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作家影视转化趋向研究

内容提要：在小说和电影呼应互动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作家主动加入到影视的行列。身处文化重镇，陕西作家以其雄厚的写作实力在影视创作上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创作出了一批既不失文学品格又符合影视审美取向的高质量作品，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介入为陕西和整个中国的影视创作都持续而有力地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资源。

关键词：陕西作家 影视转化趋向 制约因素 拓展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67-05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们进入到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影视剧凭借现代电子媒介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优势，很快成为最广泛、最时尚、最强劲的主流艺术传播形式，并呈现出巨大的市场效益。“银幕形象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比文学形象贫乏，影片在精神上的丰富多彩正是由于文学的成就而达到的。”[苏]C·格拉西莫夫：《电影导演的培养》，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131-132页。纸质媒体的衰微与影视媒介的兴盛，促使作家参与影视创作的热情越来越高。作为文学大省的陕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广大作家影视转化的集中地。

一、陕西作家影视转化成绩斐然

自改革开放以来，即使放在全国范围内来审视，陕西作家涉入影视创作都是最早的。

1978年，这是中国电视剧走出“文革”阴影，开始“新生”的第一年。这一年，作家莫伸的小说《窗口》被中央电视台搬上荧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被改编为电视剧的小说。

两年后，陕西电视台也开始制作电视剧，首部摄制的电视剧是改编自作家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

此后陕西作家涉足影视的势头加速，王宝成的中篇小说《喜鹊泪》，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和《五魁》，和谷的长篇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莫伸的长篇小说《尘缘》和中篇小说《生命在凝聚》，叶广芩的短篇小说《学车轶事》和中篇小说《黄连厚朴》，李康美的长篇小说《玫瑰依然红》，李春平的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袁银波的历史小说《秦宫秘史》，贺绪林的长篇小说《昨夜血雨》，都纷纷被改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0年，陕西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或者作家直接参与影视剧本创作的人达30多位，完成的影视剧本达150多部。

仅以2009年和2010年为例，陕西作家作品被改编就多达17部。其中有根据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改编的同名电影，根据高建群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改编的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根据吴克敬中篇小说《羞涩的火焰》改编的电影《羞涩》，根据李春平中篇小说《郎在对门唱山歌》改编的同名电影。根据作家同名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有吴文莉的《叶落长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

除过改编，不少陕西作家还担任编剧。仍以2009和2010年为例，莫伸编剧了电影《青春集合号》《春深似海》《黄土高坡我的家》，庞一川完成了剧本《胡杨女人》和《匪娘》。李广汉编剧了 《雪浴昆仑》。事实上，由于统计的疏漏和概括的难全，陕西作家作品改编的数量远不止于此。

如果从质量上来看，陕西作家对陕西影视创作的成长和发展贡献是巨大的。

1982年，王宝成的小说《喜鹊泪》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很快便获得全国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之后创作出电视剧《庄稼汉》、《神禾源》，电影文学剧本《女皇陵下的风流娘们》等，先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飞天奖等重大奖项。

1984年，路遥亲自改编的电影《人生》一经试映，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并一举获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奖等多项大奖。

1985年，根据贾平凹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的电影《野山》，获得第六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六项大奖。

1989年，根据莫伸的中篇小说《蜀道吟》改编的电影剧本《列车从这里经过》，在建国四十周年优秀电影剧本评奖中，与张艺谋和刘恒创作的电影剧本《菊豆》并列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1991年，和谷的长篇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被改编成电视剧《铁市长》，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殊荣，形成了一股“铁市长热”。

1997年，李康美编剧的《老城墙》获陕西省电视金鹰奖三等奖，《赴任》获中央电视台优秀剧本二等奖，《说话算话》荣获数字电影百合奖。李春平的小说《玻璃是透明的》被改编电影后，先后在2000年第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荣获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奖等奖项。李广汉根据其小说《黑棉袄》改编的电影《正月十五唱大戏》，获第三届中国电视电影百合奖、第九届中国农业电影电视神农奖。至于大型电视剧《保卫延安》播映后，更是好评如潮并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大秦帝国》从网络热播到电视荧屏，使得“秦旋风”迅速刮起，并日趋强烈。

不难发现，陕西几乎所有出色作家都介入了影视，不仅为陕西，而且为整个中国的影视创作都持续而有力地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资源。

二、得天独厚的文学底蕴是陕西作家影视转化成功的关键

中国影视剧发展的早期，独立的剧本创作力量很弱，绝大多数优秀的文学创作者都在小说这片土壤上辛劳耕耘，因此它必须依靠队伍庞大并且功底深厚的作家队伍发展自己。并且恰恰由于有文学基础垫底，造成了通过作家优秀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屡屡获得成功。根据作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牧马人》，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莫言的《红高粱》；电视剧有：老舍的《四世同堂》，叶辛的《蹉跎岁月》等等。仅以陕西为例，无论是早期王宝成的《喜鹊泪》，还是中期路遥的《人生》和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孙皓辉的《大秦帝国》——只要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很多都是如此。

