嘹亮 [民歌嘹亮(一九五七――,一九六六)]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城市里的人全成了“国营”的或“集体”的一员,农村里的人为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开始了“大跃进”。 　　社会主义,如果说之前只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属性,现在,正在改造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的身份,长进肉里去。
　　一九五八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加毅接受任务,拍摄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录片。适值“大跃进”,兵团上下到处是“十五年超英赶美”;“拼命干,死了算,一天等于二十年”等口号……面对此景,张加毅一方面受到感染,另一方面也不无困惑。
　　一天晚饭后,张加毅和作曲家田歌,一人一骑,踏上了辽阔的原野。漫无目的地走出十几里后,眼前豁然出现这样一幅情景:一抹晚霞斜挂天边,丛丛芦苇在夕阳下泛着光亮,远近各处炊烟袅袅升起;年轻的兵团战士把打来的猎物架在篝火上烧烤着,旁边有小伙子弹奏着都它尔在轻声歌唱,有的战士横躺在架子车上休息……
　　张加毅深为触动:这生活的情景,不正是该纪录片应该有的基调吗?他有些激动地对田歌说:“这才是人们内心情绪的流露啊,我们为什么天天在那儿强调‘拼命干,死了算,一天等于二十年’呢?为什么不去抒发一下人们内心的真情实感呢?”
　　血气方刚的田歌盯着张加毅,有意挑衅似地问:“张导,这样的情景你敢拍、你敢写吗?”
　　张加毅反问过去:“小田歌,我要写出来,你敢谱吗?”
　　“只要你写出来,我就敢谱!”
　　这就是那首《草原之夜》的来历。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首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
　　一九五八年初,电影《柳堡的故事》上映,这是一部反映新四军斗争题材的战争片。但影片不着重战斗场面的描写,而着意于表现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情感生活,在战争叙事中融入温馨的爱情画面。结果它带来两个副产品:二妹子陶玉玲成为五六十年代中国观众的“红色恋人”;里面的插曲《九九艳阳天》(胡石音、黄宗江词,高如星曲),成为那一个时期最红的流行歌曲。
　　这是一首有浓郁北方气息的小调。曲作者高如星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二十四岁的说法,源于魏风。另据资料,高如星生于一九二九年,卒于一九七一年,《九九艳阳天》写于一九五六年,依此推算,高如星此时实为二十七岁)。提起高如星,编剧黄宗江曾感叹:“高如星,小八路出身,真是一个天才。”
　　高如星生长在贫穷的晋西北,一个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高如星是个放羊娃,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同一首歌还会好多种不同的唱法。
　　《九九艳阳天》是一首爱情歌曲。与现今的爱情歌曲不同,它是革命的爱情歌曲。“十八岁的哥哥”在歌曲里面表白: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而那个叫“小英莲”的妹妹唱: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哪怕你十年八载不回还/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呀/等待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即使在战争的场景中,它其中仍然包裹着情歌永远不变的那个温柔的核:离别,离别时对重逢的期许,离别时不变心的诺言。这与十年前、百年前、千年前的男女表白并无实质不同,千言万语,关键是这么一句:不管离别多久,爱你不变。
　　一九五九年初,文艺界组织向新中国十周年献礼作品。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审看送上来的样片。他看了《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对其中政治口号太多、电影缺少美感很不满意。他将文化部部长夏衍找来,说:“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是否拍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呢?”
　　这部喜剧影片,就是《五朵金花》。开拍前,夏衍再三叮嘱导演王家乙:“不要搞政治口号,要表现出山河美、人情美,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好。”
　　《五花金花》一度难产,关于它的拍摄有一则轶闻。在大理古城住了四五天,王家乙怎么也找不到拍电影的感觉,作曲搭档雷振邦建议:“何不把片中的对话改成对歌?”
