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性灵之我见|德性之我见
时间：2019-02-03 05:44: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随园诗话》是袁枚晚年的作品,包括《随园诗话》和园诗话补遗》,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其一生诗学主张的体现。《随园诗话》的精华是其所阐发的“性灵说”美学思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誉:“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袁枚也自评,“中间抒自己之见解,发潜德之幽光,尚有可存”(《与毕制府》)。综观《随园诗话》诗论,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
[关键词] 《随园诗话》 性灵 性情
曾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从帮忙到扯淡》)《随园诗话》,是清人众诗话中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包括《随园诗话》和园诗话补遗》,作者袁枚以毕生的精力专注于诗的理论和实践,回顾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像袁枚这样以诗为毕生事业、献身的文学家并不多见,而在清代的名家、大家中,他更是屈一指。他在《随园诗话》中以中国比较传统的“诗的形式集中地讲述了他的诗学主张。由于“诗话”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特殊的诗论形式,故《随园诗话》中我们无法看到作者对自己诗学主张系统述,但这并不表明作者的诗学主张不成系统。如果我们书加以整体关照的话,就可梳理出袁枚的诗学理论的大脉络。
一
任何文学作品,无论其褒奖也好,批评也罢,甚至包括接受,都会有一个价值标准。最起码,其在“我”看是符合“我”的要求的。说到底,就是“这一个”。那袁枚的价值标准即他的“这一个”又是什么呢?用他自话说,就是“性灵”。如袁枚在《仿元遗山论诗》中评夫己氏(翁方纲)云:天涯有客号令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该他知道性灵时。”
那么何谓“性灵”呢?关于“性灵”一词,历来学者争论甚多,认为“性灵”如性情、情趣、灵感、个性、才性之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性灵”必定与性情有关。其实,“性灵”一词出现得很早。前面所引《仿元遗山诗》中已经提及,钟嵘在评阮籍诗时说:“《咏怀》之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显然,袁枚是把钟嵘的《诗品序》作为“性灵”一说的源头。实际上,在更早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的《宗经》篇中就提到了“性灵”:“故象,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髓也。”如前文所引,钟嵘所谓的“陶性灵”即是陶冶性情,“性灵”在此是确指“性情”一意。一些研究者认为袁枚所谓“性灵”即是性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袁枚在《随园诗话》虽然他大谈“性情”,但也从未说“性灵”即是“性情”。
再进一步考虑,正如前面所讲,“性灵”是一个出现很早的词,在刘勰和钟嵘那里均未被作为论述的重点。而袁枚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敢于“进退六经”,认为自己作诗跨唐越宋,跳出唐宋窠臼之外,敢与李杜比肩。因此,他在论诗方面是不会拾人牙慧的。根据前面所举之例,我们大体可以认定袁枚所说的“性灵”包含“性情”之义,但又不能等同。那么,“性灵”还包括什么呢?
考查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到“性灵”二字的地方。如卷一第二篇中,“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解。’余深爱其言。”可见“性灵”超出格调之外,比其高出一个层次。又如《别西湖》云:“看来直似难忘友,想去还多未了诗。一片性灵,笔能曲达。”“笔能曲达”什么呢?能曲达的是那种含而不尽,余韵悠长的复杂情感。
我们可以看得出,所谓的性灵是一种能够将复杂的情感以诗的方式真实表达出来的状态。这种状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诗的一种极高的存在方式。
二
在上面我们提到袁枚说过“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解”,那么何谓天才呢?所谓天才,就是要有天分和才情。袁枚以为,作诗首先要具备的就是天分,“诗文之道,全关天分。”(卷十四)而这种作诗的天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性情”的多少。卷六之中有提到。天性多情的人善于抒情,天性少情的人则相反。对袁枚列举的一些例子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其对错,但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把“多情”与“少情”归于“天性”,也就是说天性的差异是诗人作品不同的原因。
此外,袁枚对学力是相当重视的,并没有因强调天分而忽视了作诗的基础。那么,学力具体表现为什么呢?袁枚对此也作了具体阐述:“刘知己云‘有才无学,如巧匠无术,不能运斤;有学无才,如愚贾操金,不能屯货。’余以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至于腔调涂泽,则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功更后矣。”(《随园诗话补遗》卷六)在袁枚看来,诗文的作意用笔即诗文的内蕴是先天的才力,而其征文用典、腔调涂泽即诗文的结构、典故、韵调、语言修饰等就是后天的学力了。如果只具备才力,就会像“无术”的工匠一样,达不到作诗的目的;而只具备学力的,就会像“操金”的愚蠢商人一样,不会真正的运用。只有“才力”和“学力”的充分结合才能写出好诗来。
所以说,袁枚在《随园诗话》中除了强调作为天分“性情”外,还强调向古人的后天学习。是不是“才”“学”兼备就可写出好诗来呢?也未必在袁枚看来,诗的最高境界是“天籁”,“诗有天籁最好(《随园诗话补遗》卷五)。要做到天籁,就不能“有题有诗”“限以格律”“以诗为诗”(卷七);不能“好用事僻韵”,最好是不拘韵(卷一);更要做到自然流畅,才与庄子所说的“天籁”意相合。综观《随园话》所录诗歌,大都提到了月、露、风、云、花、鸟的一或者几种,可见袁枚所追求的是内心世界和万物自然相和相圆融的契合境界。
三
纵观《随园诗话》,可以看出袁枚所谓的“性灵”,站在自己的高度上向外辐射的一种对诗的追求,他试图通这种追求以达到超越古今的境界。“性灵”是人与自然的巧妙无痕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标准就是“天籁”。从另方面来说,“性灵”是袁枚专为自己而设的一种标准,这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与大众追求、大众审美的趋向相暗合,创作论与接受论的整合。“性灵”说是诗歌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回归,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向诗人本体的回归。袁枚在中国传统的“缘情”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重要发挥,强调了“才、学识”的结合。可以这样说,“性灵”说是袁枚对中国古代情诗理论综合和圆融的结果。
注:文中括弧内未注明之书目均为《随园诗话》
参 考 文 献
[1]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上、下)[M].人民文学版,1982.
[2]石玲.袁枚诗论[M].齐鲁书社,2003.
[3]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郑家治.中国诗歌史论[M].巴蜀书社,2003.
[5]严迪昌清诗史(下)[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