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及其小说的当代意义|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时间：2019-02-10 05:39: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农民立场 乡村叙事 独立思考 摘 要：作为农民的写作、以故事见长的乡村叙事以及独立思考精神是赵树理小说的独特魅力，也是赵树理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尤其是在当农民再次成为社会阶层中的新弱势群体的当代背景下，他的艺术品格和文学精神对当今文学显得至为重要。
这是一个曾经被无数双敬佩和崇敬的目光长久地关注的作家，这又是一个被渐渐遗忘甚至是被遗弃的作家；这是一个顽强地固守着自己文学理想、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作家，这又是一个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焦虑，而最终以极端的方式走完生命最后一段历程的作家，赵树理―― 一个在任何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可以找到的名字，一个生前生后都被各种嘈杂的声音包围着的名字。
或许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赵树理的人生轨迹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轨迹，赵树理的文学道路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审视和把握，赵树理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存在，他的创作必然会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无尽的借鉴和启迪。尽管赵树理并非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作家（比如，小说形式存在着单调和简单化的缺点），但确实是个成功的作家，他的成功不是他在文学史上的无可替代，而是他对中国乡村的长久的关注和无人能及的洞悉与把握。
一、作为农民的写作
千百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生活最悠久、也最为沉重的社会阶层。“农民”也从来就不是荣耀的身份，尽管不少作家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但是他们一旦有机会摆脱农民身份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离农村，奔向城市。“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极大落差比较中，作为一个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人的生存本能来说，农民的逃离乡村意识成为一种幸福和荣誉的象征”①。曾经风光一时的“知青作家”即是例证。但赵树理是个例外，他是中国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标榜自己是“农民”，并以“农民”身份为荣的作家之一（其他如柳青、浩然等），“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汇。……他把自己当做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杨品：《赵树理与市场经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2月18日第7版)他的情，他的爱，他的心，他的魂，始终与农民血肉相连的，“农民”成了赵树理的精神标记。
赵树理对农村的钟情、对农民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的生命之根、文学之根、情感之根都深深植于现实生活土壤中，与广大民众休戚与共。同“五四”以来一切表现农民的知识分子作家相比, 赵树理最大的不同在于写作根据的差异:前者是“为农民而写作”，后者则是“作为农民的写作”，也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个“农民”，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因此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发现农村和农民，而是以一种自觉的姿态，站在农民自身的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来写乡村。
一个作家独特的生长环境，独特的人生遭际，独特的生存经验，是构成作品个性化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中国的曹雪芹、蒲松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还是外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劳伦斯、卡夫卡等等，这些留下了不朽作品的作家，都有着非同常人的人生经验，或者说是命运。这也是命定的东西，后来的所谓“体验生活”，基本上无济于事。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②的赵树理也是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作家，是生活在“玉米地里的作家”，是“从思想气质到生活习惯都彻底农民化了”的作家③，他的全部人生经验和艺术积累都来自他所生存和热爱着的故土。
赵树理生于山西沁水农民家庭，少年时期跟父亲做农活，同时接受北方民间艺术熏陶，形成了他接近农民审美心理的艺术趣味。1925年，他在长治师范读书时，开始接触新文学，他发现，思想先进的新文学缺乏农民所接受的形式，新的内容很难走进农民的心坎。从1930年代起，他便立下“宏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④。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赶庙会，跟它们一起摆在地摊上，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心愿。”⑤赵树理的这种追求“主要是出于一种生活实践的内在需要，是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所以他不像二三十年代许多提倡大众化的革命作家那样，写出来的作品总是有些隔，往往‘衣服’是民众的，‘品貌’仍是知识分子的”⑥。因此，可以说是丰厚而坚实的乡村生活成就了赵树理，而赵树理也用精彩的小说表达着自己对乡村的忠诚与感激。
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成为90年代以来社会阶层中的新弱势群体。尽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和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在文学创作的主流作家群中，除了极少数作家仍在坚守大地、深入当下生活的激流，为农民等弱势群体进行创作外，在琳琅满目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很难见到一本研究乡土文学、研究农民形象的著作，农民形象的缺席不能不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软肋。此时，我们更加怀念赵树理，更加留恋其作品中的乡村关怀意识，更加敬重他的“作为农民的写作”的文化人格――如果没有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格外关注，没有对农民的忠心和赤诚，作家就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为农民仗义执言了。正是从这里，赵树理的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和时代魂魄，也就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了。