　　就这样,眼看打蔫儿的《五朵金花》,因雷振邦的点金术,起死回生。
　　少数民族山歌中,有许多对歌。对歌形式灵活,生活气息浓郁,感染力很强。雷振邦采用这种形式,写出了《蝴蝶泉边》(季康词)等片中插曲:“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
　　有这样两件事显得特别奇特。第一,《五朵金花》及其电影歌曲,主旨是描绘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但通过这样一幅画卷,却同时表现出普通人对积极、上进、美好生活的憧憬。第二,片中歌曲充满了政治意图,歌唱者的形象个个是劳动模范,但在群众听来,以对唱形式唱出的山歌,更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浓浓的人情美。在电影之外,还有一件更奇特的事,与电影中的欢乐气氛完全不同,因“大跃进”而引起的普遍的饥荒,此时正在全国广为蔓延。
　　周恩来总理称赞说:“《五朵金花》为我们的电影开创了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苍山,洱海,蝴蝶泉,山茶花。赛马会,劳动竞赛,相亲定情。不同岗位的五位金花串联起一场寻亲的喜剧,就这样巧妙抒发了特殊时期人们热爱生活、渴望幸福的心声。
　　生活,生活,生活。美景,美景,美景。民族,民族,民族。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十年,充盈着关于社会主义的赞歌,赞歌中处处流淌的,却是这三个元素。
　　此时,中国大地上劲吹着民族风。几乎没办法分清楚,它是音乐家的创作,还是民间本来就有的小调。很多时候,原有的一个调子,也许已经流传了上百年,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将它填上新的、歌颂社会主义的词,于是,就成了一首“战地新歌”。过去,这个曲调只在很狭窄的民族地区流行,现在却流行到了全中国,甚至飞出了国界,飞向了全球。
　　赫哲人的《乌苏里船歌》,蒙古人的《赞歌》(胡松华作词编曲)和《嘎达梅林》,是其中最出名的三个例子。
　　《乌苏里船歌》(胡小石词)充满东北的原野气息,尤其是它开头没有词义的“赫雷赫赫呢哪”,高远的高腔把心境的辽阔和环境的悠远唱到了天地相连的水平。
　　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有一首世代传唱的民间曲调叫《嫁令阔》,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不断被填上新词,有时候叫《想情郎》,有时候叫《等阿哥》,有时候叫《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汪云才、郭颂吸收了《嫁令阔》的调调,于一九六二年完成了《乌苏里船歌》。它的第一部分序唱引用了赫哲族的说唱音乐“伊玛堪”,加以改编后变成散板性质的引子,只用虚词;第二部分是根据《嫁令阔》改编的行板;第三部分仍用“伊玛堪”改编成散板性质的尾声,仍只用虚词,与第一段呼应。
　　一九八○年,《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赫哲,这个只有五千人口的小民族,由此为世界所知。
　　与《乌苏里船歌》比起来,《嘎达梅林》历史并不久远。蒙古英雄嘎达率领牧民反抗军阀毁坏牧场的事,其实就发生在现代史的眼皮子底下,这军阀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但是,这首民歌里悠远、辽阔、悲壮的气息,却传承了蒙古民族几百年的气质血脉。它的原歌词有五百多段,被共和国的歌曲作者安波整理成定型的两段汉语歌词后,又被女作曲家辛沪光依据其素材作成充满初生新锐之气的同名交响诗,由此,这首民歌蜚声海内外。
　　在中国歌曲历史上,很难找到另一首歌,可以在悲壮、沉痛和力量上与这首歌相匹敌,《嘎达梅林》是一首罕见的将悼歌和颂歌合为一体的英雄赞歌。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九月一日,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放出卫星,表决心说:要实现亩产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
　　果然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全国各地放出一颗又一颗高产卫星。作家王小波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我父亲对我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三十万斤粮食,而我的外祖母,一位农村来的老实老太太,踮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她还算了一本细账,说一亩地上堆三万斤粮,大概平地有两尺厚的一层。
　　但毛泽东信。听到各地传来的喜讯,毛泽东主席深怀忧虑,他在想,这么多粮食该咋办呢。思忖良久,他对一些地方领导说:多余的粮食可以造酒。
　　仅一年多时间,牛皮吹破了。与“大跃进”放卫星同时发生的,还有人民公社食堂的粮食浪费。一九五九年,天灾加上人祸,人们一下子吃不上饭了。在有的地方,树叶打下来吃了,树皮扒下来吃了,这些东西都吃完了,人们开始吃土。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
　　这种环境下,特别需要对人心的振奋。一九六一年,率先出现了一首鼓舞人心的社会主义颂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劫夫词曲)。当时,高音喇叭,工厂、学校、人民公社,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大合唱: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一九六一年三月,北京举办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街头巷尾挂满招贴和标语横幅。开幕式门票卖到了四十元一张,相当于大部分人一个月的工资。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半夜起来排队买票。
　　开幕式上,合唱队唱的是贵州词作者范禹根据云贵撒尼人民歌填词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据那一届的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惠回忆:“那时人们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一听说是为了举办世乒赛,积极性都特别高,场馆很顺利就建成了。外国运动员刚开始来的时候,以为在中国什么都吃不上,还自己带着罐头,但是来到中国一看,我们提供的运动员伙食比他们的还要好。”
　　这届世乒赛上,中国最终夺得男团、男单、女单三项冠军。适逢苏联又传喜讯,二十七岁的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完成人类第一次征服太空的壮举,成功围绕地球飞行一百零八分钟后返回。画家丰子恺正在游黄山,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喜不自胜,写下了一首诗:
　　国际乒乓赛,中国得冠军。飞船绕地球,勇哉加加林!
