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肃反 “万夏之争”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题记】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污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95―396页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据地的夏曦达到洪湖地区。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10页
　　
　　20世纪30年代，由于共产国际和王明中央的错误领导，中共几大苏区都轰轰烈烈开展过所谓肃反运动，其中尤以湘鄂西苏区肃反最为惨烈，错杀最多，根据地丧失最早。从1932年5月至1934年夏，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先后发动4次大规模肃反，其间还进行了一次清党清团，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居当时各苏区肃反之首。笔者积数十年对湘鄂西苏区重要人物、事件及历史文件资料的研究，发现许多面世的史、传，都有意无意隐讳或淡化了一则对湘鄂西苏区肃反影响至深至远的重大史实，那就是著名的“万夏之争”。笔者撰写本文，旨在探求历史真相，同时对加强党内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人格素养提供一些参考。
　　“万夏之争”前的万、夏
　　万，万涛，原名万诗楷，号铁民，1904年1月出生于重庆市黔江区冯家镇的一个土家族家庭。1920年，万涛就读于黔江高等小学堂。1923年7月，万告别父母和新婚3个月的妻子冉启秀赴渝求学，受到革命思想熏陶，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生涯。1926年，万涛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万涛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湖北参加秋收暴动。1928年，万涛与周逸群在宜昌重建鄂西特委，周任书记，万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段德昌任委员，共同领导鄂西地区革命斗争，共同创建了湘鄂西苏区洪湖革命根据地和红六军。1929年7月，万涛代表鄂西特委到湘鄂西红四军驻地鹤峰，传达党的“六大”决议和井冈山经验，主张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协助贺龙完成了关乎红四军生死的走马坪、堰垭整编，使处于低谷的仅剩91个人、72条枪的红四军发展壮大。1930年2月，他代表中央再赴鹤峰贺龙红四军驻地，传达中央和鄂西特委关于湘鄂边红四军和洪湖红六军会师组建红二军团的命令，为实现湘鄂西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贡献。同年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改任湘鄂西特委副书记。当红二军团执行“立三路线”进行无效南征，国民党军乘机围攻洪湖苏区时，坚持苏区斗争的万涛兼任江右（江南）军政治委员，协助周逸群等领导洪湖苏区军民，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挫败了敌人第一、二次“围剿”，洪湖苏区各项工作生机勃勃。至1930年11月，湘鄂西及洪湖苏区已拥有江陵、鹤峰、五峰、长阳等11个县苏维埃政权，“上抵沙市郊，下抵仙桃、汉川，北至天门，南至安乡，纵横千余里，造成整个赤色区域”。
　　夏，夏曦，字蔓伯，化名劳侠。1901年8月17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桃江镇。1915年就读于益阳县立龙州高等小学堂。1917年8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湖南驱逐张敬尧群众运动时，夏与柳直荀等被委派在长沙组织通讯团，编印驱张通讯，促进省内外驱张活动，被张敬尧视为“过激党”分子遭到通缉。同年底加入学友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于1918年4月创办的新民学会。1920年10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夏为湖南早期团员之一。1921年秋，毛泽东回湘建党，同年10月10日成立中共湖南支部，夏即在这年入党，成为我党早期曾经“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之一。
　　1927年4月底，夏参加了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尔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5月20日，在获悉许克祥即将叛变革命制造“马日事变”的前夜，夏未组织和通知相关组织和同志积极应对而独自离开长沙，致使第二天发生的“马日事变”让湖南省中共组织遭受严重损失。1927年8月1日，夏参加了南昌起义。不久，他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并成为以王明为首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夏于1930年回国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次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同年3月7日，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派往洪湖，湘鄂西特委指派万涛负责接待和陪同视察。
