾等创办《新世纪》，其办刊宗旨即是“以化吾民之心”[19]。“化吾民之心”是以科学启蒙和科学宣传来增进人民大众的科学知识。吴稚晖将科学知识的普及当作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更当作毕其一生的信仰，他一生从未到政府做官，但始终关切国事天下事，殷殷期待通过科学的教育和教育的科学化来化民成俗，通过科学的通俗化实践“以化吾民之心”。民国时期教育电影的全面实践正是在通俗化层面承续了吴稚晖科学教育思想的大众化追求。

民初与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原因是科学主义思想已经与政治互为整合，科学主义政治化是其权威化的主要推助力。国民政府在1934年到1949年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又叫新生活运动，可以看作是这种科学教育思想政治化的结果。陈旭麓先生在《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的序中说，近代中国的学派，“与政治全然脱离干系的很少见，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为国家解除忧患、为改造社会政治寻找方案的紧迫时代，已不是采菊东篱、从容论道的世纪。一代代人从经生儒士、考据辞章中脱颖而出，迎着时代思潮迈进”。[20]中国知识分子忧时忧国明道救世的历史传统，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让专业知识屈从于社会批判和救亡图存，因此中国式的科学主义，一直缺乏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的具体内容，而在相当程度上沦为政治的代言物，科学主义世界观也在这一向度上成为进步主义的一种时代变构。

三

《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记述了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摄制“教育片”的最初情况，商务摄制教育片开启了中国自摄教育电影的先河。“商务”的教育片，主要介绍体育、军事、科学卫生知识等，与其经营教科书的方针一致，明显地体现了配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制作意图。“商务”的教育片制作体现了教育电影以“教育为体”以“电影为用”的根本宗旨。这些影片虽然篇幅较短，但形态完备，为以后中国教育电影的摄制提供了范例和经验。电影因其形象、直观的特征为教育所用，实与当时国民素质和社会成员的构成有相当大的关系，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是文盲；市镇人口包括职工在内，文盲也远远超过识字的人数，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0%，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总共只有21万多人，占总人口的0.039%。[21]面对国民知识文化素养普遍低下的局面，电影凭借其与生俱来的形象性行使教育的功能，自然是不言自明的。

因电影宣传、开展、实施教育的重要功能，从1927年开始，国民党日益重视教育电影的拍摄，将其纳入官营电影业之中，展开了自上而下的电化教育运动，并由陈立夫、陈果夫亲自监管，将电影、广播作为思想统治、经济建设的重要工具，推动了官营教育电影业的迅速建立和发展。1929年国民政府在中央宣传部文艺科下设艺术股，其中涵盖“电影之设置”，标志了国民党官方电影的雏形。1932年5月，艺术股正式更名为电影股，并扩充机构、规范管理、充实人才、施行部门分工，开始走上较为正规的摄制电影的轨道。电影股以摄制新闻片为主，也包括教育电影的拍摄，1932年到1933年，摄制了《棉业改良》《杭徽公路》《炮兵学校》《紫金山天文台》等涉及农业、交通、军事、天文知识的教育影片。1932年7月，陈立夫、郭有守等在南京组织了官方性质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该协会后来逐渐成为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乃至整个官营影业的重要行政推行机构和政策导向机关，对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教育电影自此开始有组织、有策略的用一整套普及技巧、实践方法推动科学思想的世俗化运动。协会自制的影片具有明确的科学普及性质，有关于风景、卫生、食品、制造、农业、体育等种类，大都采用纪录性、说明性的方式来叙述内容。

除了自摄影片，教育电影协会还负责到各中等学校放映、选购影片以及委托代摄教育影片的工作，极大推动了学校教育电影摄制工作的进行。协会将教育电影的目标规定为：1.发揭民族意识；2.增进生活常识；3.灌输科学知识；4.授予生活知能；5.协助学校教育。其对题材的要求来自国民政府的教育实施方针，1931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大学自然科学课程应注重生产技术、物质建设、科学研究等。[22]陈立夫在其所著的《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中，制定电影取材的标准，与“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大体相当，只是在此基础上同时又强调了民族精神和国民道德的教育，这些举措都是民初科学教育思想的翻版。中国科学社创刊于1915年的《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上对科学的价值作了如下介绍：“1.科学之有造于物质，科学是强国去贫之道；2.科学之有造于人生，可使国人强健体魄，增进健康；3.科学之有造于知识，科学可以破除迷信，征服自然，掌握真理；4.科学与道德，又有不可离之关系焉，由于科学能够直接影响物质，使人们掌握‘自然之律令’、‘经济学之定理’、‘社会学之原理’。”[23]故能明辨是非利害，获得道德的善与和谐。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还是涵盖人生、社会、信仰、道德、文化等一切人文领域的“一万能必胜之利器”。官营教育电影在1934年以后，受蒋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影响很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执行的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而该运动同样是科学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倡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认为二者是民族复兴的关键。国民道德是要合乎礼义廉耻，国民知识是要掌握科学常识，智识阶级则更要掌握光电声化的科学技术。很多人认为“新生活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分提倡儒家伦理，而无现代科学观，实际上，蒋介石对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的提倡，对生活方式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要求，正是包含了人文道德的建设、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发展科技、经济等多个层面，这是民初科学教育思想——科学乃“一万能必胜之利器”的典型折射，至于其在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发展科技、经济的具体内容上的匮乏和无力，和科学教育思想理念先行内容空乏的思维定势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科学主义传统匮乏的近现代中国知识人思想的短板之处。