　　客中逢双喜,游兴突然增。振髯上天都,不让少年人。
　　丰子恺已经六十三岁了,在喜讯鼓舞下,竟一口气爬上了天都峰。
　　中国当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模范人物,许多都出自这个困难的年代。铁人王进喜,好战士雷锋,好干部焦裕禄,舍身抢救国家财产的向秀丽,牺牲自己保护战友生命的王杰……英雄模范人物,是社会的一股精神鼓动力量。
　　雷锋堪称模范中的模范。这个到处做好事的二十岁刚过的小战士,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典型。近年开始披露的内幕,让当年那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雷锋慢慢凸现出来。给雷锋拍照的沈阳军区宣传干事张峻披露,雷锋很爱美,留着个刘海头。有时候班长问他,怎么还不去剪头发,雷锋就推托说下次去。“我给他拍照片时,头发有时候从帽子下面露出来,我提醒他,他就掖回去。”张峻说,“那时候饭不够吃,雷锋也到厨房去拿过饭锅巴。厨房的人就说他,雷锋啊,你现在是个人物知道不,能自觉点不?那时候拿饭锅巴可是个大事啊。”
　　歌唱雷锋在全国产生了数以百计的歌曲,最出名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一九六三年,洪源词,生茂曲)和《唱支山歌给党听》(一九六三)。正像《乌苏里船歌》唱红了东北人郭颂,《赞歌》唱红了满族人胡松华,《唱支山歌给党听》则唱红了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
　　《唱支山歌给党听》并不是一首西藏歌曲,而是歌词来源于《雷锋日记》、曲作来源于作曲家朱践耳的创作歌曲。朱践耳后来倾尽毕生精力写出了十部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成为中国学院音乐中分量最重的皇皇大乐,但他最广为大众所知的,却是这么首小歌曲。才旦卓玛有尖锐入云的高原嗓子,最能代表她这个特色的不是藏族民歌,而是这首完完全全的汉语创作。雷锋八岁就成了孤儿,他对小时候苦难生活的回忆,在才旦卓玛的演唱中无形地变成了西藏农奴对农奴制的控诉,这都属于历史说不清、道不明的稀奇造化。
　　堪与这首歌媲美的农奴翻身歌曲还有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一九六一,李�词,阎飞曲)。其惊人的歌曲感染力,跨越了时代,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直击人心。“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那种按捺不住、不得不迸发的激情,现在听来依然无比真实。
　　正像才旦卓玛的演唱所表现的,一种带地方口音的汉语发音,普遍地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民歌中。它的这种发音,似乎带来一种真实感,一种特属于某个地域的生活原色。咬着舌头的普通话,产生了两部歌剧巨作,《洪湖赤卫队》(一九六一)和《刘三姐》(一九六○),它们都拍成了电影。
　　《洪湖赤卫队》(集体词曲)是湖北人的歌剧,表现出湖北人泼辣、热火的性格。其中特别脍炙人口的段落,除了《洪湖水,浪打浪》这支主题歌,再往下数,就要数到韩英在狱中对母亲倾诉的衷曲(《盼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同《唱支山歌给党听》类似,它把党的恩情与母亲的恩情相比附,既赞美了党亲的无限之高,也表达出了对母爱的深情。这样的流行不是偶然的,正像影片主题歌的流行也不是偶然的,与《乌苏里船歌》、《赞歌》、《翻身农奴把歌唱》相类似,《洪湖水,浪打浪》表现了对家乡的热爱,吟诵了家乡无比美好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三十年后,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中,它们又各个成为当地的旅游资源,成为宣传当地旅游价值的品牌广告歌。
　　显然,早一年诞生的《刘三姐》(乔羽词,雷振邦曲)比《洪湖赤卫队》更过瘾。歌剧取材于广西民间传说。主人公刘三姐是一位美丽聪慧的壮族姑娘,擅长用山歌猜谜、斗嘴、达意传情,用当时的正经话说,这是赞美劳动、赞美人民、揭露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词作家乔羽通过对广西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做出了这部歌剧电影中全部的歌词。