　　在夏曦抵达洪湖前，中央先后派员到洪湖苏区推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洪湖军民早已不满，因此对夏的到来充满期望。
　　3月27日，夏曦在小河口召开湘鄂西特委会议。会上，夏曦宣布了临时中央的新路线，发表了短短20天的巡视观感，对周逸群、万涛在洪湖苏区的工作扣上“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等帽子，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幌子下，全盘否定湘鄂西党、红军的巨大成绩，声称要按照“国际路线”彻底转变洪湖苏区的工作，当即遭到周逸群、万涛和大多数同志的激烈反对。但夏曦一意孤行，强行改组特委，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中央分局书记，改任周逸群为巡视员，实际上撤销了其领导职务，削弱了湘鄂西苏区正确路线的力量。更不幸的是，1931年5月，周逸群在岳阳贾家凉亭检查工作时遭敌伏击而英勇牺牲，捍卫湘鄂西正确路线的重任便落在了万涛、段德昌等人肩上。
　　6月，湘鄂西省临时省委成立。由于万涛长期在湘鄂西工作，建立了崇高的威望，仍被选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委员，与夏曦、贺龙一起担任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到1931年上半年，夏曦推行的错误路线已对湘鄂西和洪湖苏区各项工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之前周逸群、万涛、段德昌领导的特委各项工作在各种会议、文件中备受夏曦指责，但由于万涛、段德昌等一大批干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加之夏曦刚到洪湖不久，缺乏相应的干部和工作基础，错误路线虽已抬头，但并未全面取代原来一系列的正确措施。
　　
　　“万夏之争”的背景
　　1931年下半年，洪湖苏区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是7月以后，湖北遭遇特大水灾。洪湖苏区地处长江、汉水之间，河港密布，江河暴涨，堤垸多年失修，加之国民党军队不仅枪击修堤抢险的苏区群众，甚至在监利上车湾掘堤实行“水淹苏区”，以致洪湖苏区成为一片汪洋。“粮食万分困难，盐、布、医药用品非常缺乏”，外出逃荒者占苏区人口的70%，“红军已成饥军”，红色政权处于被扼杀的危险之中。万涛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水灾时期党的紧急任务决议》，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掩护群众修堤、保护秋收、储藏粮食、继续生产、发动群众包括国际工人组织救济运动、实行极端节约政策，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效。
　　二是蒋介石趁机调集大批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三是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红二军团主力自1930年10月起远离洪湖苏区攻打大城市，与中央和洪湖根据地长期失去联系，洪湖苏区仅有红九师25、26团，要彻底粉碎第三次“围剿”显然力不从心。1931年3月至8月，在夏曦制定的或上交中央的报告，或给贺龙、邓中夏的指示，或给红二军团前委信共12个文件中，无不流露出夏对红二军团远离洪湖的焦虑，而且措辞越来越严厉:6月，“要求云卿（贺龙）率队回洪湖苏区”，进而“命令带二军团回洪湖”；7月，“敦促二军团回湘鄂西苏区”，并明令邓中夏若再不率二军团返回洪湖将给予最严厉的纪律处分。云云。
　　为了彻底改变洪湖苏区因敌人围剿和水灾造成的困境，解决关系到苏区生存的给养问题，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明确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上以及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并推军委主席团万涛同志到部队指挥一切工作，他对一切政治军事有最后决定权”。接着，省委和军委会又在周老嘴开会，决定九师“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充任三军政委”。决议之前，夏曦却背地要求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九师的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苏区。”《决议》和谈话强调的工作重点不同，《决议》与谈话先后进行，在戎马倥偬的紧张时刻，谁也没在意其中的细微差别，这为后来的“万夏之争”和肃反埋下了祸根。
　　根据省军革委的决议，万涛在洪湖苏区生死存亡的关头，奉命于危难之际，与段德昌、陈培荫率领红九师26团渡过襄河向潜江、天门进发，攻占沙洋、荆门，一路摧枯拉朽，歼灭敌徐德佐旅全部，不仅充实了25团、26团，还新成立了27团，打退了敌人从北面对洪湖苏区的围剿。接着，红九师转战襄阳、枣阳地区，9月28日与贺龙、邓中夏率领的红三军七、八两师（此时红二军团已整编为红三军）会师于荆门的刘猴集。当晚，万涛召开红三军前委会，决定红三军开回洪湖苏区，“全军政治情绪大为增高”。10月2日，贺龙、万涛率红三军攻取钟祥，再取胜京山县永隆河，接着攻占当时湖北的第二大集镇――岳口，带着大批物资，于10月8日全部返回苏区驻扎潜江。
