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辽宁基督教医疗活动的影响
时间：2020-04-24 05:17:1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基督教在近代辽宁的医疗活动是其慈善活动的组成部分，在近代辽宁有着长期的发展、变迁过程，并对近代辽宁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代辽宁基督教医疗活动的影响主要包括“借医传道”扎根辽宁、西医在辽宁立足发展、带动辽宁社会风气转变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近代辽宁；基督教；医疗活动
宗教的力量是无国界的。回首近代中国社会，基督教的传播和影响远比其他宗教具有说服力。近代传教士与早期不同，更多地是在专业科学知识和移风易俗层面的交流。基督教传教医师在中国开展医疗活动，是一种有效的传教形式，客观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提高了当地的医疗环境和民众的个人健康水平，同时也为辽宁地区西医发展指引了方向。
一、“借医传道”，基督教扎根遼宁
对于西方侵略者而言，只要能征服中国，就会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措施，倾销鸦片或是商品输入。然而，西方列强最为看好的是以教会组织为媒介的医疗传教士。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最为直接和迅速的文化蚕食。纵观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活动，“医疗传教”以其独特的传教理念和方式很快消除了民众甚至是政府对西方传教士的敌视与偏见，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好感，为基督福音在华传播伸人更多的领域开辟了新的通道。
（一）借助医疗救治传播基督教的“福音”
基督教传教士医生在辽宁地区创办了大量教会医院，借助给患者诊治病痛，得以和民众广泛接触。他们的医疗活动使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慢慢地接受和信奉。更多的人由被动转为自愿地接受“上帝的福音”，尽管他们不知道“上帝”为何许人也，只知道“福音”或许能够保住他们的性命。
1870年，英国传教医师白兰德在营口创办普济医院，设内外科，医师助手10余人。1883年，著名英国传教医师司督阁在奉天小河沿建立了诊所。司督阁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为人谦和、礼貌，免费出诊和提供医疗服务，使西医和西药逐渐被当地人接受。例如，司督阁刚在奉天安顿，就有位病人因下颚疾病前来就诊，司督阁很快将病人坏了的骨头摘除，缓解了病患带来的疼痛。再如，一个蒙古男孩肘关节脱臼，由于时间拖延耽误了病情，关节已经僵直不能移动，经过司督阁的手术治疗才恢复了健康。到1866年，司督阁的诊所接待了10000名病人，实施了251例手术。1887年扩建后，设有一个药房、50张病床（有一说65张病床）。义和团运动时期，司督阁被谣传说没有离开奉天而是逃到了郊外北陵的树林里，一位曾经在医院接受过治疗的病人听说后并没有起告发的念头，而是带了食物悄悄去林子里援助司督阁。虽然只是谣言，此人白跑一趟，但可以看出民众对传教医生和西医救治的认可。
基督教传教士的信徒大多是受到医药救治而受洗人教的，医药救助作为一种辅助传教方式确实可以为基督教传播提供便利，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丹麦路德会女医师聂乐信到达大孤山以后，每日通过施医，接触群众，在诊疗过程中向就诊群众宣讲基督教义，吸引有信教愿望的人到教堂听经，直至受洗人教。”例如，在太平沟（今黑龙江省太平沟乡）有一姓张的人，某一天突然失明，听说奉天医院能够让患者重见光明的事迹之后，立刻变卖了全部家当前往奉天接受治疗，待病情有所好转后立即接受了上帝的福音，他说：“这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寻找的真理。”当他回到家乡后，还继续向其他的村民传播福音。
（二）清廷对教会的支持促进基督教发展
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扫清了障碍，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由此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传教士们以条约为护符，积极扩展基督教在华势力与影响。早期来辽宁发展教务的传教士们，亦凭借不平等条约对传教特权的保护得以成功地渗透到东北腹地传播基督教，最终在这里扎下根基，而且也为其人身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
清政府受条约的束缚，力保医学传教士及其医疗活动组织，以便减少民教纠纷。有的地方官还在西方列强的要求下，发布告示要求所辖地方保护教会医院。例如，司督阁在奉天最初建立的就诊居所条件较差，所以一直试图购买一处适合成为永久性医院的房子，但是没有人愿意卖给他，即使司督阁出个好价钱。一位与司督阁交好的政府官员即将去外省就任，便把房子卖给了他。“1887年，一位友好的满洲高级官员，即盛京兵部侍郎，为新医院正式开业剪彩，许多在奉天的清朝高级官员出席了仪式。”医院建立不久，当地有绑匪祸乱，士兵在擒拿过程中大腿受了枪伤，受官员的邀请司督阁前去治疗并将子弹取出，士兵得以治愈。此事被当时的左宝贵将军知晓，给予医院很大的帮助和捐助，同时将其受伤的部下送至治疗，扩大了医院的影响并且得到军人们的信任。又例如，甲午战争爆发，人心混乱，部分中国人把对待日本人的仇恨转嫁到所有“外国人”身上，他们试图要杀光奉天城里的所有外国人。清政府官员对传教士的公开保护和帮助，对镇压不法分子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1901年“新政”期间，清政府在列强的要求下对传教活动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其基督教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各地官员不仅对教会医疗活动严加保护，还积极支持教会医疗项目，重建被毁教会医院等。例如，辽宁的官员给予租地等方面的支持，盛京将军赵尔巽给予了捐助。新医院的开业盛典之日，奉天的主要官员、将军都到场祝贺。“尽管流行看法认为中国人在金钱问题上比较吝啬，但慷慨仍然是中国人的显著特征。他们不善于系统化的赠予，实际上他们不习惯任何系统化的事物，但是他们对所有捐赠的号召都积极响应。……当一位在他们中间生活一些年的传教士回国度假的时候，会接到大量的礼物，而这些送礼的人并不希望得到什么回报。……事实上，我们的医院和医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中国人自愿捐赠建设和维持的。”战后重建工作陆续开展，教堂和礼拜堂都重新建立起来，西方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渐渐生了根发了芽。