　　“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莲藕丝不断,斧砍江水水不离。”《刘三姐》的受欢迎程度是空前的,当时,所有的女性都喜欢刘三姐的唱段;所有的情侣都喜欢刘三姐与阿牛的对唱,喜欢“世上哪有树缠藤”的比喻;而一些调皮后生则喜欢在生活中扮演反派,唱出那些酸秀才贼眉鼠眼的黑段子,那确实也非常的好玩儿、有味儿。《刘三姐》通篇有一种幽默和诙谐,充满诗情画意的抒情中包含着一种智力的比赛,这在那个年代着实独特,充满了民间艺术的鲜活生动色彩。
　　其政治功能当然也毫不含糊。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报道说,在刘三姐的家乡,人们以“歌圩”的方式打擂比武,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传播生产经验。其中有山歌唱道:
　　壮族人民山歌多,每人都有好几箩,山歌带到田里去,万担粮食万担歌。
　　《五朵金花》和《刘三姐》都出生在“大跃进”年代,那时候不光炼钢要大跃进,粮食要大跃进,歌曲也要大跃进。有统计说,当时全国各地搞赛歌会,一年下来群众创作的歌曲有好几万首。如今,几万首歌真是连个影子都没有,那些政治口号、形势图解连个影子都没有,但《五朵金花》、《刘三姐》留了下来。这其中的道理,有谁认真想过吗?
　　《刘三姐》的作曲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曲作改编者――是雷振邦,他是当时最著名的电影音乐家。
　　翻开雷振邦(一九一六――一九九七)的作品目录,结果一定会令你震撼:他的作品涉及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风格。他本人是满族,出身于优越、富裕的家庭,完全是靠着自我改造,完成了这一切。
　　雷振邦是音乐科班出身,作曲技法是在日本的高等音乐学校学的,早年搞交响乐,解放后才开始从事电影配乐工作。
　　雷振邦有记流水日记的习惯,一本一本记录着他每天在做的事,其中绝大部分内容,记录的都是他在采风、整理、构思、谱曲。他喜欢到民间采风,足迹遍布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有与十几个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经验。五十年代多民族题材电影,对雷振邦来说,为这些电影谱曲,首要的工作就是“深入生活”,搜集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只有在大量占有当地民族民间音乐资料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提炼出它们里头的精华成分来,加上自己对剧本和主题的理解,才有可能创作出符合当前人们审美习惯同时又具有传统美感的具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来。”(语出雷振邦,见丛宏志:《在雷振邦家过年》,二○○六,http://tsong816.blog.省略/)
　　雷振邦到乡下采风,绝非蜻蜓点水,而是一住数月甚至大半年。为了搜集云南民歌,他曾十赴云南,六进西双版纳。为了搜集景颇族民歌,他曾每次步行七十余公里,四上景颇山。为了创作《刘三姐》,雷振邦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广西,搜集来一千多首民歌,这些歌光谱子摞起来就有一尺多高。一九九七年雷振邦去世,女儿雷蕾发现,父亲留下满满一书柜音乐资料,每一个省、每一个民族的民歌民乐,都能从中找到。
　　除了《刘三姐》,雷振邦的代表作品还有:《芦笙恋歌》(一九五七)、《五朵金花》(一九五九)、《达吉和他的父亲》(一九六一)、《冰山上的来客》(一九六三)、《景颇姑娘》(一九六五)。七十年代中,一位知青这样回忆:在闽西大山插队的寂寞长夜里,油灯如豆,雷振邦的歌是小知青开口可得的慰藉……唱不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唱不完“蝴蝶泉边好风光”,唱不完“阿哥阿妹情谊长”……旋律如季风如晨风如晚风,优美地拂过白墙绿草,摇曳着火树银花,然后沐浴着我们微微发烫的面颊(郑启五:《雷振邦的歌》,《光明日报》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
