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常师(上)】 学无常师
时间：2019-02-16 05:45: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中国的近代,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群,就是留学生。这是一个仍在继续扩充、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又不时存在一些争议的群体。有些人对其特别欣赏,另一些人则稍带不满,还有更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恐怕尚未关注及此。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首先是规模大,其次是如潮水般波涛汹涌,至少有三四次所谓的高潮:甲午战争后蜂拥去日本是第一次,抗战后到美国的人数也不少,中共执掌政权后还有两次大规模的留学潮――五十年代(以下非特别注明,皆指二十世纪)留学苏联和东欧及“改革开放”后留学美国、日本和欧洲(后者迄今仍在延续,规模似也有增无减)。这又提示出第三个特点,即留学往往受到官方鼓励,其行为超越于政权的转换。要了解这不同的留学大潮,及此中形成的“留学生”群体,最好还是从其历史语境和发展进程中去认识。
从文化中心到称弟子国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雅俗皆知的“唐僧取经”故事那一时段到天竺学佛,到外国去学习的实在不多,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并不充分。我们的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中,倒是多少有些外来的学习者。惟对后者也不特别鼓励。中国传统行为准则的一个要点,即《礼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要别人先表示了“向学”的愿望且肯拜师,然后才鼓励教诲之。主动向人输出知识,即是“好为人师”,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提倡的。
这一准则也延伸到中外关系之上。以前国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是谓中国。中国与周边甚至更远的“四裔”,共同构建着“天下”的完整。古人一方面特别讲究“人我之别”,又总要怀柔“远人”。而中国之“中”和“远人”的“远”,都不一定是地理的,更多是文化的和心态的,以文野为区分(且文野也是可转变的)。故“远人”几乎就是“他人”的同义词,而“四裔”也往往等同于“四夷”。
由于万方来朝标示着天命所归,可以印证“中夏”的正当性,“四裔”的存在和向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正因其存在更多是象征性的,古人并不特别看重“四裔”,也不强调文化输出。怀柔“远人”的方式,主要是修文德以来之。对于倾慕华夏文化的“四夷”,中国固表欣赏且予鼓励,亦可向之传播中国学问。但“夷狄”若不遵行夏礼而沿用夷礼,通常亦听之任之,以存而不论的方式处之。对不那么友善的“夷狄”,更禁止向其输出中国文化。
随着西力东渐,近代中国人由被动而主动,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也曾设广方言馆以培训外语人才。与今天不同的是,当年一般人家并不视此为子弟的优先选择,盖以“谋生”之技艺为求学目的,那时尚未普及;而有志做国家栋梁者,原不必通“方言”。连学习外国的“方言”都不积极,遑论远赴外国念书了。十九世纪中叶第一批官派留美幼童,多半是边缘区域边缘人家的子弟。那一次官派留学生的尝试,也不以成功著称。
这个状况后来有了很大的转变。以文野分华夷的中国士人,本自视为世界文化中心,而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在一系列的战败之后,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进而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几十年间,国人对西方的认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对西方的态度,也从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到倾慕“泰西”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发生了急剧而彻底的转变。
屡受西方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入侵者学习,特别是甲午战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等于进一步从“师夷”走向了“师敌”。这一非常不合人之常情的现象,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特别值得探究。尽管当时就有人以“日人我之仇雠,不当使之借箸”为理由反对效法日本;更流行的观念,则是与其“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
前往日本者占当时留学生的最大部分,而他们的主要目标并非学习日本,而是转手学习西方。康有为曾形象地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不过,任何仿效的过程自然包括意识层面的选择、更易和无意中的失真,仿效者本身在此进程中也会形成带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学说。转手“坐而食之”者,所学的究竟是牛还是农夫,亦正难说。
到日俄战争前后,“倭学”一词已出现在名满天下的湖南举人王运和几乎无人知晓的山西举人刘大鹏口中。这一多少有些不以为然的名词能够流通,提示着因转贩西学而获其地位的日本学,已经脱离了依附的地位,而渐具独立的认同。在另一些人眼中,“倭学”的地位更逐渐提高,成为与“泰西之学”并立的“泰东之学”。两者的并列表明,西方在中国的文化权势已扩展到日本身上。不论是贬还是尊,一个独立的日本学出现在中西对峙的格局中,都揭示出中国在近代文化竞争中更为惨重的失败――中介的独立存在意味着中学与西学之间的距离又更增大了。
大体上,近代中国学西方走的是一条上行下效、朝野配合(不全是有意的)之路。不过,由于中国传统向不重视甚至阻止文化输出,中国士人对于文化竞争缺乏思想准备,基本是在中西竞争的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时人所谓“学战”的重要。虽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却为时已晚,不知不觉中,已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之路。
