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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人本主义视阈中的布尔加科夫

    时间:2020-04-23 05:18: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是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传统的民族精神与现实困境促成这个时期哲学具有典型的宗教性质和人本主义特点,其人本主义具体表现为关注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与人的神性。

    关键词:基督教人本主义;白银时代;布尔加科夫;俄罗斯哲学

    中图分类号:B979.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5-0057-03

    19世纪末至20世纪(俗称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流派:一是以布尔加科夫和弗洛连斯基为代表的宗教宇宙论,另一派是以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和卡尔萨文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本主义,第三派是以洛斯基和弗兰克为代表的所谓纯粹哲学派。其中最能体现俄罗斯精神、影响最深远的则是基督教人本主义派别。布尔加科夫的思想从其主旨看并不能划归到基督教人本主义派别,但是,传统的民族精神与那个时代的现实困境促成他的哲学思想中也彰显出典型的基督教人本主义特点,其思想的关注点是人的存在与独特性、人的个性和神性等问题。

    一、人的存在与独特性

    布尔加科夫宗教哲学思想体系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人的存在的确认。其理论的出发点是《圣经》造人的思想,即人不是动物进化的结果,而是由上帝创造的。“主上帝用地上的泥土创造了人……”这表明,人是受造的,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用一般的创造物质创造的。之后,布尔加科夫对这个现实的人的特点又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一方面,人是上帝的造物,在该意义上如同世界一样,他作为受造物必然是一种有限的存在,是相对;另一方面,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主上帝用地上的泥土创造了人,并向他的脸上吹入了神的气息,人便有了活的灵魂”,这意味着,上帝在造人的同时在他的身上亲自吹入了生命的气息,上帝从自身导出,如同分给一样给了人以实质——灵魂。上帝在造人的同时又使人具有了绝对的基础,同时也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无限性。因此,人作为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质——人同时既是受造物,也是非受造物,是相对中的绝对,也是绝对中的相对。他就是活的悖论,具有不可调和的二重性,是具象化的矛盾体。这种悖谬性是人在其意识深处、作为其真正本质的显现而发现的。随之,布尔加科夫又补充道,对这个绝对的基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人虽然是按照上帝的原型创造的,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对原型的同一化,相反,他不可避免地有别于这个原型。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类似创造出来的,人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这一形象放置与人,就成为人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基础,所谓类似是指那些在这个形象基础上实现的,作为人的生命任务的东西。随后,布尔加科夫对人的独特性又进行了补充,他认为,人依据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后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完善的生命体。在这个生命体中,形象与类似、理想与现实,都应是彼此相适应的,这样的话,人就可能在本质上,而不是在天赐和相似上成为上帝。“人的形象与类似的不符,更确切点说,他的潜在性和现实性、此在性和指定性的不符,正是这些构成了人的独特性……”此外,因为人有着上帝的形象,人固有对绝对创造的追求。任何作为创造行为的创造表现形式,心灵的任何由超验进入内在体验的过程都不能将人彻底穷尽,这就是人的独特特性。

    二、人与世界

    俄罗斯宗教哲学对待人与世界的观点同近代西方哲学截然相反。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人要通过思维来认识和把握世界;而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则主张,人不是世界的一个微小部分,相反,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人超出了自然界范围,是类似上帝形象的微观世界。布尔加科夫承继了该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它。他阐述道:人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世界的一切因素都包含在其中。在自己心灵的全面有机结构中,人的精神获得并认识了一切有生命之物。与达尔文主义相反,人不是从低等物种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自身中拥有一切低等物种,人是一种万全动物,他自身包含了受造物的全部特征。因而,在布尔加科夫的视野中虽然人同世界都是上帝的造物,但人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被置于高于世界的位置之上。而且,人与世界的关系还不仅如此,人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的统治者。作为宇宙的形而上的中心,作为一切的有机体,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一切,这个受他所支配的一切,他在自身中拥有这一切。于是,人所固有的特殊性质——人在其潜在的意义上具有绝对性——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了宇宙的形而上的中心。由此,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个问题,世界与人同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为什么上帝把自己的形象付诸于人而不是它物呢?这是由于人的灵魂的三位性在潜在性中与上帝的三位性相对照,上帝的形象付诸于人不仅是始于其灵魂的超验和否定的绝对性,还与神性奥秘的肯定有关……三位性已由神圣而神秘的文字刻印在我们的灵魂中,我们越是深入到灵魂的核心,越是充分地获知自我存在的奥秘。心灵的三位构成——意志、理性、情感/善、真、美——在其不可分性上证明着这种统一。当然,人的上帝形象付诸于人不仅仅是因为其心灵构成的三位性,而且也源于其心灵位格。人即是位格、个体、个性。

