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画的政治与时尚
时间：2020-03-20 05:19: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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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画和政治高强度粘连，和时代零距离贴近。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宣传画对广大民众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作为一门无声的视觉艺术，宣传画曾经遍布公共场所和百姓家庭，鼓舞着亿万民众投身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如今，虽然宣传画已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大家对宣传画的那份记忆却永不褪色。
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
宣传画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宣传画，类型也特别繁多。其中有刻画英雄人物的宣传画，有反映工农业生产成就的宣传画，也有表现社会百姓生活的宣传画等，这一系列的宣传画很好地起到了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号召人民学习文化，扫除文盲，于是婆媳学文化，村民进课堂的宣传画就随处可见。1952年新婚姻法的颁布，自由恋爱、美满婚姻的宣传画就会张贴在城市的弄堂、乡村的农舍。上世纪60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了，好儿女志在四方，就会成为阶段性的宣传画主题；上海要建成一座工业化城市，于是造船厂的船台、钢铁厂的高炉、机床厂的车间，常常会成为宣传画中的场景。当时上海很多工业和科技的成果，比如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就成为了宣传画的素材。
农业学大寨时期，上海也出版了很多表现农民劳作和农业丰收的宣传画。画家钱大昕所绘制的《争取更大的丰收，献给社会主义》，就是宣传画中的经典之作，被选人新中国美术大系。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城市猪肉供应紧张，大力养猪成为市郊农业的重中之重，很多画家也在宣传画中大力画猪。上了年纪的上海市民都知道，当时为了支援农民养猪，大家自觉地将淘米水、烂菜叶倒进收集泔脚料的缸里，运往农村去喂猪。如今看来，这同时也是在提倡垃圾分类、宣传环保理念。
著名画家徐纯中觉得，他们这一代人是同宣传画一道长大的，街头上、教室里都是宣传画，而且一有政治运动就有宣传画，宣传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口号，还是一种艺术的力量。韩陈是上海无线电四厂的退休员工，他想起以前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总要大扫除，要重新布置一下，家里面必定要买几幅宣传画贴上去，宣传画实际上引导了当时潮流，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像跟上了这个时代。
当时宣传画张贴的地方很多，马路、街道、食堂、机关、走廊里面全布置着各种宣传画，所以宣传画的影响很大，对人的影响也很深。当年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如今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不仅仅是一幅幅宣传画的图像，还有一个时代的链接，一段人生的记忆。
上海是中国宣传画的创作重镇，1952年至1992年的四十年间，上海出版了1655种宣传画，总印数达6000多万张，涌现出一批像哈琼文那样的宣传画创作大师。
《毛主席万岁》：记忆最深的宣传画
1959年10月1日的上海人民广场，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盛大庆典活动正在举行。游行队伍里，一幅巨型宣传画迎来了万众瞩目——画中一位美丽雅致的中国女性，肩负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们深情地远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这幅宣传画借—对母女的形象，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化为了一幅生动的图像，这在当年以领袖人物作为创作题材的宣传画中是不同凡响的。
这幅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宣传画《毛主席万岁》的作者，正是新中国最为著名的宣传画画家哈琼文。2007年，哈老已是80多岁高龄，他对往事的记忆也已朦胧，于是便由他的女儿哈思阳帮着一同回忆这幅宣传画的创作经过：“因为国庆节快到了，出版社要组织画稿，就找到父亲，请他画国庆的宣传画，父亲就选了‘毛主席万岁’这个题目进行创作。”
其实，在这幅画的创作稿上，原先是有毛主席像的，后来，创作稿送审时，出版社的总编建议画面上不要出现毛主席的画像，哈琼文马上做了修改，画上了华表和鲜花。画家用母女俩深情的眼神和美丽的形体来展示人民热爱领袖的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时的画表现的都是工农兵形象，像这样表现一个穿着丝绒旗袍、戴着胸针和耳环的女性形象的宣传画确实很少。哈琼文当年是以报幕员的形象来做模特的，画面中的母亲抱着小女孩，让人感觉很温馨。这幅在人物造型上也突破了传统表现模式的宣传画，不仅成为了哈琼文艺术生涯里的代表作，也成为了人们记忆中最喜爱的画卷。
50多年前，当时还是姑娘的陈苹菁，从哥哥手中得到了这幅小小的宣传画，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的小画片依然保存得整洁鲜亮。“当时我觉得这张画片蛮好看的，虽然是一张宣传画，但是我觉得蛮吸引人的。当时好像都是比较革命的画比较多，这个画蛮生活化的。建国十周年人民的生活虽然是提高了，但也不是很富裕，那时候，人民就是向往美好的生活。这个画家是谁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一幅画是画得蛮漂亮的。”陈苹菁本来住在淮海路，结婚以后住到凤阳路，后来又搬到上海音乐厅附近，在音乐厅整体迁移之后，她又动迁到牡丹路的社区。每一次搬家，她都把宣传画和相册放在一起，四次迁居，她都不忘带着它。
