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区别 [论京派作家的古典主义情结]
时间：2019-02-12 05:32: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京派 古典主义 沈从文 废名 汪曾祺 摘 要:无论是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京派作家都体现出鲜明的古典主义倾向:赞美自然人性,提倡理性节制,崇尚古典文学,追求古典主义的美学风格。京派作家对古典主义的钟情,既是经过“五四”洗礼的一批学者型作家对传统文学的复归,也是他们借鉴西方文学的产物,反映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本文以京派代表作家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为例,探讨京派作家的古典主义情结。
“京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风格独特的群体。所谓“京派”,指的是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以后,上世纪30年代继续活动于北平的作家群体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京派与17世纪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存在某种暗合。本文以京派的代表作家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为例,从赞美自然人性、推崇理性、崇尚古典以及独特的美学风格四个方面来探讨京派作家的古典主义特色。
一
17世纪古典主义思潮的一大特点就是推崇自然人性。在这一点上,京派文人体现了与西方古典主义的高度一致。京派文人擅长乡土题材,透过故乡优美的自然山水、宁静的社会关系、古朴的乡村百姓,他们看到一种不同于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并且从这种状态中发掘出一种合乎自然的人性之美。
京派代表作家废名笔下的人性之美,是主人公在渡尽苦海、参透人生后,对世事的淡然和超脱,对他人的友善和大度。在小说《浣衣母》中,青年丧夫、中年丧子、晚年丧女的李妈非常疼爱那些城里太太的孩子,体恤同样不幸的邻里街坊,甚至对守城的士兵抱着母亲般的慈爱。命运的折磨并没有使李妈变成另一位祥林嫂,她反而成为一位“公共的母亲”。
沈从文在勾勒他那古朴纯美的湘西世界的时候,反复咏唱着一个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母题――人性。“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它别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一座有灵性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着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①。《边城》是沈从文湘西理想的集中写照。在《边城》世界里,还保持着带有原始色彩的淳朴民风。老船夫为公家摆渡,从不收过渡人的费用。如果过渡人心存不安给了钱,他也一定要退还,退不回的话,就用这些钱买来茶叶烟草,供过渡人享用。老人进城时必请朋友喝酒,逢年过节也有人送他红枣、粽子。湘西的淳朴民风给这里镀上了一层田园牧歌般的人性色彩。
相对于废名和沈从文的超然,汪曾祺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在社会底层艰难谋生的平民,在他们身上发掘出那种不合世俗标准却发自人性的爱与美。这一点在《受戒》中尤为明显。《受戒》用大段篇幅写到了一个奇特的和尚庙――荸荠庵。这里的和尚尽管也有诸如念经、拜佛之类的宗教活动,可是日常生活中却照样有七情六欲:杀生、赌钱、吃肉、娶妻、生子、偷情等等。宗教并没有压抑人性的发展,这些佛教徒的生活和常人一般,自然人性亦得到充分舒张。
值得关注的是,京派作家往往站在“乡下人”的角度,不断审视着周围的都市人。在这些早已走出乡土的都市人身上,不仅找不到在故土习以为常的美好品质,反而看到了种种丑恶。废名小说《晌午》中的赵先生夫妇在家里开着下流的黄色玩笑,精神空虚乏味,生活无聊透顶;《文学者》写到了当时的大学生,这些自诩精英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却是低级庸俗;《张先生和张太太》中,张氏夫妇二人都无法面对张太太的一双小脚,所谓的“现代人”不过是幌子。这种都市文明批判在沈从文身上尤其明显,他说:“在受到腐朽教育的公务员中,就不知不觉培养成一种宦官的阴性人格,以阿谀作政术,相互竞争。”②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这种“宦官似的阴性人格”就是那些庸俗小气自私的城里人的品格。《绅士的太太》中,那些绅士、太太们过着无聊、虚伪、乱伦的生活,而且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八骏图》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具有变态性压抑的高级知识分子。堕落的都市社会与作家笔下的梦中乡村形成了鲜明对比,京派作品的普遍人性的主题就凸显出来了。
二
西方古典主义作家把理性看得高于一切。他们从理性出发,要求自己笔下的人物以理性克制感情,以求得符合一般的抽象的道德公式。京派作家在理性方面没有西方古典主义作家那么严格,但是仍体现出对理性精神的推崇。京派理论家朱光潜认为,美感的产生需要艺术在创造和欣赏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需要作家以一种平和静穆的心态去观察世界,而不是被自身的感情所左右。这就要求作家有超越感情的理性精神。在此基础上,朱光潜进一步引申,把“平和静穆”作为文学的最高境界,在创作中推崇“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性精神。
沈从文强调在创作中作家应以理智节制情感。他认为作家“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我的意见不是反对作品热情,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自己写作时用不着多大兴奋,一个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③。他尽管一生魂系湘西,可是对于湘西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湘西人少强性,少膨胀性,少粘附团结性,少随时代应有的变通性。影响到普遍社会方面,则一切趋于保守,对任何改革无热情,难兴奋。凡事唯以拖拖混混为原则,以不相信不合作保持负气,表现自弃。”④《边城》的世界并不是完美的,老船夫和船总两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鸿沟。沈从文的理性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湘西只属于过去,只是一个美丽而不切实的梦,湘西自身的落后与不足注定其将会走向被淘汰的命运。《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表明现代文明已经开始侵入湘西,而湘西对此并没有抵抗力。《丈夫》《长河》则表明湘西已经完全沦落了。另外,正如前文所说,沈从文还将一个黑暗肮脏的都市社会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的理性也就体现在他对这个社会的批判里。废名和汪曾祺也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他们笔下不仅有美,也有丑陋、欺骗和死亡。《浣衣母》中的王妈受到李妈的真诚帮助,可正是她四处传播诬陷李妈的谣言;《大淖记事》里,巧云被兵痞奸污,十一子则被其重伤。无论京派作家怎么强调世间的爱与美,现实的丑恶与残酷总是不容其完全忽视的。
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者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京派作家与之类似,同样把古典文学摆在很高的地位。京派作家回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时,表现出一种“再否定”的态度。李长之批评“新文化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浅!在精神上太贫瘠,还没有做到民族的自觉和自信。对西洋文化还吸收得不够彻底,对于中国文化还把握得不够核心”⑤。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担当反传统“旗手”角色的周作人,也开始反思新文学的弊端。他认为明末的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中国思想界的三盏明灯,从而找到了“明末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某种思想联系。在“重拾古典文化”的前提下,京派的文学批评家重新对新文学理论进行建构。朱光潜不断强调要继承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充分运用“过去的丰富的储蓄”,向古典学习。