　　一九六三年,为给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谱曲,雷振邦跑了喀喇昆仑山上的许多个哨所。但有几个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大、路况差而没去成。许多人劝他不要去,太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要去。
　　在向导带领下,雷振邦冒雪出发了。走了近一天,刚来到一个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便发生了雪崩,这一幕令在场的人都惊出了冷汗。
　　在这个哨所里,他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口中,听来一个故事: 在丝绸之路畅行的年代,有一位年轻俊美的塔吉克青年,加入了骆驼队,成为一名脚夫。从古都长安到欧洲罗马,漫长旅途绵延七千多公里。自从这个青年加入旅队后,丝绸之路便时常回荡着歌声。人们常常看到,一个面色苍白的塔吉克青年,骑在骆驼背上,一边弹拨着热瓦普,一边唱着动听的歌。 阿富汗喀布尔城有位公主,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他的歌声迷住了她,但却遭到国王的反对,两人被强行分开。塔吉克青年只能沿着丝绸之路继续漂游……终于,某一次歌唱之后,心力交瘁的青年倒在了沙丘上,没能再起来。他的遗体被脚夫们埋葬。第二年,驼队再从这里经过,朋友们想祭奠一番,可沙丘已被大风吹走……青年再也没能回到故乡,但他的歌却传下来,成为塔吉克民族的瑰宝。这歌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首带有舞曲风格的歌曲,雷振邦放慢了速度,并根据歌词句式的需要,做了旋律上的变化,成为今天这首充满决绝、热烈甚至有点惨烈色彩的爱情绝唱。“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还有谁,还有什么样的时代,能在情歌中写出这样的词汇?
　　完全是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雷振邦改词编曲)的激情冲动下,雷振邦写下电影中另一首插曲《怀念战友》。影片中,边防战士在暴风雪中被冻成了冰柱,但依然紧握钢枪守卫在国境线上,杨排长大喊:“向天空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让它们照亮祖国的山河!”多少人在这一情节中泪流满面。那是一个时代的神圣情感,真挚无比。
　　《怀念战友》(雷振邦词曲)超越了政治,跨越了时代,动容了几代人。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像那都它尔闲挂在墙上。/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琴师回来都它尔还会再响,/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见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啊,亲爱的战友,/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
　　这首歌的效果真像是雪崩。它的音符高飞低回,跨度、动态极大。有一名听众这样形容听这首歌的感受:
　　每次我听到“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永”字一出口,突然提高八度,声音如石破天惊,如气贯长虹,我总是有揪心的感觉,心突然一紧的那种感觉;随后又突然释放,或像被突然拉到一个悬崖边,感受天山雪崩,感受在一种天地之间生离死别相隔两重世界之间的回望……(冬歌:《名曲欣赏:让冬歌感动至今的雷振邦〈怀念战友〉》,冬歌博客http://chen-d.blog.省略)
　　雷振邦的作品优美抒情,轻柔婉转,但更见品格的是,它的柔婉中有壮美,优美中有英雄气概。他走了一条跋涉在民歌中的精英创作之路。无独有偶,同一时代还有一个人物,与之走了差不多相同的路,这个人就是刘炽。
　　雷振邦曾说,民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而要有艺术地提炼和加工。在这一点上,刘炽比雷振邦做得更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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