　　万涛、段德昌、陈培荫率红九师出色地完成了省军委主席团交办的任务，不仅开辟了襄北根据地，解决了苏区的给养问题，接应了红三军主力回苏区，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扩编了部队，还帮助处于极端困难中的鄂北苏区恢复了党组织和整顿扩大了鄂豫边区的游击队，建立了荆山、当阳、远安游击区。
　　
　　“万夏之争”的经过
　　红三军回洪湖的当天，洪湖苏区军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夏曦却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发出了《湘鄂西军委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段德昌率红九师攻占沙洋后去接应红三军主力，是违反军委决议，抛弃主要任务，执行次要任务；而且把九师的行动，以及红三军南下时把政治部和教导团留在房县的安排，指责为红三军的领导人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根本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批评万涛“还没有懂得国际路线和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明令撤销红三军各师部，只设3个团，彭之玉担任红三军前委书记，但又未撤销万涛红三军政委职务。
　　这个训令拉开了著名的“万夏之争”的帷幕。
　　该训令的导火线有二:一是10月初红九师与三军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后，万涛在永隆河写信给夏曦报告工作，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准备开辟襄北局面，希望省委和中央分局派人配合；第二，打钟祥、岳口等地获得不少布匹粮食，请夏曦责成省委等地方组织运输队搬运物资回洪湖救灾。但夏曦断然拒绝，认为万涛将省委当作后方办事处，“万涛是下级，下级怎么能指挥我？不同意”。
　　第二个原因则是最主要的导火线:万涛、段德昌率红九师远征的同时，长江南岸的华容等苏区由于江水过大，红军不易过江，夏曦又不组织队伍援助，因此，便在敌人的围攻下失败了。
　　当时的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在解放后回忆说，“中央在报上看到这些情况，就来电问夏曦:东山失守，原因何在？但夏曦不按军委主席团的决议如实向中央汇报实情，而是向中央回电:东山失守，皆因九师远离苏区，远水不救近火。”夏将江南失守的责任全部推给此时正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万涛、段德昌和红九师。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也尖锐指出，“敌人进攻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一个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就要找一个人开刀。”
　　对这个训令，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忿忿不平，认为夏曦争功诿过，专横霸道，不仅不尊重事实，甚至连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要了，湘鄂西革命省军事主席团一共3位成员，万涛和贺龙都随红三军在前方行动，夏曦怎么可以一个人在后方以三人的名义发训令？更何况江南失守时，万涛已随军到了襄北，怎么在家的不负责，反而要远征之旅负责呢？
　　据《回忆红二方面军》记载，对“组织红三军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破坏红军政委制度”的重大事件，贺龙表示了极大愤慨。回到洪湖的第二天，他找夏曦谈了一天。第六天，他又和夏曦“闹了一台”。他把问题一件一件数给夏曦听。贺龙说:“我是军委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作出取消军部、师部的决定。你谈话和决议是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的错？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组织三军前委不要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再怎么与他们相处？”有的同志甚至提醒夏曦，8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万涛的评价不妥，希望夏曦改变错误立场，充分肯定万涛、段德昌和红九师的成绩。当时，夏曦向中央报告说:三军政治委员“中央分局派万涛担任，他已随九师出发。万涛四川人（此时四川省管辖黔江），湖北省委派到洪湖工作已两三年，去年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来在特委任组织部长，现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他曾到过中央，恩来同志大概认识他。就此间同志说，以他为宜”。然而，夏曦为了争功诿过，摆出一副扭转红三军政治路线的姿态同万涛、段德昌争论。