二、西医在辽宁立足发展
19世纪随着西医传人中国，打破了传统中医一统天下的局面。中西医的相遇和碰撞不再是单纯的医疗科学问题，它更是与中国社会环境和背景有着密切相关的文化问题。
（一）西医对传统中医的冲击
中医是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也称汉医。是以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为主的一门学科。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为汉代的《黄帝内经》，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记载了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诊断和防治等，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通过望、闻、问、切的方法去寻求病因，用以中药、针灸、推拿、食疗和拔罐等手段进行治疗，使人达到阴阳协调进而康复。在西医未传人中国之前，我们的祖辈都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疗疾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朝鲜的高丽医学和越南的东医学，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诚然，在传统中医治病过程中亦掺杂了迷信和封建意识。尤其是在偏远农村，类似鬼神和巫术等封建迷信十分盛行。一些大大小小的疾病都能跟鬼神相关联，巫师的存在很容易让无处投医的人获得希望，甚至一些“有识之士”也会成为其忠实者，可谓是有病乱投医。“人们甚至在第一位医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去请另外一位医生。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医生不行，而另外一个医生可能行，因此，同时请几位医生治疗和开处方是相当普遍的。”与此同时，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一直没有突破，更对人体骨骼的了解较为缺乏。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无法接受通过口耳相传的中医学，由此引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的“全新解释”和对传统中国医学的质疑。
近代最早进入中国的西医传教士为美国人伯驾。伯驾1804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34年被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的医生。1835年他在广州开设“广州眼科医局”，成为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从此正式传人中国并为中国人带来益处。前来投奔西医的患者绝大多数是通过口耳相传和一个个真实的成功治愈的案例慕名而来。治愈后的病人还为当地诊所、医院挂起了牌匾，捐了善款，甚至加入了基督教会。最重要的是百姓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广泛宣传，逐渐打开了基督教医疗和西医手术在辽宁地区的影响。例如，辽宁奉天有一个患者，右眼已经失明，左眼几乎失明。由于医院的光线条件有限，只好在医院的院子里实施手术。手术成功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患者还没有离开医院，就有需要眼部治疗的病人相继而至。再如，辽宁奉天一个壮汉用车拉石头的路途中，被一块滚落下来的大石头砸在胳膊上导致粉碎性骨折，随即车轮又从他的一只脚上碾过。由于中医无法根治，中途又耽误了病情，迫于抢救生命的要务，只好做截肢手术，最后保住了性命。很难想象在这个时期，如果没有西医的到来，还要有多少类似的病人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二）促进了近代辽宁地区西医的发展
西医传教士既是西学医生，又是传教士，往往带有双重身份。“传播基督福音是目的，治疗人类疾病是手段。传播基督福音，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给人治病。”虽然“医药传教”的最终目的是以医学为媒介向中国民众传递福音，但随着西医传教士医疗活动的不断深入以及教会医院的广泛建立，“医疗传教”在客观上将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以及医疗体制逐步引进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医学传教士有了具体分工，不再是单纯的传播福音的文化活动，而是具有系统传教方式的专职人员。进入20世纪以后，传教专职人员基本具备了专业的资格证书和基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传教士们通过创建医院、开办医疗学校以及医疗救治和防疫等工作，将西方医学引进中国，使近代中国医学从实践过渡到科学的时代。例如：对就诊者保留诊断记录，建立完整的医务档案；对疾病进行分类，实施有针对性的专科治疗；医院制度和护理制度的建立等。这都为后来中国医学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
西医知识的传人和书籍的编译也是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编译了一些关于近代西方医学的书籍，但是数量有限。19世纪以后，主要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展。英国医疗传教士合信为近代中国编译了不少著作，如《西医略论》《全体新论》《博医新篇》等，为近代中国引进不少西医书籍。“据1918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中文图书分类目录》统计，用中文著、译的西方医学书籍和小册子共103种”。除了编译书籍，传教士们还编辑出版多种西医学刊物。1887年博医会创办英文《博医会报》，是当时影响较为重要的医学刊物。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医学文献，而且在客观上对中国人的学习和近代西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近代中国的医疗活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带动辽宁社会风气转变
