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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的晚期著作与欧洲文明危机

    时间:2020-04-22 05:15: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尼采的晚期著作有多种,其中心主题是应对尼采所感受到的欧洲文明危机。在尼采看来,欧洲文明危机的表征是“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起,智识人都变成了“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精神”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而是“民主品味”的奴仆,自由主义者不过是“狂热分子”,自由主义哲学标志着欧洲哲学传统已经堕落为一种宗教教士的神学,不再具有高贵的精神。尼采在晚期著作中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是要重估启蒙哲学所宣称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尼采重申,西方和东方的古典文明传统才是真正的而且是珍贵的普世价值。

    尼采;欧洲文明危机;民主政治;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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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战争,拉开了欧洲现代政治戏剧的帷幕:民主、共和、自由等观念在欧洲广为传播——然而,革命中的种种暴力也引发了关于革命正当性的论争。由于法国革命弑君建立共和政制,论争必然涉及欧洲文明的自我认同。法国革命爆发10周年前夕(1798年),年仅27岁的德意志诗人诺瓦利斯写下了《基督教抑或欧洲》(Die Christenheit oder Europa,1799年宣读/1824年发表)。这篇短文在王政复辟时期正式刊布后,其“为了欧洲的新生”而提出的“走向更新宗教的革命目的论”观点随即在欧洲知识界引发震荡,史称欧洲文明危机的标志性文献。①对诺瓦利斯来说,法国革命并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现象,更是精神现象。如果说宗教改革是欧洲“悄悄成年”的第一个标志,那么,法国革命表明了欧洲在精神上的进一步成年——然而,如此成年的代价是欧洲文明共同体的分裂:不仅是地缘政治上的分裂,而且是精神上的分裂,不仅是原本整个欧洲共同信仰的大公教[天主教]信仰的分裂,而且是知识与信仰的分裂,天启教义与道德哲学的自由概念的分裂。这些分裂加剧了接连不断的王朝动乱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以至于欧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文明共同体。诺瓦利斯的《基督教抑或欧洲》一文下笔之时,法兰西的共和国军队正占领教皇国,逮捕意大利籍教皇庇护六世(17751799年在位),将他关进瓦朗斯城堡。不久,教皇在这座城堡去世。由于拿破仑禁止罗马教廷选举新教皇,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会失去了首领。与此同时,反法同盟正在准备一场针对革命的法国的新战争……尽管诺瓦利斯在《基督教抑或欧洲》中提出了“欧洲的新生”如何可能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带有“革命目的论”的构想,他的思考本身却同样极度分裂:既显得非常激进又显得极端保守,既激进启蒙又激进反启蒙。②

    一位尼采专家在比较诺瓦利斯与尼采时曾引用《瞧,这个人》中的这样一句话:“在所有所谓‘美好灵魂’的深处,都根植着一种生理痛苦。”③这位专家关注的是诺瓦利斯和尼采这两个“美好灵魂”的深处各自具有的某种生理痛苦,对这两个灵魂可能共同具有的精神痛苦未置一词。1844年出世的尼采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文明危机的时代处境中长大,很难设想他的哲学思想与这场危机没有关系。事实上,自法国革命以来,欧洲大陆智识人一直受欧洲文明的未来走向问题困扰——尼采也不例外。20世纪末欧盟成立之后,18至19世纪的欧洲智识人对欧洲文明危机的思考逐渐受到欧洲学界关注,参见:M.Castillo/G.Léroy,《康德的欧洲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P.Triomphe,《基佐的欧洲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法]安德烈·卡巴尼斯:《雨果的欧洲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关于尼采对欧洲问题的思考,参见Ralf Witzler的Europa im Denken Nietzsches(Würzburg, 2001),该书分两个部分,第二部分即题为“欧洲的危机”。

    迄今为止,国朝学界的尼采研究还没有考虑过尼采的欧洲文明关怀问题。通过考察尼采最后的几部著作,本文将关注尼采如何思考欧洲文明危机以及提出了怎样的解决之道。本文的问题意识或动机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数代智识人同样在中国文明的危机处境中长大,也不得不考虑共和革命引出的中国文明的自我认同问题。尼采所面对的引发欧洲文明危机的那场革命,与我们所面对的引发中国文明危机的革命,事实上是同一性质的民主共和革命。尼采对欧洲文明危机的思考,理应对我们思考中国文明的危机有所启发,如果我们真的把尼采视为伟大的思想家的话。

    刘小枫:尼采的晚期著作与欧洲文明危机

    一、 尼采晚期著作的核心关切

    1884年,刚到不惑之年的尼采计划着手写一部题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大书,为此他写下了大量思想片段(后来所谓的“遗稿”)。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思想的澎湃激情使得尼采禁不住不断抛出新作。在抛出《善恶的彼岸》(1886)时,尼采写信给友人说:《善恶的彼岸》是他“从灵魂里涌出的一本骇人的书”。实际上,随后接连抛出的《道德的谱系》(1887)、《敌基督》(1888)、《偶像的黄昏》(1889),都堪称“从[尼采的]灵魂里涌出的”骇人的书。由于这些著作已经大量用到为写作《重估一切价值》所准备的思想片段材料,尼采很可能放弃了写作《重估一切价值》这部大书,拆散原来的计划,将笔记材料变成了一部部篇幅短小的力作:以《善恶的彼岸》开头,以《偶像的黄昏》结尾。在1888年2月26日写给加斯特(Jast)的信中,尼采清楚地写道:“我要放弃写作《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这本书,大胆结构成我现在的《敌基督》和《偶像的黄昏》”。尼采病倒前最后的18881889年遗稿,并没有关于“权力意志”学说的内容,倒是有一个关于“大政治”(groe Politik)的草案——其内容之充满挑衅、言辞之充满蔑视,以至于内容和言辞都令人惊骇的《敌基督》也显得过于虔诚。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值得从“重估一切价值”这个标题来看待尼采的晚期要著。毕竟,这个标题告诉我们,正当盛年的尼采在病倒之前倾尽全力在思考什么,他写这一系列著作的意图是什么。在这一时期,尼采还写下《瓦格纳事件》(1888)和《尼采反瓦格纳》(1888)两书,显然与1883年瓦格纳的去世有关系。《瞧,这个人》(1888)本来是为全部过去的书重新写的序言,意外地成了对自己的思想生平的一个反思总结。事实上,《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偶像的黄昏》四书自成一体,或者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织体,充分展示出尼采宣示要进行的“重估一切价值”的“伟大战争”(groe Krieg)。这四部晚期著作有太多互文本,比如,《道德的谱系》第二章最后一节有如《敌基督》的前言。此外,这个著作群还应该加上《快乐的科学》卷五,因为这一卷完成于《善恶的彼岸》之后。尼采在《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24节结尾时提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里的问题,“最好是阅读《快乐的科学》的整个第五卷”。这场“战争”的对象是整个西方哲学,但尼采集中火力打击的首先是启蒙哲学。1887年,43岁的尼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近几年来的工作是“以最冷酷的理性批判……对至今哲学的全部因果发起一次总攻”。我们知道,“理性批判”是启蒙哲学的矛头,其锋芒所向是传统的“偏见”和教会的“权威”。但在尼采这里,“理性批判”的矛头被转过来对准了启蒙哲学自身——他要彻底清算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善恶的彼岸》的副标题“未来哲学的序曲”已经提示“重估一切价值”的意图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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