陕西是一个文学大省，作家们普遍具有深厚的文学基础和写作功底。也正是缘于这份厚重，他们一旦进入到影视创作领域，立即焕发出巨大活力。以作家杨争光为例，他创作的电影《双旗镇刀客》《杂嘴子》《验身》《How Harry Became a Tree》《黄沙·青草·红太阳》《征服者》《沙镇的故事》，电视剧《关西无极刀》，都无一例外地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尤其是他参与编剧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广大观众中产生强烈反响。多次成功的尝试，使杨争光在成熟作家的基础上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一名魅力十足的优秀编剧。

而叶广芩则是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陕西作家。除小说《学车轶事》被拍摄成电影《红灯停绿灯行》外，她的中篇小说《黄连厚朴》和《你找他茫茫大地无踪影》分别被改编成电影《黄连厚朴》和《谁说我不在乎》。她的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采桑子——妻室儿女》。电视剧《家族》《全家福》《青木川传奇》都是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

在陕西众多的作家中庞一川的影视创作非常成功，他以豪放的笔力和无羁的构思，在影视创作上独辟蹊径。他创作的《关中匪事》《关中秘事》《关中男人》《关中女人》《软弱》等多部电视剧，屡屡创下高收视率。其中“关中系列”剧在全国掀起收视热潮。《上门女婿》成为各家电视台抢购剧目。

无论在影视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上，也无论涉入影视创作的广度和深度上，莫伸都堪称陕西作家中突出的一位。截止2010年，莫伸除《蜀道吟》《生命在凝聚》《尘缘》等小说被改编外，仅他编剧并拍摄的电视就达8部逾百集。他创作的电影剧本达到16部。还多次出任导演。1998年，由他编导的《东方潮》，获全国第十八届大众金鹰奖提名奖，国家广电部电视剧制作技术质量二等奖。

关于文学对于影视的意义，张艺谋曾真切的谈到：“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家们，感谢他们写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好作品……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李尔葳：《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20页。

三、作家介入影视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必然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视觉化”旋风的裹挟下，越来越多的人们钟情于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影视文化欣赏。据2006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1999年首次调查时，国民阅读率为60.45%，2003年为51.7%，2005年为48.7%，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调查得知：2005年，在识字的成人群体中，有51.3%的人连一本图书都没有读过，这一比例首次超过半数。韩阳：《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初步成果发布》，《出版参考》2006年第13期。读者群骤然缩减，传统的纸质文学渐趋式微，为了保证自己作品价值的最大化，新兴的影视就迅速成为作家们的一种创作选择，毫无疑问，这是作家面对时代作出的自适性改变。

目前我国年产电影大约400部左右，电视剧年产大约在15000集左右。据调查，目前上海民办和国有机制的影视制作公司约有五六百家；北京影视制作公司逾千家；而陕西西安这样的二线城市，竟有185家。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催化力量，为更多的作家作品影视转型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许多文学作品正是在改编成影视剧之后才开始畅销的，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刘恒的《菊豆》、陈源斌的《万家诉讼》，都是如此。不仅如此，许多沉寂多年的作品也都是经由影视的传播才“重见天日”的。影像作为“科技、传播与艺术性的联姻，是通俗文化、教育与娱乐性的互渗：在传播中不断输送新思想，新知识，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金丹元：《“后现代语境”与影视审美文化》，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187-195页。当影视化能够强有力地为文学拓展生存空间时，一大批敏锐的作家立即本能地希冀通过它来赢得读者和阵地，并从内容、形式、技巧等各个方面积极地向影视靠拢，几乎是在悄然不觉中，就形成了一股作家影视化集结的趋势和潮流。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56页。如果说，影视业的迅速崛起对作家们形成了强大吸引，那么与此相反的是，书籍出版的市场化正不留情面地把作家们朝外推，当许多作家深为作品的出版感到痛苦之际，影视创作不失时机地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不仅如此，出版部门常常将作品推荐给有关的影视公司。有的出版社甚至与影视制作机构联手，先出影视作品，再出书籍，完全是个统一的“体系”。

陕西作家介入影视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外部环境对写作所起到的推促作用，更不能否认生存的需要是一种创作的动力。当然，陕西作家涉入影视创作的缘由也绝不仅限于生存压力。对更多的作家们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影视除了经济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高收获。江苏作家周梅森虽然于1983年就登上了文坛，也写出了很多出色的作品，但他广泛地被读者和观众认可，则是在90年代后期。这期间是他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高峰。《人间正道》《绝对权力》《中国制造》《国家诉讼》等电视剧在为他的小说打开销售渠道的同时，也迅速为他本人扬名。影视创作中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促使作家们参与影视创作，甚至与导演联袂打造热门影视剧的热情持续地得到提升。

四、作家影视介入及转型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尽管陕西作家影视转化时间早，但直至今天，许多作家却屡屡“触电”又屡遭“电击”，以至望“电”生畏。究其原因，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