近代中国文明一直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浪潮。西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传统的封建思想和落后的防疫意识并存，只有当社会发生大的变动和灾难时，西方的医疗意识和先进的防疫措施才能介入。当瘟疫和疾病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痛苦时，基督西医教传士的出现，首次将“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关系昭告于天下。
（一）公共卫生意识的转变
位于北纬38°至43°之间的辽宁地区地处亚欧大陆东岸，隶属中国东北南部，南邻黄海、渤海，东与朝鲜一江之隔，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境内雨热同季，冬季干燥，日照丰富，四季分明。年降水量在600—1100毫米之间。全年平均气温在7—11℃之间，最高气温零上30℃以上，最低气温零下30℃。辽宁地区开放较晚，经济落后于南方地区和沿海城市。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当地民众没有环境观念和卫生意识。例如，“1905年前奉天并没有建立卫生设施的意图，除一些敞开的地沟之外，看不到任何排水设施。下雨时，排水沟成为奔腾咆哮的激流，干旱时，又变为臭气熏天的污水沟，有些较大的死水塘，成为城内雨水的天然聚积处。就在这些水塘里，人们清洗着蔬菜和衣服。”满街可以看到随地吐痰的迹象，人们也没有疾病传染的概念，眼部疾病、痢疾、水痘天花和肺結核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疾病。当地百姓把这些当作普遍的疾病，没有分析疾病的病因和来源，更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制止其扩散，导致无数生命为之死去。
基督教医疗活动的开展，为当地百姓减轻了痛苦，降低了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导致的死亡率。例如，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给辽宁地区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基督教医疗传教士提出的公共卫生观念，影响和改变着当地的民众。人们开始注意和预防疾病的发生，患病者第一时间不再是等待治愈亦或是思考在哪就医，而是思考患病的根源和学会简单的处理。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一千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出城入城都必须佩戴，“由巡警随时调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云。”《奉天省城警务局关于防疾之告示》关于公共卫生的防疫有如下规定，如禁止患疫地方运来的旧陈衣服、皮毛等类，其已运来者，必须到七日后方准售卖或输入他处；派巡警检验旅店，并对客人登记；客栈、伙房、妓馆、茶园、会场及饮食店各宜格外清洁，如在疫情发生之处，一律封禁；官署、学校、病院、会灶、局所、工场等处宜各加意预防；《奉省各区防疫规章》记载了关于公共卫生的规定，卖馒头、包子、饼、肉食等类食物的店铺，用洁净的白布蒙盖，并禁止卖臭味鱼肉鸡鸭。商家堆积货物的地方、陈列货物的货架以及箱柜等，须挪开洗扫干凈再放回原处。晾晒易潮湿的货物。禁止售卖腐烂水果。发现邻居有病，报告巡警，以便派医诊视，如果在路上遇到抬运棺木或病死者时，务必躲避，以防被传染。
（二）个人卫生意识的转变
民众医疗意识的提高，也带动了自身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时亦改善了个人的卫生意识。个人卫生与饮食卫生密切相关，杜绝“病从口入”，饮食卫生对人类疾病的产生和预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宜常保持清洁，勤沐浴，手足指爪须常剪短。轻微之创伤、目力所不能见者，微菌皆能侵入，有创伤者，宜即行治。……衣服亦须清洁，污垢之衣服不可服用。……食物之洁净尤为重要，所食之物必须煮熟，存储之饮食必封盖，不容鼠蝇接触。”讲究饮食卫生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举凡饮食物悉熟煮而后用。其有害卫生之虞者绝不入口，与夫贮藏饮食物之器具，时行煮沸消毒，其金属有毒质者，皆屏而弗用。殆即保全健康之第一要着乎！”
1911年2月9日在《大公报》刊登的《奉省各区防疫规章》记载了有关个人卫生的规定：房屋内外、屋内的顶棚墙壁均须扫除洁净，遍洒石灰；洗刷干净厨房内的饮食器具，水缸隔日洗刷，井盖木盖，以防被污染；厕所撒石灰；每天开窗一小时，收日光并通空气。“住屋加意扫除，拂拭黑暗之处，多令开通窗牖，透射日光，以杀霉菌；破烂不洁衣服寝具并旧存麻袋毡包等件，令其洗濯或时在日中曝晒之。”“非权力金力所能防护者，疾病是也。非权力金力之所能购者，身体之健壮是也。……卫生之事，不但保全各个人之生命，于保持国家社会之安宁尤为紧要。”由此可见，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密切联系，对转变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树立科学的卫生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余论
与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一样，基督教医疗活动伴随西方的扩张而来华，又与中国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近代西方文化的载体，基督教医疗活动不仅有浓厚的宗教性，还带有浓厚的世俗性。教会医疗活动的特性决定了它在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又充当了传播西方文化的媒介。教会医疗活动在调适的过程中出现了合作化、本土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向。“医学传教”不再单纯基于诊治病人，而是助其为“耶稣的子民”，逐渐转化成医疗传教士体现自身价值的最有利的凭证。让“医学传教”能够成为传播新教的最佳途径，从而为医疗传教开辟出一条光芒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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