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华慈善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
时间：2020-04-21 05:21: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近代以来，西方各国以传教布道为目的，在中国各地举办教会慈善事业。近代教会在华的慈善事业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近代以来，就国内而言，清政府对教士在华态度的转变、国内自然灾害的频发、横行不断的兵祸、社会陋俗的存在等都为在华传教士慈善事业打开了大门。此外，就国际而言，宗教改革的进行、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都为教会在华慈善事业的展开提供了助推力。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教会在华慈善事业悄然展开。
【关键词】：近代;教会慈善事业;国内环境;国际环境
教会在华慈善事业是近代教会在华传教的一部分，它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它的兴起与当时的中国自然状况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同时它伴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基督教自身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开始于科学调和，逐渐世俗化和社会化，同时海外扩张掀起了海外传教的浪潮。近代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动，自然而然使教会在华慈善事业应运而生。
一、国内背景
（一）清政府的禁教和限教政策
18世纪的中国，即清中叶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因“礼仪之争”，清政府一反清初对教士的礼遇之态，采取严厉的禁教政策。1704年教廷圣礼部通过了严禁中国教民祭祖敬孔的决议。教皇顽固的态度激怒了康熙，康熙将传教士尽行驱逐出境。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19世纪初在华的传教士受到很多限制，当时传教事业的举步维艰。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当时中国社会自我封闭的状态。而《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长达100余年的教禁开始解冻。虽然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但是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仍然被清政府限制。
无论是鸦片战争前的禁教，还是鸦片战争之后的限教，因其医疗事业带有慈善性质，清政府对教会的慈善活动一定程度上是默许的。清政府的默许态度使在华传教士看到了希望。
（二）灾祸丛生的近代中国
1.自然灾害频发
中国自古自然灾害多发，在近代百年几乎连年灾害为患。据统计，在晚清70年间，我国共计发生水灾236次，旱灾140次，地震数百次。民国成立后，灾害也是不断。据统计，从1912年到1937年，各种自然灾害就有77次之多，累计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雹灾4次。[1]（P30）当时传统的荒政已彻底走向衰败，这就使得外国教会在华慈善活动提供了空间，自然灾害是其在华慈善事业发展的客观原因。
2.兵祸横行不断
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叩开封闭的国门，中国逐步卷入到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洪流当中，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兵连祸结的历史时期，战乱兵祸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到处是灾民遍道，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
屡经战争破坏，平民或遭遇无情的杀戮或伤亡，悲苦的民众自然需要慈善救济，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慈善组织的产生。在这种背景下，慈善事业应运而生。
3.弊习陋俗的存在
在近代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弊习陋俗依然沿袭，存在着诸如吸食鸦片、缠足、弃婴溺婴等社会问题。
吸食鸦片。自从道光年间，中国人就开始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鸦片泛滥严重。战后，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使鸦片流毒于国内，“十室之邑，必有烟馆，游手之人，嗜之如命。”[2]（P335）鸦片严重毒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吸食鸦片者“精枯力竭，瘦得皮包骨头，不象人形;纵然不致立刻死亡，整夜躺在床上吸烟，白天不能做事谋生，或者也等于废人。”[3]（P24）
各国在华传教士对鸦片贸易持谴责态度，一致认为它危害身体、无视道德，同时也违背了基督教义。
缠足。妇女缠足为封建中国一大陋俗，“万国皆无，中国独有”。作为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对妇女身心造成极大损害。来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妇女缠足的行为深感讶异。部分医疗传教士纷纷要求禁止中国妇女缠足，这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缠足陋习的革除。
弃婴溺婴。中国传统社会弃婴、溺婴现象严重，明清之际尤盛。尤当天灾人祸之时，贫困的农民无力抚养，不得不弃之于街头。弃婴溺婴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后果，使得将近代社会风气日趋颓败。弃婴溺婴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教士在华的慈善事业提供了社会条件。
除了以上所述的社会弊习陋俗之外，还有赌博、娼妓、迷信等问题充斥在中国近代社会。尽管这些陋习曾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鉴于的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收效甚微。
总之，在多灾多难、弊病丛生的近代中国，传教士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在华的慈善事业。
二、国际背景
（一）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发展出现新的趋势
1.基督教的现代性
近代以前，基督教就曾多次传入中国，其中尤以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影响尤甚。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始于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基督教逐渐实现了对理性的尊重和异端思想的宽容。汤因比曾言：“17世纪在西欧基督教世界中确立了宗教宽容，这是近代西方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之一。”[5]（P171）
2.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调和
长期以来，基督教一直被看做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阻碍力量，实际上基督教对科学并不完全排斥。不可否认，中世纪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对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的迫害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有趣的是，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却是虔诚的基督徒。开普勒称天文学家是“上帝传达自然之书的牧师”[6]（P126）。基督教也一定程度上充分利用科学的发展为教会服务。公元4世纪，西方第一所医院创办，在16世纪下半叶变为穷人的医院。19世纪，医院逐渐成为医学研究的场所。
（二）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
在基督教关注社会慈善的同时，近代西方的宗教运动和殖民活动使海外布道传教蔚然成风。伴随着西方国家海外扩张的不断升级，19世纪传教运动迅速开展，救世军、学生志愿布道运动等先后兴起，19世纪末出现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浪潮----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为传教士事业提供源源不竭的人力支援。
三、结语
在近代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现状面前，传教士所进行的慈善活动能够进行且获得发展，因而以慈善为传教布道护航无疑是迫不得已下的最佳选择。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在客观上影响和规定了在华传教士慈善活动的性质和形式。中国国内和国际历史环境的变化，对近代传教士在华慈善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
[2]邓子琴.《中国风俗史》[M].成都：巴蜀出版社，1988.
[3]姚薇元.《鸦片战争》[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4]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著，荀春生等译.《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6]R·霍伊卡著，钱福庭等译.《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7]G.F.穆尔著，陈钦庄译.《基督教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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