　　贺龙同志回忆说:“实际上他是与整个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六天仗，就争论了六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跟关羽一样了。大家批评他，他回头就给大家处分，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
　　10月15日，夏曦强行召开湘鄂西省委会议，并以省委名义“公开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荫同志予以警告”。
　　在夏曦的威压面前，万涛毫不屈服，在10月11日的省委会议和19日在潜江召开的省委谈话会上都与夏曦激烈争论。万涛和段德昌质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们的事？部队可以调动你为什么不调动？从周老嘴到刘猴集共是300里，其中180里是水路，刘猴集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的吗？你谈话在前，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呢？”夏曦无言以对。
　　据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回忆:在省委会上，万涛“向省委常委会汇报九师出发的经过，常委会听了万涛同志的汇报后，认为万涛同志没有错误，也没有违反军委主席团的命令，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省委常委会就作出决定:万涛同志调回省委当宣传部长，省委表示欢迎，但是不同意作为受处分而调动。万涛同志没什么错误，不应受处分”。
　　10月18日和25日，万涛两次就九师行动问题向省委和中央书面报告，陈述事实真相，驳斥夏曦的蛮横无理，表达了多数同志对夏曦错误的不满。万涛写道:“我对巩固苏区是积极的，特别是在敌人围攻中，我并没有消极情绪，苏区的同志都可以知道。”“我在湘鄂西工作多年，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回到省委是比较适宜的，但如因九师行动的关系而施行撤职，我认为是不对的。”对于夏曦自任三军政委，万涛明确向中央建言:“夏曦到三军中工作，事实上中央分局等于取消了，对全部的工作是有妨碍的，我认为不妥。”
　　在10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万涛尤其郑重声明:“过去省委和中央分局关于九师问题的报告，有许多是非事实的，对九师行动问题，绝对不能解释为无原则的纠纷。”文中的着重号，乃万涛报告原件所注，迄今我们仍可体味出他对这场争论实质的判断和愤懑。对夏曦向中央捏造的“九师错误，彼等均已承认”的谎言，万涛给予了坚决回击:“非事实的罪名，我们在了解之前是不承认的。”可是，当时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没有也不可能给万涛等人任何正确支持。
　　1931年10月29日，由于万涛、段德昌等人的坚决斗争，省委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决议说，对于九师出击的行动，省委“自己该负主要责任，而把一切错误归于九师负责同志和万涛同志身上，同时不去考虑事实，随意凭空提出许多非事实的批评，这是省委的机关工作方式的表现。当时撤销万涛同志政委职权是不正确的。后省委会议认为万涛不应撤职，是调至后方工作。在军事紧张时期，轻易调动军事上主要负责同志，处置也是不慎重的”。“组织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更是不正确的，这是破坏了红军政委制度，这是儿戏的处理军事，同时决定九师同志的处罚，又不当面宣布，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
　　另一方面，决议又表现出调和折衷，指责九师行动延迟了天门、潜江苏区的开辟，“省委决定，万涛同志另给予警告，德昌、培荫同志同样给予警告，并要三同志对此处罚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接受”。
　　至此，表面上“万夏之争”算是有了一个了结，其实不然。夏曦集湘鄂西党务军权于一身，不顾洪湖苏区刚从敌人第三次“围剿”和水灾困境中苏醒过来的实情，主张红三军主力向襄北和京汉路方向发展，与豫鄂边区打成一片，包围武汉，以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万涛身处逆境，却再次不计个人得失与夏曦针锋相对，主张红三军主力南下，巩固苏区，收复江南苏区。
　　11月20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鉴于红二军团远征后苏区遭受敌人摧残的痛苦经历，针对夏曦在评价红九师北上、江南失守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问题上的错误，一致赞同万涛的政治报告，以省委名义向中央报送《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的领导路线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夏曦同志在红军中一般干部均不满，当然，对夏曦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请中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派人来建立和加强对湘鄂西党的领导”。