与此同时,西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也步步上升。一八九一年时,康有为已发现,当时士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戊戌维新前后,更出现极富想象力的“进种改良”或“合种通教”之说,即通过整体的黄白通婚一次性地实现中西“合种”,真想从人种上“化为西人”。后来从梁启超到《国粹学报》之人,也至少都向往过中西“两大文明结婚”,觊觎着文化上的“合种通教”。到二十世纪初年,邓实回顾这段西力东侵的历程说:由于中国在近代中外竞争中屡屡失利,“忧时之士,愤神州之不振、哀黄民之多艰,以谓中国之弱,弱于中国之学;中国之学,必不足以强中国。于是而求西学。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方言之学堂、翻译之会社,如云而起”(《国学保存论》)。
邓实那段时间基本活动在上海,耳濡目染着中国最为尊西的风尚。类似的风气很快弥漫全国,且得到政府的鼓励。刘大鹏大约同时就观察到,当时“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于是“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他后来更总结说:朝廷从改设新学堂到废科举,进而“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学洋夷之学”,在西向路上步步深入。而“洋学既盛,孔孟之学遂无人讲,中国人士均尚西学”。
到二十世纪初年科举考试改革时,留学已渐成学子的众矢之的。严复在一九○二年观察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几年后科举废除,留学风气更盛,如胡适在一九一○年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在那个时候,有特别家庭背景者或贫寒而急于谋生者,可能还有别的选项,而对胡适这样希望做国家栋梁的小康子弟来说,留学可能真是上进的“惟有”之一途。
类似心态到民国后已成普遍现象,胡适注意到,当时“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因为那时能获得一个在外国可以“车载斗量”的本科学位,归国即被“尊之如帝天”。几年前邓实所见西人享受的社会尊崇,已渐过渡到留学生身上了。与几十年前良家子弟连方言学堂都不愿进的世风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
辛亥鼎革后,民国新政府也“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不少对革命有贡献的人,放弃政府的官职,而选择领取此赏,既印证了当年留学所受的青睐,也说明至少一部分人选择留学,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上进”(如领取此赏的川人任鸿隽,已官至总统府秘书,就仕途言绝不是个低起点)。
对昔人而言,上升性的社会变动不仅牵涉到个人出路,“振家声”乃是高层次的尽孝道,也是很多社会人不能不顾及的问题。然而,一个有志成为国家栋梁的读书人,当然不会仅仅考虑个人出路和家庭荣誉。曾努力争取并得到庚款留美机会的胡适和梅光迪,却都对留学异邦有着相当的保留。胡适更写出著名的《非留学篇》,慨叹“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竟然“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真是“天下之大耻”!
一声叹息之中,混杂着中国人长久的文化自负和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过渡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始终挣扎于中西新旧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心态,实难以言表。以留学生而非留学,其内心的紧张煎熬,又怎一个“苦”字了得!必认真体味他们那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方可以知人论世,进而了解充斥着各式各样诡论性(paradoxical)因素的近代中国。反过来,必对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发展演进的语境有“了解之同情”,才能真正懂得这些非留学的留学生。
教育救国的崎岖路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学战观念在中国已渐普及。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将中西之争视为两种文明之争,而留学是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文化竞争既然失败,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中国需要“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故留学虽为“吾国之大耻”,也不得不“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使中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
也因此,“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中国必需办好自己的大学,“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如果本国大学办不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这不但是“天下之大耻”,更重要的是,“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简言之,这是一条“教育救国”之路,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
在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的同时,前往欧美留学者虽数量相对较少,也同样呈现与日俱增之势。在世界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往他国留学,似乎也是前所未有的。以中国文化那长久的自负,出现这样的现象,颇不合常理。据说只有文化竞争失败,才可能对征服者既憎恨又模仿,为了自救而忍受向敌人学习的屈辱。但近代中国领土主权基本保持,在某种程度上,能向敌人学习,恐怕也是信心尚存,即确信中学可以为体这一观念使然。
近代中国与各殖民地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领土主权基本保持。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和中国对侵略的态度,都与殖民地场域中的颇不相同。故近代中国与各殖民地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没有多少直接的可比性,却又多有相似或相反的参考之处;对殖民地的研究取向(包括前些年兴起的“后殖民”取向),很多都不直接适用于中国,同时又有极大的参照性。必充分了解世界范围里侵略、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发展演变,才能真正看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特色”。