虽然赵树理小说的理性审视力远没有鲁迅、茅盾、柔石等人的那么深刻，但他所描述乡村生活的真切，对农民生活和性格展示的全面，以及他在文学内容和形式上与农民生活的贴近融合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和生活场景第一次以自己的文学形式，以自己的真实面目显现在文坛上。他为中国的乡村小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视角和创作方式。“从文学意义上说，作家们心灵的峻切，与乡村间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的关系，都使它在呈现对乡村生活描绘具有别致的深度和真实度的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交织着作者心灵和血脉的文学方式，具有切入人的心灵深处的审美感染力”⑦。赵树理被铭记的理由，或许就在于他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乡村问题的现实介入。
二、以故事见长的乡村叙事
乡村和中国革命有着天然的必然联系，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力量和根据地，同时，它曾经也是中国文学最丰盈和最坚实的源泉。但是，当下的作家和读者似乎更钟情于迷乱狂欢的都市，不少作家更热衷于炫耀创作技巧，或是依靠零碎的情绪来完成一篇作品，对读者来说，泥土的朴素的和野花的芬芳也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赵树理的小说，一种久违的自然与清新会扑面而来，让人沉醉，叫人迷恋。这正是赵树理小说的对于今天的价值：他从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去观察、思考农民生活，反映时代变迁过程中人在思想层面上的变化，并以此来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赵树理对农民、乡村的关注并不是平面化、简单化的，也不是就农民而论农民的，而是把农民的性格和命运与整个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从而使他的小说有了一种更加凝重而深沉的力量。
赵树理的小说都是写农民的，是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绝大部分作品又是以农民为主人翁的。即使是以干部和知识青年为主角的作品，写的还是农民，因为他们是由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或者是新的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他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乡村，那里生生不息、有声有色的民间社会，被他转换成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赵树理小说的审美目标是让农民喜闻乐见。所以他执意要回归到民族的、民间的文学传统中来，满足农民的审美情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对中国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表现手段进行了扬弃与改造，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现代小说样式，既使以农民为主体的读者乐意接受，又能够反映现代生活，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与心理。在结构上，尽量照顾农民的阅读习惯。为此，他在设计小说结构时侧重故事性，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以满足农民喜爱热闹的欣赏口味；常常采用大故事套着几个小故事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作品的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而后随情节的发展展开人物的性格，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来龙去脉，都有头有尾。注重故事性，还使他的小说叙述多于描写，描写融于叙述。
“评论一个文学家，要看他在审美创造上对时代有没有独特的贡献，他有没有对一种语言的文学贡献出独特的图式。”⑧赵树理在语言上更有杰出的创造。在他之前还很少有人完全做到使用北方农民的口语来写作。不但人物语言是农民的口语，就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完全口语化了。无论讲述故事或评论人物、事件，都使人觉得是一个农民在说话。但这又是经过提炼的，纯粹、质朴、平易，生动活泼；在轻松幽默、风趣横生之中，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机智和乐观主义。没有这种独具色彩的语言，也就没有赵树理的特殊的艺术风格。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他的高度的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写作时首先考虑使群众听起来顺当，读起来习惯。写成一篇小说，往往先念给周围的农民或基层干部听，以检验实际效果。凡是农民听不惯的就设法修改。他不认为这是牺牲艺术性去迁就群众，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真正在广大群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他并没迁就、迎合某些落后、狭窄的趣味，而是在群众口语、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提炼加工。他的作品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把大众化和艺术化统一了起来。
写出真实的乡村，并真实地书写农村乃至农民的真实生活生存，从而发现时代背景下的人性变迁。这是赵树理的文学追求，也是他的深刻之处，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⑨。
三、独立思考的精神
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与潮流和风尚保持足够的距离；他应该关注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永远只能是那种与众不同的生活：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没有独立的思想，那就只能是图解别人思想的工具。所谓的独立思想，也就是独立思考。其实只要是正常人，都不乏独立思想的能力，关键是在体制的强大压力和既得利益的诱惑下，能不能保持独立思考的勇气。