　　由红九师行动和红三军向襄北发展问题引起的意见分歧和激烈争论，万涛、段德昌与夏曦分别代表两个阵营各不相让。万、段是多数派、实力派，夏虽是少数派，却是掌权派，争论结果难分上下。中央分局和省委只得于11月20日派中央分局及省委委员宋盘铭赴中央汇报，希望有一个明确的中央意见以平息争论。宋于12月中旬带着中央指示回到苏区。中央指示批评了夏曦在处理九师等问题上的一些具体错误，也不同意撤销红三军各师部，但总的方面却极力支持夏曦，认为夏曦执行的是正确的国际路线。
　　万涛、段德昌仍不屈服于中央结论，要求再派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尉士筠赴中央客观反映长达3个月争论的问题。12月中旬，尉士筠出发。夏曦由于一系列错误失去人心，不得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让步，承认了一些错误。
　　1932年1月22日，在监利县周老嘴召开的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上，“万夏之争”发展到了异常尖锐的程度。当天下午，夏曦作了长达6小时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报告。在两天的讨论中，万涛和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的工作，尤其是红九师北上出击、江南失守以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责任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据贺龙回忆，到会的127名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七十多人向夏曦提出一系列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侵犯中农利益、地主杀全家、富农赶出苏区、军队改编、处分整个红军、打新口时遣散伤病员及地方干部等等，夏曦处境孤立，坐在台上面如土色。
　　面对多数代表的批评，夏曦夫妇搬出书本侃侃而谈什么是马列主义，同是留苏归来的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和省委宣传部干部庄东晓夫妇与之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月25日，尉士筠陪同新的中央代表参加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尉士筠因受王明中央施压转变立场，先作了一个“影响很坏”的讲话，明确表示反对万涛。接着，中央代表作了很有份量的讲话，把以万涛、段德昌、潘家辰为首的广大干部对夏曦的批评，一概定性为“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
　　突如其来的变故，多数人懵了，潘家辰当场晕倒。在高压之下，会风陡然急转直下，大多数同志慑于中央结论沉默不语，少数人转向反对和批判万涛和潘家辰、庄东晓夫妇。
　　大会被迫接受了夏曦的政治报告和结论，肯定了中央分局成立后的“真正国际路线转变”，指责万涛、潘家辰“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
　　1月27日，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肯定了1931年夏曦提出的“和湘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方针。《政治决议案》还以“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与反中央分局的斗争”的专题，用长达600余字的篇幅批判万涛，原文如下:
　　当时过分估计襄北敌情而主张军事冒险的行动（如紧急会议的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的决定），继而把向外发展看成为逃跑右倾，不去提议和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加强灾民工作，以力求苏维埃运动之发展，这完全是把巩固苏区看成为庸俗的保守主义。而且万涛同志不去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不去在党的扩大会反对中夏路线，而反以为中央分局的领导者右倾逃跑，将党的巩固苏区反对右倾的正确口号用为攻击中央分局的旗帜，万涛同志以领导者的地位在自己的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作复仇斗争，采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团结了反党分子（如潘家辰），用种种谰言去动摇党和红军领导，把军事秘密当成街谈巷议，间接地可以帮助反革命的活动。大会认为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和对中央分局错误的批评，完全是两件事。万涛同志根据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反对中央分局正确的领导，去作复仇的斗争，完全是反党的斗争，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大会要求万涛、潘家辰等同志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右倾、“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可是万涛同志在大会上的表示是很不够的，万涛同志没有承认他这些错误是重复了立三路线、中夏路线的错误，是右倾的；没有揭露他用两面派的手段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小组织活动的斗争，是帮助阶级敌人的行动；没有能反对潘家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