    三、人的个性与神性

    在俄国哲学家眼中,精神不再是肉体的简单的对应物,而是一种具有内省的超越之物。他们不是把人的精神生命作为现象世界的一个特殊领域,作为主观的领域或经验世界的映象,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一种独特的实在。布尔加科夫对精神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从精神一词的词义看,精神不是受造性的,这两种词义是:第一,它是上帝本身荣光的反射;第二,它是自我规定着的自我:上帝在使自己的气息变为实在的存在时,在使自己本身的荣光反射成为独立的存在时,他使用同一个永恒的行为与人的身份本身一道完成。从布尔加科夫对精神概念的阐释中不难发现,精神拥有自己独特的特性:一方面是作为自身存在的本质,使其成为他自己;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上帝的神性,即人的位格性或者叫做个性。个性具有自己的内涵与外表,在意识之下,潜伏着若干不确定的无意识层面,更确切地说,是前意识或者是超意识生活。个性不会被现有意识所穷尽,现有意识仅仅是个性的现象或表现方式,不过意识的任一内容都具有位格的形式,如个性的状态一样永远存在。那么,到底什么是个性呢?布尔加科夫解释道:个性是一种内在的指示姿态,除此之外别无答案。个性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是永远被一切事物所决定的,然而却是在自己的定位和定义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就个性来说,人是不可重复的。但每个人的个性都是平等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赐予。个性本身不仅包括来自上帝的具有个体品质的本我,而且也包括尘世的和人的本性。个性作为一个具体而又抽象的概念是每个人所固有的而不被认识的秘密。是神秘叵测的深渊,是无法度量的内蕴,它在其潜在的意义上是绝对,但是,在现实性中仍然是相对和有

    限。个性是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人的奥秘、与上帝相关联的奥秘,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不仅如此,人身上固有神性,所以人的神化才能成为可能。可以断定,人拥有的是永恒性的形象,而非永恒性本身。相对于上帝来说,人在形式上具有神性;同时,人具有的完满的神的形象、神性所揭示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人性的。上帝是绝对的,因此,绝对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它的形象所固有的,这种绝对性也被复制到人的本性上。以神的形象来说,人在形式上具有神性的品质,是潜在的神,并且正是因为这种神性的潜在性而能够趋于神化。可以说,布尔加科夫对人的个性问题的探讨凸显出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独特性。

    四、对马克思“人神论”的批判

    在世界哲学史上,传统的基督教把上帝当作万能的主来信仰,认为上帝是人和世界的统治者、管理者和审判者,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文艺复兴时代则产生了与此直接对立的意识,并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人一反自己弱小和受奴役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专制的君主、最高的统治者以及整个世界存在的主人,先前上帝的宝座让位于人,人成了地上的神。西方的这种启蒙思想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所接受。具有浓厚宗教底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们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思想呢?在布尔加科夫看来,因为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历史过程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的表现,也就是两座城市——彼岸的基督的王国和此岸的反对基督的地上的王国的冲突。“在俄罗斯人的灵魂中,在其与缺少文化上的自我教养密不可分的宗教热情之下,发生了两种原则的特别激烈和具有破坏性的冲突,一方面产生了愚昧无知的狂热的把自己当作基督徒的‘黑帮’,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同样狂热的‘人神论’。”而在那个时代人神论的最主要代表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

    提到马克思,就不能不谈及布尔加科夫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曾经存在过的思想关联。在大学期间,布尔加科夫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吸引,开始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经坦言道,那个时期他确信他自己的人生信条就是:“……力求做到以信仰和真理为马克思主义服务,竭尽我的智慧来驳斥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我的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这个目的。”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借助于《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市场》一书他获得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著名首领的地位。此外,布尔加科夫还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奴役状况的揭示以及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呼唤,与他的理解完全契合。但是,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以及对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探讨,布尔加科夫发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背后也隐伏着反人道主义,这种反人道主义思想就在于把人置于神的位置上。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他批判了马克思的人神论思想。

    在布尔加科夫看来,马克思主义中还蕴含着这样的思想,把个人变成无个性的对经济关系的反应,同时又使人神化,变成人神。因此导致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对马克思来说只是“数学符号”,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作为“中介”,完成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的中介。他进一步得出结论,在改造世界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个体的意义与价值是体现于整体中的。因此,个体的意义与价值就被马克思主义淹没于整体和社会中。在《作为宗教人物的卡尔·马克思(他对费尔巴哈人神论宗教的态度)》这篇文章中,布氏分析了马克思的个人性格,并指出,马克思对宗教,尤其是对基督教怀有强烈的敌意。原因是基督教唤醒了个性,使人个体化了,为人指出了内在成长的途径和目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抹杀个性,因为它不是诉诸个人的灵魂,而是诉诸他的社会,把个性的现有内容全部归结为社会性的反映。马克思最终把人看作是社会、阶级的特殊产物,并使人完全服从于新的社会。

    责任编辑: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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