自解放区文学被确定为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起，赵树理就被看做与新的文学方向相关的作家。从上个世纪40年代的大红大紫到1970年的被迫害致死，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受到的种种非议到本世纪初年的再度被关注，赵树理的人生轨迹和文学命运折射出的是新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曲折坎坷。在这异常艰辛的曲折坎坷中，我们看到了赵树理身上的极其可贵的品质：独立思考的精神，这种精神远也许比他的著作更值得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后天性的“软骨子病”，或见风使舵，或人云亦云，总之懒得思考，或是不敢思考。而赵树理不是这样，他始终坚定地固守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文学理想，执著地走着自己的路，用文学表达着自己对人生、社会、现实的独特的理解和认识。
赵树理一生创作的作品有二百多万字，《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等，生动再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以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但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在他的前半生完成的。他的后半生作品较少，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这是何等的勇气！这是何等的气派!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直敏锐地关注农村生活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的赵树理发表了《实干家潘永富》《套不住的手》《“锻炼锻炼”》等好几篇有影响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有意识地张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勤劳、踏实的创造，体现了他在充满浮夸之风的年代里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其中的《“锻炼锻炼”》在正视农民摆脱旧观念的艰巨性、长期性的同时，又一次揭示农村问题的结症在基层干部身上，反映了作家对新制度下作为政权执掌者思想素质和工作作风的继续关注，体现了他深邃的现实主义目光。赵树理的这批小说，“不仅在小说领域而且在整个共和国文学发展中都有着重要意义，它显示了在虚假的浪漫主义泛滥的创作环境中，作家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自觉坚守”⑩。
不可否认，赵树理在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小说，的确许许多多政治化的色调和痕迹，但这并不能否定他的独立思考，对于农村中盛行的极左路线、浮夸之风，他敢于仗义执言，实事求是，即使是面临着政治压力与迫害时，他也没有妥协和苟且过，表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胆识和勇气，也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感，为此，他宁愿不写小说，也不肯违心地粉饰现实，1959年赵树理原计划写一部80万字的长篇小说《户》，主要是反映人民公社之后的人事变迁，但最终也未能写一个字。
赵树理坚持写农民，歌颂农民身上的美好品德，他又不回避社会矛盾，大胆地揭示农民的缺点，批判农民的保守落后。他勇于在创作中提出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勇于在创作中揭示和批评违背广大人民利益的错误和不良行为；同时，他还涉足了以前和同时代作家较少关注的领域――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这无疑是对农民形象的丰富性的开拓，也赵树理对于当代文学的独有贡献。
四、结语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渐渐演化为单一的都市文学。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反映都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三农”问题的出现，重新让人们的目光从都市走入农村，让人们对现实中的农村有了一个全面的、理性的认识和宽阔的视野。但是，当下的“三农”文学作品普遍缺乏较高的艺术性。不少作品注重对生活现象的描摹，呈现给读者的是具有生活感的细节和逼真的场面。这些细节和场面，只是从一般社会意义上表现了生活，还没有升华到艺术的高度。文学作品中的细节和场景应既保留了生活自身的质感，又具有典型和象征意味，它们最终指向的是交织着作者的生命气息的、具有超越现实的想象空间。应该说，赵树理是他们的榜样，因为，赵树理是最直接最全面最深刻地关注农民命运的作家，在他的描写农民命运的小说中，人们看到中国乡村的发展变化，并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在理解、同情中对农民的命运充满了期待，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自鲁迅以来对农民描写的根本变化，在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中，显示了自己独特的追求。
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抹杀的。因为只有他，才经典地表达了那一时期新文化传统以外的民间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艰难的融合。他选择民间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出于理性的自觉行为。这一方面取决于他世世代代生活于农村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丰富的民间文化熏陶的艺术气质，另一方面取决于他的农民命运的高度关注和精准把握。他“拥有一般工农兵作家不可取代的独特性，因此它的创作也不单拥有了形式和枝节上的民族特色，而是整体精神上的民间意识”{11}。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白玉红（1966―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① 丁帆：《“地域乡土”的逃离与“精神返乡”情绪》，刘绍棠主编《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当代卷》，农村读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6页。
② 转引自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10页。
③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④ 赵树理：《与荣安的谈话》，《赵树理文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⑤ 转引自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⑥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⑦ 贺仲明：《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⑧ 葛红兵：《正午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303页。
⑨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后收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⑩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40页。
{11}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