　　《政治决议案》还以“省委扩大会和省委的错误”为专题，指责省委的错误是“没有能够同万涛同志的反党错误作坚决的斗争，反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严重的错误”。而对夏曦的批评则是对万涛“没有能在原则上揭露”，“给予严厉的无情的打击，这是严重的政治之错误”，“客观上帮助万涛和他的主张的影响”。
　　至此，湘鄂西苏区史上著名的“万夏之争”，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夏曦倚仗王明中央的支持垄断了一切话语权，对万涛、潘家辰等大批反对过他的同志耿耿于怀，动辄用“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压制党内批评，打击迫害同志，强行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正如贺龙解放后所言:红三军回洪湖后的一系列党内争论，不但未能真正解决问题，相反，“万夏之争”反而成了后来湘鄂西苏区肃反杀人的根子。
　　
　　“万夏之争”的结局
　　在空前的高压之下，由于湘鄂西苏区干部对万涛的普遍认同，在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上，万涛仍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然而，夏曦却百般刁难。在工作上，夏曦借口军事工作重要，不让万涛到省委宣传部履职，而放到省军分会闲赋。新的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由夏曦、贺龙、关向应、万涛、段德昌5人组成，关、贺、段带兵在外，万涛留守机关无一兵一卒。更有甚者，为了限制万涛的影响，夏曦于1932年5月12日给中央写信，要求“以后万涛勿要派出去”。
　　在思想上，夏曦除了在给中央的一系列报告中处处诋毁万涛，还亲自撰文批判。尤其是1932年3月8日《红旗》附刊《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中共湘鄂西省委扩大会的错误》一文，全面、系统地将万涛的所谓错误向社会昭示。
　　在组织上，湘鄂西省党的四大《政治决议案》专题批判万涛后，共青团湘鄂西三次代表大会于1932年4月3日通过的《关于政治任务的决议案》，也沿袭批判万涛的句式给予专题批判。以后，湘鄂西苏区各级党团组织和积极分子会议，把批判万涛和潘家辰、庄东晓夫妇作为党建团建的首要任务。是否与万涛划清界限成为革命的唯一标准。湘鄂西苏区自上而下形成了对万涛口诛笔伐的态势。庄东晓在1934年1月23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省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我开始承认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并严格批判潘家辰和万涛的调和和报复主义。我发言后，大多数到会同志鼓掌，对我承认错误的程度表示满意。潘家辰在这个会议上也开始承认错误，但省委认为不满意，万涛一言未发。”
　　此时的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多次对万涛拒不认错表示强烈不满，他十分迫切需要万涛低头认错，以此反衬他的正确。但万涛的缄默和威望却让他无可奈何。
　　终于，他等来了机会。
　　1932年1月12日，王明中央下达了《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随后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所谓“肃反经验”传到湘鄂西苏区，夏曦乘势亲自部署肃反，印发了《反改组派宣传大纲》大造舆论。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斗争决定》云:“反革命加紧活动最明显的是去年省委扩大会”上，反革命派别“向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进攻”，“有一部分的老党员、老干部变成了反革命派的中坚”。此决定明确发出了对万涛、潘家辰等人彻底清算置于死地的信号。5月初，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对湘鄂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在这紧急关头，夏曦反而认为“内部肃反是消灭敌人‘围剿’的先决条件”，把肃反当作“最紧迫、最突出”的中心工作。
　　于是，肃反的方法、步骤、对象都按夏曦的设想加速推进。
　　这年5月，襄北天汉县抓获敌军营长张锡侯，经过诱供和酷刑，张交待准备于5月18日在苏区举行暴动。夏曦立马将这子虚乌有的暴动与万涛挂勾。7月8日，夏在写给中央的报告说:“改（组）派当时满以为在省代表大会中，就可以改组省委取消党的领导权，及至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指示之下，克服了反中央分局的机会主义，严厉地打击了潘家辰、万涛的反党企图，改（组）派计划不成，他们即转变计划组织暴动，因此有5月18日天汉暴动之计划。”