西人在殖民地历来少办教育,殖民地的高层次教育通常要诉诸留学。而近代中国与殖民地一大不同,即是教育的独立――先有适应科举考试的各级教育体制,后有自办的大中小学。科举未废时,留洋之人为数甚少,留学生也难成气候,不十分为社会所承认。废科举后,新制以文凭对应科举之功名,而中国的大学堂尚无毕业生,最高学历只能来自留学;洋文凭价值陡增,留学生之地位亦遽变。中国虽不是殖民地,无形中却形成了接近于殖民地的状况。但这个时段不长。随着中国自办教育的成长,主要人才越来越多出自本国学校,终与殖民地迥异。
与殖民地的留学生往往成为国内反帝运动的先驱不同,正因中国被侵略的程度相对浅,加上不重文化竞争的传统,中国人对异文化的排拒心理也相对较弱。从废科举到办理新学堂,都可见明显的外国影响。最早鼓吹废科举的,似乎就是西方传教士。中国自办的新教育,也基本走的是摹仿之路;清季主要摹仿日本式的西方教育体系,入民国后美国影响渐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等学校中大量课程甚至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简言之,中国的新教育首先是自主的,同时又是摹仿的,且其摹仿也大体是自愿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留学和留学生都有其特别之处。清末民初西人和留学生先后被“尊之如帝天”的现象,反映出非常错综复杂的心态,无论在思想和社会层面,都一言难尽。中共执掌政权后的两次留学大潮,也与过去一样,都是官方主导和推动的(五十年代那次更完全是所谓政府行为)。一方面始终有自主的教育,同时又持续出现具有朝野共识的大规模留学,是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样看来,尽管胡适提出以中国办大学来取代留学这一长远规划仍带有“雪耻”的思绪(即不再为“弟子国”),“以建设为否定”的取向毕竟已经提出;但要很多年之后,国人才逐渐认识到建设重于破坏的意义(实则迄今认识仍不足)。中国自身的教育和学术建设,始终未能达到足以作为再造文明的基础,恐怕是群体性的留学不仅不能废,也少见人“非”的一个主要原因。
若仅从教育视角看,中国本有学无常师的传统,即使较大规模的留学,也不必就是“国耻”。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也是美国海外留学的高峰,其中多数人是到德国读研究生。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里,美国人一面继续留学,同时开始重视自己的研究生教育,此后便基本确立了高等教育人才自我培养的局面(出国留学的美国人始终都有,但基本是一种个体行为)。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留学生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远不如美国的。
平心而论,至少民国之后几次学制的策划、制定和修订,留学生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留学生在中国主要大学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如果不是战乱,中国大学教育还可以有更高的水准;即使在抗战期间,西南地区的一些核心大学(不仅是人们经常挂在口上的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似不输于世界上任何大学。在这方面,留学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国留学生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始终未能结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留学这一趋势,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当然还有很多政策和技术方面的因素,如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发展滞后,从一开始就分科过细也过重实用等等)。
另一方面,当年中国留学生在政治、金融、法律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美国的留学生所能比拟的。这与各自的取向和定位有关:美国的留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教育和学术为主的,而中国留学生则承担了远更宽广的责任。胡适当年所说的“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反映出很多人的共同心声。“医国”乃清末民初的通用语,其背后的预设是国已有病,这是很多具有保守倾向的人(从张之洞到钱穆)也愿意承认的;而药方不在本国既存资源之中,更是一个越来越得到广泛分享的观念。留学虽意味着走“教育救国”之路,“医国”毕竟是比教育远更宽广的任务,牵涉方方面面的众多领域。
更由于“学生”本身就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新兴社群,一出现就受到不同寻常的对待,有意无意间也承担了很多“功夫在诗外”的责任。就像学生在“五四”后因地位上升而一度以运动为正业、以学习为副业一样,留学生从一开始就被赋予或寄予了各式各样超越于学业的重任。这一早期的思路不知不觉中成为有力的传统,要到二十世纪中叶,留学才向以科技为主的“学术”倾斜;但直到今天,从政府到媒体,也都把“回国创业”作为留学生的一个主要职能、出路甚或责任。
在这样的氛围下,近代中国的留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超越于学术和教育的特色,其成效和不足,也都不仅表现在教育和学术方面。康有为在民国初年慨叹:中国“游学之士,近已万数”,但在译书方面尚不及日本明治五年(一八七二,约清同治十一年)以前。盖留学生或者甫毕业即任显官,“或从党事,哗嚣取宠”,而无人肯从事于清冷之诵译,终至“游学数万,竟乏学者”。大约同时,胡适也观察到中国有留学生“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一专门学者”的现象。他以为这正是其定位所致,盖“国家之所求固不在此,而个人之所志亦不在此”。这样一种超越于教育和学术的定位,也导致了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者在国内的不同影响。
(《中国留美学生史》,[美]史黛西・比勒(Stacey Bieler)著,刘艳译,张猛校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