在哈老的绘画生涯里，他还画过很多人们所熟悉和难忘的宣传画。哈思阳清晰地记得，父亲当年是用一种怎样的激情投入宣传画创作的：“就像现在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完全是凭着自己对国家的热爱，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全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创作的。”
当时媒体很少，只有广播，没有电视，所以宣传画就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宣传画的创作来得快，有的时候很紧张，前一个晚上画好，第二天就拿到游行队伍里去了。印刷也很快，过几个小时就可以送出去，游行队伍就会有宣传画了。
如今，宣传画虽然已悄悄地从人们的视野里隐退，成为了很多人的记忆，但却成为了宣传画爱好者和收藏家的藏品。在上海的民间收藏家刘德宝的艺术品仓库里，他把这幅画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集体的回忆。
2009年，在新中国60岁生日之际，这幅《毛主席万岁》的宣传画作为限量版，印刷发行了1000张，供人们珍藏。
宣传画也有“粉丝”
年近70的上海市民梁军是宣传㈣的爱好者和收藏家，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宣传画的“粉丝”。当年只有6岁的他是在一次参观苏联在上海举办的成就展览会上，得到了第一张小小的宣传画《帮助小同学》，从此，他便与宣传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50多年过去了，梁军终于见到了第一张宣传画的作者、年过90岁的老画家丁浩先生。梁军看上去有点激动：“我是1955年得到这幅画的，当时我才6岁，上面的标价是300元，是老版的人民币，300元就是3分钱。当时就是跟爸爸一起参观一个展览会，然后得到一个小的赠品，后面还有个图章呢。我对这张作品真的是爱如珍宝。后来就听说新华书店有得卖，那时候我有点零花钱就往新华书店跑。所以后来书店的叔叔阿姨都认识我了。凡是来了新的，他们都留一份给我。”
为了画《帮助小同学》，丁老先生到松江的车墩深人生活，现在的车墩影视基地，在他的印象中，当时就是土墩墩，真的是“车墩”。他同蔡振华两个人，住在茶坊的楼上，花了一个月体验生活。
丁浩在1956年还创作了一幅《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劳动》的宣传画，标题很朴实。当年的主流价值观念就是培养孩子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当年的孩子说得最多的两句话，就是做新社会的小主人和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老画家沈家琳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宣传画，至今人们都有深刻的印象。这张画是沈家琳在1964年画的，当时，出版社社长给他一个创作任务，请他画一张“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宣传画。接了任务后他正好出差去北京，经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他看到少先队员们正在那里举行活动，这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回到上海后，沈先生又深入小学去细心观察、捕捉形象，三个月后，完成了宣传画的创作。这幅画在当年可以说全中国的中小学里都张贴着。后来这幅经典的宣传画被中国美院所收藏。
如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戴红领巾、敬队礼的情景。虽然这些人都已五六十岁，都已经是做爷爷的人了，但他们还如此一往情深地回忆自己小时候戴红领巾、敬队礼的往事，尽管这在他们的儿孙辈看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其实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从记忆里去汲取一种生命的诗意和精神的源泉，而这些宣传画就会唤起他们人生的记忆。
《助人为乐》：人人学雷锋
这是上海一位收藏家的艺术品仓库，几十年来，收藏家刘德宝收藏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代的几千幅宣传画，如今看到这些年代久远的宣传画，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和温馨。其中，很多宣传画是人们所熟悉和难忘的，是百姓心目中的经典。
收藏宣传画要花钱，刘先生花了400元购得这幅上世纪60年代的宣传画《助人为乐》，画中所表现的内容，是刘先生的孩提时代，也是当年的少年儿童都做过的事情。刘德宝之所以觉得这张画值得买下来，是因为它使得他们这些人想起他们的童年时代，他们曾经做过的助人为乐的事情：“因为这样的典型太多了，捡到一分钱啊，拾金不昧啊，搀老爷爷过马路啊，过桥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把它收藏起来，也收藏一段历史。”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毛泽东主席及多位中央领导的题词和倡导，一位普通的解放军汽车兵成为全国学习的楷模，他就是雷锋。当年对于雷锋的事迹和精神主要是从书报中去了解和感受的，雷锋形象能为中国人民所熟悉并深入人心，就是依靠那些随处可见的宣传画。当时中国的电视还没有普及，宣传画就成了大众视觉传播的主要媒介。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李树德回忆起1963年：“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学雷锋，那个时候真正是崇尚英雄、崇尚正气，所以这个宣传画一出啊，简直就是一面旗帜，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教室里，两面墙上都张贴着，什么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啊，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等等宣传画，可以说是天天和雷锋照面，我们就是在这个影响下，都知道要做好人、做好学生、做好孩子。”