　　在夏曦的直接指挥下，顶着反第四次“围剿”的炮火硝烟，湘鄂西苏区肃反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夏曦首先更换了对肃反不积极的政治保卫局长、革命军事法庭庭长彭国材，让亲信朱勉之、马武、江奇执掌肃反的生死大权。继而在炮火硝烟中“火线肃反”，大肆抓捕党政军各级干部，然后用问供、诱供、指供、严供等方式，最后竟采取栽赃等卑劣手段为万涛罗织了近乎天方夜谭的罪名。1932年12月19日《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称:周逸群根本没有牺牲，而是假死、诈死，“坚决将反革命之领导责任交给万涛，而本人以假死为名，脱离苏区到白军中，帮助‘围剿’苏区和红军；另方面勾结内部反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机关的关系。周逸群出白区后，（与万涛）有三次主要的通讯，第一次则为‘余已同李觉（何健部下的师长）面语，当求他作为保证，伊已允许，当不许即可活动，你们在内部要耐心，主要设法赶走夏曦，假如不可能时，我们另有办法。’第二则为‘我会过蒋校长，具体事情不久可就。’第三次则为‘已随徐源泉部，我们一切更有办法’等语。”
　　在弥天大谎面前，万涛、柳直荀等大批创建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干部被投入牢笼。瞿家湾成了一座大监狱。监舍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排序，抓了多少人，至今仍是谜。
　　从肃反的屠刀下侥幸逃脱的庄东晓于1984年11月9日回忆，抓万涛的时候非常残忍，把他四肢都钉起来，趁他昏迷，让人伪造周逸群投降白军后写的假信，放在他衣袋里，等他苏醒后掏出来对质。夏曦等人为万涛捏造了一系列罪名:改组派、第三党、AB团、托派、罗章龙右派的联合省委书记，与柳直荀、潘家辰组织了中央办事处，反革命高等坐探……面对严刑和非人折磨，万涛威武不屈，拒不承认夏曦捏造的不实之词。
　　8月底，在敌人第四次“围剿”大举进攻洪湖苏区大本营瞿家湾的隆隆炮声中，夏曦大开杀戒，将万多名所谓的反革命改组派枪杀、刀劈，或一群群赶进洪湖，或捆绑四肢装入麻袋抛进洪湖。
　　万涛未能幸免于难，这一年他28岁。就在他殉难于瞿家湾青龙坑后第三天，洪湖苏区的大本营瞿家湾被敌攻占。
　　与他同时殉难的还有柳直荀、潘家辰等一大批当初在“万夏之争”中反对过夏曦的党政军中坚力量。据贺龙解放后沉痛回忆:这一次肃反就杀了1万多人，洪湖的水都变红了，老百姓几个月不敢下湖捕鱼，根据地搞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现在还一坑一坑挖出白骨，干部损失最大。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成活了下来。尤其是在文革中，贺龙身陷囹圄，更是对洪湖肃反痛心不已:有本事的、会打仗的，都杀光了。真是血的教训！
　　根据地垮后，红三军被迫“无目的流浪”。流浪途中，夏曦仍将肃反作为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又陆续开展三次大规模肃反，杀戮了大批他看不惯尤其是曾经参与“万夏之争”反对过他的党政军干部。直到1934年夏天，中央获悉相关情况后作了严厉指责，夏曦才被迫中止肃反。
　　限于篇幅，湘鄂西苏区肃反被错杀的各级干部难以一一列出他们的英名，但涉及“万夏之争”的几个特殊人物不得不作一个说明:
　　彭国材:湘鄂西省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因认为万涛、柳直荀创建了洪湖苏区，不可能破坏洪湖苏区而被划为改组派，与万涛、柳直荀同时殉难。
　　朱勉之:火线提拨的湘鄂西省政治保卫局审判长、革命军事法庭庭长。曾参与栽赃审判万涛，是第一次肃反实施大逮捕、大屠杀的直接执行者，当他对肃反幡然悔悟时，1932年9月，被夏曦以“打入内部隐藏很深的反革命改组派”为名杀害，搭上了第一次肃反的末班车。
　　尉士筠:曾坚定支持万涛并赴上海中央为万涛辩污的省委秘书长。尽管在第四次党代会的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站到夏曦一边，但仍未逃脱厄运，第一次肃反末期仍被夏曦卸磨杀驴灭口于洪湖。
　　段德昌:随万涛率红九师出击的红九师师长。尽管英名赫赫，1933年5月1日第三次肃反时仍被夏曦杀害于湖北巴东县金果坪。就义前，夏曦给了他一次难得的民主――召开了公审大会，而不是像处理其他改组派那样随意黑杀。
　　陈培荫:红九师政委。1933年9月第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身份被杀害于湖北鹤峰朱家山。
　　宋盘铭:同为万涛辩污奔告中央的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先是“万夏之争”中得罪夏曦，后因第四次肃反期间坚决反对夏曦解散红三军的党团组织，于1933年12月29日被夏曦以“改组派军委主席”的罪名杀害于黔江北门。当时，仅贺龙一票反对，而且红军中谁也不知道那就是前红三军政委万涛的家乡。
　　凡在“万夏之争”中反对或对夏曦不满的人，几乎没人逃脱厄运。
　　至于夏曦，洪湖根据地失败后，仍以中央分局书记身份一直跟随红三军“无目的流浪”，1934年1月，已改编为红二军团的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后被降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28日，在贵州毕节因改编土匪席大明部队失败，逃路时渡河被淹死。
　　
　　反思与景仰
　　党在延安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到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这应是在当时条件下对苏区错误肃反的结论。而在错误政策、宗派主义的结论之外，贺龙曾一针见血评价道，“夏曦这个人品质不好。”笔者极其赞同这个评价。纵观湘鄂西苏区史乃至中国当代史，足以证明如果人品卑劣但又位高权重，势必会酿成滔天大祸这一规律。为此不妨略举几例予以佐证。