废名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突出地表现在禅佛文化和古典诗词对他的影响。他善于用一双佛家的虚静之眼去观察乡土百态,从而使他笔下的一山、一桥、一柳、一花都带有清远悠然的禅味。他善于描写幽静深邃的自然和田园,对整个天地的运行方式进行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审视,从而以一种幽远的笔调表现对宇宙的玄思冥想。《桃园》中,忧郁的程小林、婉转而多思的琴子和细竹,以及那青山、绿水、红花、星辰等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人生百态的飘忽不定、幽深曲折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对废名创作产生的影响亦不可小视。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传统,曾经说过:“就表现手法说,我分明受了古典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⑥《桥》里面写风景:“一匹白马,好天气,仰天打滚,草色青青。”颜色对比鲜明强烈,跳跃感十足。“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直接把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引入作品中,却又十分恰当自然。《桃园》中:“城垛子,一直排,立刻可以伸起来,故意缩着这么矮,而又使劲地白,是衙门的墙;簇簇白瓦,成了乌云,黑不了春天。”充满了古典诗词的跳跃、省略和空白的特点。以上例子中,对古典诗词典故的使用以及古典诗词技巧的运用,参与了废名小说某些细节的构建,使小说具有了隽永的诗意,具有东方古典式的诗情画意之美。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特有的“世外桃源”模式。旧社会的中国人幻想有一个没有剥削、纷争、压迫,人人自得其乐,自给自足,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集中体现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沈从文声明:“我还得在‘神’已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作最后一首抒情诗。”⑦《边城》正是“桃源”模式的最好体现,它美到极致,纯到极致,善到极致,也让人感伤到极致――它是为湘西的传统、也是为乡土中国的传统而写的一首奇美的挽歌。
汪曾祺具有很高的绘画水平,他十分强调小说与绘画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古代诗文,一向讲究诗中有画,情景交融。汪曾祺无疑是深得个中三昧。他的小说好像是一幅幅优美的自然风景画,平淡悠远又意趣盎然。汪曾祺尤其善于利用语言上的留白给小说结尾带来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像《受戒》结尾写道: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松松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这一段水乡描写看似漫不经心,其中却包含着不言自明的意味――这富有生机的自然风光正对应了主人公那自然发展的真性情。仔细玩味,会发现这一段描写字数时多时少,长短参差,富有中国古典诗词的节奏美感。
四
西方古典主义作家追求简洁、洗练、明朗、精确的文风,反对繁琐、枝蔓、含糊、晦涩。京派作家同样追求类似的美学风格,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淡雅、质朴、优美、简洁的特征。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诗化、散文化倾向。他们的作品善于化用古诗词的手法,带有古典诗歌的美感,同时还有意淡化故事情节,以冲淡、抒情的笔调勾勒出大自然的美。废名小说犹如一本画册,打开他的作品,一幅幅优美的风景就扑面而来。那清澈的小河、青翠的竹林、洁净的茅屋、整齐的菜园、深深的菱荡、幽幽的桃园、宁静的山村,组成一卷卷美不胜收的山水画轴。朱光潜评价废名的小说《桥》:“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⑧沈从文要建造的“希腊小庙”的目标也是“别致、结实、匀称”。《边城》中,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写渡口、山水、白塔、吊脚楼等风物,从而为故事的发生铺下了色彩浓郁的背景。汪曾祺的《受戒》津津乐道于佛教僧侣的“奇异”生活方式以及水乡风光,《大淖记事》中则有对大淖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场景的描写。他们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优美而带有淡淡忧伤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小说情节和谐、浑融地交织在一起,使作品显示出一种浓郁的牧歌情调,构成一种和谐、雅致的意境。
综上所述,从赞美自然人性、推崇理性、崇尚古典以及独特的美学风格四个方面来看,京派作家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京派作家对古典主义的钟情,既是经过“五四”洗礼的一批学者型作家对传统文学的复归,也是他们借鉴西方文学的产物,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这一现象表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除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还存在着古典主义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发展并不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是同样遵循着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07WXC01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07SJD750011)、徐州师范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预研究项目(编号:09XWY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龙霖,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师范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黄德志,文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⑦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第294页。
② 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③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④ 沈从文:《湘西》题记,见杨早、凌云岚:《沈从文集・散文卷》,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⑤ 李长之:《五四运动之文化意义及评价》,见郜元宝:《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⑥ 废名:《废名小说选・序》,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页。
⑧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22页-第5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