无论是教育电影协会“发揭民族意识”“灌输科学知识”的目标，国民政府“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对大学自然科学课程“应注意生产技术的知识和技能；应以物质建设之完成为研究或设计之归结；应彻底从事科学之研究”[24]的宗旨，还是陈立夫对科学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共同提倡，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的强度要求，都体现出了近现代中国知识人对科学及科学世界观的独特理解，即科学不仅是一种“形而下”的物质和技术，也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因此教育电影的科学理性不仅表现在生产和技术的建设，也表现在民族精神、国民道德的弘扬。然而，在中国面临富强和救亡图存的语境中，“形而下”的实用之术、科学的“物质”观始终和必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科学主义思想开始在整体上回归富强之路，并因抗日战争得到强化，“科学”逐渐又由精神转向技术，并在常规表述中被科技所取代。民国教育电影在“文质”和“物质”、穷理和经世之间，完全偏于后者的实践典型地体现了科学主义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路径。

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各地方民众教育馆、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大夏大学、无锡教育学院、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1942年和1943年，由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以教育部的名义创办的用于发展电化教育尤其普及农村电化教育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与“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等推行机构摄制的教育电影来看，除了较少数弘扬民族精神、鼓舞革命斗志的倾向于精神感召的影片，如《五十六年之痛史》《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戚继光》《民族痛史》等，大部分均是应用科学和工艺技术类。包括社教片《家庭副业》《谷雨》等；卫生片《疟疾》《常山》《饮水卫生》等；生理片《呼吸系统》《骨骼》《消化》等；工业片《炼钢》《电灯泡制造》《水利工程》等；工艺片《蚕丝》《陶瓷》《象牙器》等；物理片《电之磁效应》《电光与电热》等；史地片《大足石刻》《三峡风光》等；生产建设片《云南建设》《今日之河南》等；农事片《农人之春》《中国柑橘》《养牛》《中国茶叶》等；国防片《防空》《防毒》等；卡通片《农家乐》《龟兔竞走》等；训育片《夏令营》《学校军事管理》等。地理风景、国防常识、工业常识、自然科学、制造业、工艺、农事、公民建设、生理卫生、化学、物理、天文地理、山川名胜、交通、地质、生物、工业、气象等，几乎无所不包，比重最大的是制造业，包括工业、工艺制造和农事生产，果应了教育电影协会常务监事吴稚晖对科学的期待：努力回到“制造”这一富强之路上来。整体上来看，教育电影的摄制，虽然在理论上“文质”与“物质”两不偏废，但在实践操作中“物质”“技艺”“制造”“应用”的一面远远占据上风，被大大强化，这一方面体现了科学的“文质”与“物质”“穷理”与“经世”思想的交合、分离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特殊境遇，一方面也体现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科学主义由精神而物质的本性和功利主义的欲求。

四

教育电影以教育为本体以电影为手段，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共识。作为一种教育方式、手段和思想，教育电影受到当时比较流行的诸种教育思想的影响和引导，如乡村教育、学校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等。无论哪一种教育观，都相当明显地贯注了科学教育的思想。陶行知是“生活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吸纳了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沟通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思想，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新教育观。“生活即教育”针对的是中国学校教育的不普及和民众受教育的极度匮乏的现实状况。从1927年起，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展开“教学做合一”的课程建设实践，通过一系列演讲，使“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学校即教育”的教育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对“生活教育”内涵的理解上，他说：“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25]在教材的编写上，他打破以文字为中心的传统，变“读的书”为“用的书”。无论是“教学做合一”，还是“生活即教育”的思想，都体现了教育的“工具论”意图，饱含应用科学强烈的实践应用特点。因强调教育的工具性和应用性，陶行知对教育电影也持积极的提倡和实践态度。1932年，陶行知在筹划工学团时，就要求工学团的教师在对平民、工友进行教育启蒙时，尽可能采用播音、教育电影等电化教育形式。1933年，陶行知捐资500元购置了一台无声电影放映机、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一台扩音机和影片《一二八淞沪战地写真》《民族痛史》等送给汪达之组建的新安旅行团。该团利用这些设备和影片，走了二十几个省市，进行国难宣传和教育普及。1935年，陶行知在其所著的《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中，建议“设立中央科学电影制造局，以巨资研究制造科学影片、发电机、放映机，免费送各乡村市镇放”。在关于上海市普及教育的意见书中，又提出“初步教育除千字课外须充分运用无线电及科学电影施教”。[26]教育电影显然是陶行知实践其“生活即教育”与“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的重要工具和载体，这是在科学世界观影响下的一种典型的应用教育观。《家庭副业》《中国柑橘》《养牛》《电光与电热》等教育影片莫不体现出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知识普及，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思想观念的广泛呈现。