　　窃取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职务。夏于1931年3月被派往洪湖时，中央安排他为湘鄂西省委书记，中央分局书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锡根担任。限于当时通讯条件，洪湖方面根本不知道这种安排。而夏曦对徐锡根诡称敌人封锁紧，待交通方便时另行通知，然后一个人悄悄赶赴洪湖，匆匆成立中央分局，自任书记。同时他又电告中央不知道徐锡根下落，出于急于健全组织只得如此。待徐锡根6月到达洪湖，见洪湖上下已普遍承认夏的中央分局书记职务，只得向中央申诉。而此时的王明中央十分宠信夏曦，于是改变主意不再让徐任中央分局书记，对徐的申诉置之不理。之后，徐只得委屈地返回上海，后被敌人逮捕叛变革命。
　　1931年10月8日以省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对红三军发出训令。前文已述，省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由夏、贺、万三人组成，训令发出时，贺、万在前方，不可能有分身术在后方签署命令，更不可能签署反对自己的命令。为了让这训令在形式上合法，夏曦许愿唐赤英任红三军参谋长，然后代贺龙签名；承诺彭之玉任红三军前委书记，代万涛签名。肃反开始后，夏卸磨杀驴，第一次肃反时即以“湘鄂西苏维埃内改组派书记”的罪名杀害彭之玉，第二次肃反时又庚即杀害时任省军分会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的唐赤英。
　　杀人如麻而且荒谬。关于湘鄂西苏区肃反被杀害的人数，夏曦给中央所有涉及肃反的报告，提及的均是所谓改组派、第三党的首领，大大缩小了数字。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涉及的情况统计，四次肃反前后逮捕近两千余人，处死200余人。第一次肃反逮捕千余人，处死100余人；第二次逮捕241人，处死14人；第三次逮捕236人，处死56人；第四次逮捕172人，处死41人。这与贺龙解放后回忆的仅第一次肃反就杀了1万多人严重不符。事实上，1985至1987年，中央组织部清理落实肃反的错杀人员时，仅洪湖所在的荆州地区有名有姓被错杀的人员就有2850人。
　　至于杀人的理由，更荒谬得难以理喻。据1932年12月19日省委书记杨光华所作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和洪湖相关史料记载，各种改组派的附属组织名称竟然可以信手拈来，从而构成死罪。比如几个人一起散步叫“并肩会”，一起喝茶叫“好吃会”，一起吃东西的叫“麻花会”，还有什么“荷花会”、“野猫会”、“砖瓦会”、“王八会”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年过七旬的洪湖史专家刘汉勋是洪湖珂里湾人，他给笔者讲述过一个故事:珂里区儿童团长刘阳春，喜欢用瓦片掷往水中打水漂，却因此被列为“砖瓦会”头头被处死……可以说，当时的夏曦，杀人已经到了严重病态的程度。
　　末了，不得不提及万涛:正如性格决定命运的箴言，以他的才干、刚烈和气节，与夏曦的人格冲突自是必然，进而被构陷、杀害更是必然。“万夏之争”的本质，实际上应是真伪之争、人格之争。万涛用他的壮烈捍卫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尊严，然而他的刚烈却为此付出了最悲壮的代价。仅以他1931年10月18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为例，针对夏曦指责他不尊重中央分局领导，他回敬道，“我因行军多忙，未用什么‘呈为’什么‘理合’等官僚格式，不恭之处，我是承认的。”此种揶揄，能为小肚鸡肠的夏曦容忍吗？
　　至于万涛的家庭，自他1923年以万诗楷之名离家到1932年牺牲，其父母和妻子一直不知道他的音信。1957年12月，国务院为坐落于洪湖的湘鄂西革命烈士纪念碑下达碑文，称万涛为英勇烈士，但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籍贯。直到1983年党史调查，他夫人冉启秀拿出珍藏60年的照片，经湘鄂西老同志辨认和1984年中央组织部确定，才终于将万诗楷与万涛划上等号。此时，他父母早已去世，冉启秀孤苦一人用60年的守望谱写了一个凄美的故事。
　　对万涛的一生，《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权威典籍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定论。而其作为一个“人”，万涛生前要好的朋友之一、曾在洪湖时代担任潜江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国务院内务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的钱瑛，在1964年重返洪湖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悼念他:
　　三十二年岁月长，
　　回首往事暗神伤。
　　英雄战史千秋在，
　　烈士英名万古扬。
　　笔者前几年也曾为万涛故居撰联写照:
　　巴蜀铸利剑，湘鄂酬斗志，铁骨铮铮擎大纛
　　洪湖挽狂澜，青龙陨忠魂，民心拳拳仰丰碑
　　此联或许不合音韵平仄，但融入了笔者无限的敬意。对那段久远且被有意无意曲解和淡化的历史，我们应该、也必须认真思索，而且在思索中学会景仰和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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