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时间：2020-04-24 05:17: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东亚社会，基督教[1]的传播给历史上的朝鲜半岛以及当下的韩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朝鲜社会的民族主义运动（如“三一”运动[2]）中，基督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有数据统计表明，2005年韩国国民中基督教信众人数就已占总人口规模的29.2%，[4]在当下的韩国社会基督教的影响遍及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此外，韩国还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基督教传教国，其传教士的相关活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中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影响。[5]于是，基督教何以会对历史上的朝鲜半岛以及当下的韩国社会产生如此的影响——这一影响的意义在与同处东亚社会的日本和中国的对比中更为明显，就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需要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基督教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并在很短时间内快速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当时朝鲜社会文化的原因，如当时朝鲜社会的传统信仰与基督教之间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6]在宣教策略上，基督教北长老会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7]宣教法所强调的依靠信众的“自养、自传、自治”原则，[8]以及基督教在当时朝鲜的医疗救济行为，都推动了基督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此外，从宏观层面的区域政治地理角度看，基督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当时东亚社会因被殖民化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有关。对于朝鲜半岛而言，基督教为朝鲜人的民族主义提供了链接人群生产共识的仪式基础。[9]
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基督教而非其他宗教在朝鲜半岛产生这样的影响？如在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之前，天主教早已传入这一区域。但到了20世纪之初，朝鲜半岛的基督徒人数已达20万左右，而天主教徒的人数仅为9万余人。在1919年的“三一”运动中，基督教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运动期间被日本殖民当局起诉的基督徒人数多达2033人（包括基督徒在内的被起诉者共有9456人），而当时被起诉的天主教徒的人数仅为57人。[10]此外，天主教当时也在朝鲜开设了医院和学校，但为什么不能在19世纪初达到与基督教相似的规模等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结合基督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时具体教派的宗教性格来进行思考。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通过研究罗约翰版本朝鲜文《圣经》的翻译过程，来展示基督教（主要是长老会）“目光向下”的理念与宗教组织性格，进而讨论基督教何以在当时的朝鲜半岛广泛传播的问题。
罗约翰版朝鲜文《圣经》的翻译
罗约翰版朝鲜文《圣经》（下文中简称为罗版朝鲜文《圣经》）是在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罗约翰（John Ross）[11]的领导和主持之下翻译完成的。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朝鲜文《圣经》，其翻译对19世纪末基督教在朝鲜人社会中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回顾相关的翻译过程可以看到，罗版朝鲜文《圣经》实际上是罗约翰在中国东北宣教工作的一个副产品。罗约翰的《圣经》翻译工作的背景是，当时朝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苏格兰长老会最初本无向朝鲜半岛宣教计划——为此当罗约翰因翻译朝鲜文《圣经》，而没有按时寄回在中国东北的宣教工作报告时，教会还来函批评罗约翰要求他将精力集中于东北宣教工作。[12]
1886年，整本《圣经·新约》得以翻译完成。[13]作为第一本朝鲜文《圣经》，罗版《圣经》的翻译出版为基督教在朝鲜人居住地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关文献记载，1882年约翰福音与路加福音翻译成朝鲜文后，仅在中国东北朝鲜族聚居区就印刷了3000余册，并且同时有大量的朝鲜族村民受洗入教。对于朝鲜半岛，由于当时李朝政府實行闭关禁止基督教传播的政策，所以罗约翰采取了将朝鲜文《圣经》运往日本再转运到朝鲜，[14]以及通过往来中国东北的朝鲜商人走私夹带的方式向朝鲜半岛运送朝鲜文《圣经》。
在上述过程中，朝鲜的江界、义州与黄海道地区分别在罗约翰的影响下建立了基督教教会。[15]当然，这些教会主要是通过在中国受洗的朝鲜人返回朝鲜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过程中，朝鲜文《圣经》发挥了重大作用。[16]虽然，在后续的教会宣教过程中，罗版朝鲜文《圣经》因方言、翻译等问题受到了来自教会内部的批评，然而这却不能否认这部《圣经》在基督教于朝鲜半岛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今天从宗教实践效果本身来看，罗版朝鲜文《圣经》的意义自不待言。但从罗约翰领受的宣教任务的角度来看，罗版《圣经》的翻译实在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那么，是何种原因促使罗约翰进行朝鲜文《圣经》的翻译就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话题。
“目光向下”的理念与翻译策略
“目光向下”是本文对罗约翰翻译朝鲜文《圣经》理念的归纳，将《圣经》的受众主体定位于普通人群，而不仅仅是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阶层，并因此选择朝鲜文而不是当时的官方文字——汉字，是这一理念的最直接体现。具体来看，这一选择与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相关联。
其一，如前文已有所提及的，19世纪朝鲜实行闭关锁国，禁止基督教进入宣教的外在制度因素。面对这一条件，在罗约翰翻译朝鲜文《圣经》之前，荷兰传教士古茨拉夫（Carl A.F.Gutzlaffl）牧师、英国人托马斯（Robert J.Thomas）牧师、美国人科贝特（Hunter Corbett）牧师等，先后用偷渡或随同通商、外交人员的途径进入朝鲜并随机宣教，但效果并不理想。[17]
究其原因，没有适合朝鲜底层大众阅读的朝鲜文的宣教材料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当时朝鲜政府严禁基督教在国内传播，因此即使有汉文天主教《圣经》传入，那些掌握汉字的贵族也是不敢阅读的，更何况在当时朝鲜的上层贵族中很多人在根本上就是排斥基督信仰的。[18]所以，直接将宣教目标定位于底层大众，遂成为不二选择。[19]
其二，当时社会底层大众所能掌握的文字主要为朝鲜文，且罗约翰对朝鲜文字有优美且简单易学的评价认知。细言之，由于当时半岛的李朝政府与清王朝确立的藩属关系，且朝鲜半岛很久以来就接受儒学为正统，因此其两班贵族阶层遵从汉字为正统文字。虽然1445年朝鲜世宗大王就创立朝鲜文字，但直到李朝末期朝鲜文仍然只能流行于社会底层。但由于相较于汉文字，朝鲜文字更容易掌握，因此不会只被贵族垄断，所以朝鲜文成为当时社会大众的主体文字。同时，在早期试图通过在华朝鲜人实现向朝鲜宣教的目的的过程中，罗约翰开始接触朝鲜语，并评价这种语言比较容易掌握。[20]这可能加强了罗约翰不走精英路线，而直接面向朝鲜底层社会大众的宣教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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