这一时期乡村教育及“四大教育”思想对教育电影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乡村教育代表人物晏阳初认为，要医治中国农村“愚、穷、弱、私”四大症结，必须从事“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他认识到中国大部分的文盲在农村，要想实现平民教育的理想，就必须深入农村，展开乡村教育实验。他在定县进行乡村教育实验，把社会调查放在首要工作来做，让人想起顾炎武的科学方法。“定县试验”的目的是普及平民教育，实现“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的平民教育目标。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实验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产生了极强的社会动员力。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影部主任孙明经就曾专门拍摄教育电影《乡村建设》一片，介绍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的乡村实验，对应于晏阳初对中国农村病症的著名总结，该片也分为“愚贫弱私”四章，展示晏阳初的治理方案：开办学校、设立卫生院、倡导科学种田、实行村民选举。为了宣扬农村教育，孙明经还在《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电影到农村去》，指出“电影不歧视文盲，电影能复兴农村”[27]，因为电影人人都能看懂，何地都可放映，放映电影的目的是教会农民基本的科普知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也提出教育电影应走向乡村，因为按照人口比例来说，中国80%以上没有知识的农民是人口的主体，电影深入乡村才能让大部分人得到教育。乡村是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教育电影普及教育的重心，可见教育电影也是践行乡村实验教育主张的。国民党教育电影采取的正是普及性的平教策略。与“四大教育”相对应，选取教育电影这一工具形式，培养知识力解决“愚穷弱私”的问题。

教育电影的摄制思路与当时职业教育所提倡的职业教育社会化、科学化的办学方针也有相当大的关系。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在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他认为职业教育的要旨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28]黄炎培在数十年实践中，形成了社会化、科学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在兴办职业学校的过程中，无论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还是培养规格、招生规模等方面，他都以详细扎实的社会调查为依据，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社会化趋向。科学化是职业教育的另一条根本方针，也是在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观念。科学化，就是“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29]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实际有效的生产能力和实践能力，不能单靠读书，而需“手脑并用”，“做学合一”。[30]因此，他特别注重将教学置于实践中，尽量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对应、联系生活实际。所以，他在开设职业学校时，也要附设工厂、农场、商店等，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其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措施都旨在强化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基本技能的训练，造就“手脑并用”“做学合一”实用人才。国民政府教育部、各大学推行教育电影最注重的就是对实用知识和技能的推广和掌握，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专修电化教育的学生称为“科学生”，在《一个理想的电化教育专修科学生》一文中，阐述了电化教育专修科的学科性质和培养目标，明确规定电化教育是以电影、无线电等科学化工具进行的新兴教育方式，“科学生”不应当是读书的机器，而应具备广泛的活动的才能。[31]这与黄炎培推行“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职业教育目标和一整套科学化实施方案是完全一致的。在教育管理的组织、机构自身的建设方面，也是严格遵循科学化管理和训练。金陵大学理学院记载了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为培训该部电影技术工作人员的培训情况，“训练方式全采新法，完全避免过去分别课程之制式课堂讲授法。其大要为每日有两小时技术训练，每组各发放映机及实验用品一套，每组有一实验教官在旁指导，另有教官四人轮流以扩音机向全班指导，每讲三四分钟，即令学生做一动作，每组六人轮流实习，或合作一动作，如此可将放映技术在短期内授毕，而空洞理论不至麻烦学生”。[32]每日训练项目时间最长分量最重的是技术训练，安排在上午8点至10点，训练完毕后，还要写实习报告、观摩军教片、进行技术演讲，最后在晚上7点至9点举行露天放映，招待民众。这一整套实验、总结、推广的办法，正是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在“物质方面”要做的工作，其强调实践应用的科学性相当彰显。

民国时期教育电影能展开如此声势浩大的世俗化运动，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施原则、观念和方法，并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应该说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居于权威地位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辐射和渗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当时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生活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等思想也对教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直接的指导和影响。然而，这诸多教育思想绝不能脱离科学主义而独立存在，它们均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或来自于科学世界观。无论是生活教育提倡的“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学校即教育”的观念，陶行知对教育电影的认同和支持；乡村教育要医治中国农村“愚、穷、弱、私”四大症结的教育理想，晏阳初展开的乡村教育实验；还是职业教育坚持的社会化、科学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职业教育目的，强调调查、实验、总结、推广的实践应用精神，一方面体现了科学注重物质、技术、应用、经世的“工具论”思想，另一方面这些教育思想同时倡导的“手脑并用”，对创造性、主体性的发掘，对“精神陶炼”和“伦理本位”的倾心，又可视作是对科学的“文质”“穷理”的形上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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