这些宣传画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当时青少年做好事做好人的范本。在那个年代，有些小孩走路老是看着地上，如果能捡到一分钱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的惊喜，因为把捡到的一分钱交给老师或民警，就是拾金不昧好孩子的证明。
上海上音演出公司副总经理肖建江回忆起童年往事：“我们班级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学生拾到一分钱，交给老师，最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年级的表扬，甚至于区里的表扬。我也老想，就是想找到这个一分钱。找不到啊，找不到我天天上课、下课是看着地上在走路，但是找不着。那么我想办法，我就向外公、外婆讨，外公外婆当然不肯了，不肯呢我采取啥办法？就是帮他做家务，扫地啊，拖地板啊等等，外公外婆给了我一分钱，最后我拿了一分钱是交给了老师，也得到老师的表扬了。所以我深刻地领会到，一幅宣传画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包括现在我也教育我的下一代要拾金不昧，要多做好人好事。”
虽然那个时候看似比较幼稚，但是在李树德心中，这些却是很真诚的行动：“那时我们一下课，都瞒着老师，偷偷地跑到武宁路桥，帮着当时农民进城的那些黄鱼车什么的，拼命帮他们推上坡，推上桥，还赶快跑回来，接着又推第二辆第三辆。”
当年青少年们学雷锋做好事，目的就是要做好接班人，而当年做好接班人还需要艰苦朴素的品质。老画家黄妙发先生就画过这样的宣传画。他说那个时候教育青少年要勤劳，爱劳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给爸妈增加麻烦。
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也是一个励志的年代，为国家建功，为人民办事的普通人都会成为时代的英雄，成为人民心中的“明星”，通过新闻媒体和宣传画的传播，他们的事迹感动了中国，也使人受用终生。
《做一颗红色的种子》：上山下乡
很多人还记得《做一颗红色的种子》的宣传画，它的创作者是宣传画大家哈琼文先生。这幅画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1955年，60位知识青年响应祖国的召唤，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垦荒。之后，好儿女志在四方成为那个时代激动人心的口号。
画中的女青年手里拿了一支麦穗。当时拿去审稿的时候，时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杨可扬老师说，这画意境是不是可以再深远一些，于是哈琼文在画面上加了一个展翅的雄鹰，就很形象地反映出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去的深意。画中的模特儿是当时在上海展览中心做讲解的讲解员，叫潘兰君，那时的她是一名中学生。如今的人们会透过往昔的宣传画去回望一个时代，而那个时代、那段历史就是由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命运组合而成的。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以上山下乡为题材的极富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宣传画，配合形势，应运而生。
胡厚娅当年就是这样的一位知青，她说：“他们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因为还小，读小学，到火车站就去欢送他们，一批一批地欢送，一天到晚就是送。欢送欢送，后来自己大了，就把自己也送出去了。”
很多人对上海知青中的英雄人物金训华的宣传画有着很深的印象。19岁的金训华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落户时，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被激流吞没。他的献身给上山下乡运动抹上了悲壮的色彩。当年，上海两位青年画家徐纯中和陈逸飞共同创作了这幅宣传画。当时画的时候只有金训华一张正面小照片，于是徐纯中做模特，陈逸飞为他拍照，拍的时候先用一面盆水朝徐纯中脸上浇，然后拍照再画。他开始画过四稿，起先是戴帽子的，金训华抱了木头在游，在喊，他们看了后讲好像是抬着一个木头在逃命，不是在救木头。那么木头摆到什么地方好呢？老远又不搭界。后来想到那木头是浪冲过来的，金训华以手顶浪，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而黄山茶林场的11位知青战洪图的宣传画也曾经感动和激励过一代知识青年，让亲历和见证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知青顾建华因此而立下志向：“我们当时就觉得，要向他们学习，就是工作当中也不怕苦，不怕累，我们那时在农场修水利，虽然当时雪下得很大，但因为一边做生活一边在出汗，这个雪落到身上统统融化，棉袄都湿光了，湿到棉毛衫。我记得，我们棉袄里面夹里都是旧的，因为那时经济条件比较艰苦，拿旧的染染它做夹里的，夹里的颜色也透到棉毛衫上面，一直做到回去，没有一个人会讲，哎呦我吃不消了，我要回去了。”
当年知识青年那份燃烧的激情，那份生命的张力，那种好儿女志在四方的豪迈气概，尽管持续时间不长，但也是他们的青春记忆。
1992年，哈琼文又创作了一幅宣传浦东开发开放的作品，构思巧妙，画作精美。他把南浦大桥的斜拉索比作一架矗立在天地之间的巨大的竖琴，一位新时代的美少女拨动琴弦，弹奏起浦东开发的东进序曲。但是，这幅画完成后，拿到新华书店去全国性征订，因为印数不足，出版社没有出版，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日子里，哈琼文先生创作的宣传画为全国人民所注目；1992年他创作的宣传画却无法出版发行。这标志着宣传画的时代过去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宣传画作为普及性很强的大众美术，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如果把各个年代的宣传画排序组合，就是一部形象的历史。宣传画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不仅唤起了我们的历史记忆，也会引发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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