1.影视文学的多重门槛

由于影视空前的覆盖面和巨大的影响力，整个社会对影视播映各个方面（政治、政策、文化、道德伦理等等的）限制远比纸制的文学严格得多，剧本能否顺利地搬上荧屏，会受到各种难以确定的因素影响。这无疑为习惯于“天马行空”的作家们设置了多重门槛。不少写出过成功小说的作家们一旦握笔写剧本，立即感到力不从心。不仅如此，由于小说写好之后，发表和出版的渠道相对比较多，因此总能够找到一个尽管不理想，却多少能够聊以自慰的出路。影视剧本则完全不同，一旦不被看好，就弃如废纸，再无出路。这种成则名利双收，败则一名不文的结果，使得作家们对影视始终怀有一种既想沾手，又怕被刺的担忧。

2.强大的影视话语霸权挑战着作家的意志

作为一种新兴的主流媒体，影视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话语霸权，不可避免地会使作家们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式受到束缚，甚至受到很大的伤害。在当今电影和电视剧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追求收视率已经成为衡量一部影视剧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尺。这种追求一旦越界，那些过于人为、离奇的悬念，甚至若隐若现的暴力和色情，往往对作家们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使得一些作家们要么忍痛放弃，要么屈身变形。目前我国影视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一些投资者甚至导演事实上文化素质很低，这就导致他们对艺术作品的把握和判断常常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同样是路遥的作品，《人生》由他自己改编，并由导演吴天明执导，结果大获成功。而他那部获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则远没有这样幸运。作品经改编并播映后没有引起任何观赏的波澜。同样，杨争光的《小刀客》为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但其他一些作品，却远远没有达到《小刀客》所能达到的艺术效果和艺术境界。而叶广芩在作品被改编的过程中，与导演意见不一致时的争辩就更是屡屡发生。这使作家在影视创作的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更多的作家们充满了矛盾的心情，既激情满怀，跃跃欲试；又且战且探，欲进还退。

3.拘囿于相对狭小的农村题材领域

一般来说，文学艺术作品在表现自我，再现生活的选择上总是由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审美志趣所决定的。陕西作家有着大量农村生活的积累，也有着热爱乡土的如缕深情，这使得他们创作的关注点往往投放于本土，并且相当一部分热衷于眷恋陕西历史地域的原生文化状态。按理说，这原本是陕西文学的一大优势，然而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我们可以说佳作迭出的陕西文学，是一次农村文学的盛宴。但是在全球化的境遇中，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文化和文明必将成为陕西作家不能回避的书写领地。作为西部桥头堡的陕西省省会西安，既不同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也有别于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还不同于开放程度很高的广州，它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风情和特点，但陕西不少作家却始终热衷于在相对狭小的农村题材领域徘徊。对纯粹的小说写作来说，这或许不是坏事，但是具体到影视创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一般而言，无论小说还是影视剧，城市题材、青春题材、热点题材往往更吸引今天的观众。也因此，改编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意味着更大的投资风险。这就造成了许多影视制作机构宁可花钱去请那些善写风花雪月的三流写手，而不愿邀请充满艺术情趣和思想追求的作家来完成剧本创作。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潮流的强迫，也是艺术的遗憾，还是眼下无法改变的现实。

五、作家影视转化的可拓展空间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影视吸收小说的能量以激活自身，而小说则借助影视巨大的传播力获得扩展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对双方都是一次值得的选择。”高卫红：《从小说文本到影像世界》，《电影评介》2006年第9期。作家通过影视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既是一项非常诱人的活动，也是无可非议的选择。如何最大程度地弱化并逐步消除作家影视转型中的不利因素，使作家在影视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呢？

1.拓展创作视野，提升文学作品质量

文学是影视剧的母体，足够的文学精神和品格是评价一部影视剧的重要标准。目前中国影视剧数量虽多，但优秀作品仍然很少。究其原因，核心在于文学品格的弱减。

陕西作家具有强烈的写作神圣感，尽管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这被一些理论家批评为某种意义上的守旧，但至少在现阶段，在文以载道仍然深受广大读者所拥戴的今天，这绝对是优点而不是缺点。质量永远是陕西作家介入影视最大的优势，也是陕西作家能够获得影视创作丰收的最重要条件。“一个导演如果对作品的文学价值不能充分领会，不把千方百计地去体现这些文学价值看作自己的最高任务，那所有的电影手段的运用就不免止于形式的卖弄。”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在一次导演总结会上的发言》，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23页。除此而外，将创作的视野放宽，不断开拓新的创作领域，把手中的笔墨更多地投向更具当代特色的区域，相信持之以恒，最终将会使陕西作家以更加自信也更受欢迎的姿态步入影坛和视坛。

2.重视影视化技巧，尝试编写好的剧本

对具体的作家来说，进入影视创作可能会是一把双刃剑，即可能使作品表达得更有力，也可能造成某种创作才华的缺损甚至衰竭，这就需要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改编时，在大众接受的共性和自身风格的个性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作家必须强化自己写作影视剧本的技巧，要懂得影视和文学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必须正视并着力实现技术领域内的跨越。

从前，许多作家不认为影视剧本也属于文学，认为真正能够代表文学水准的是小说。但是严酷的事实已经越来越向作家们证明，影视剧本不仅属于文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标准更高，要求更苛刻，逾越更困难的文学。“电影显然对小说（包括长篇和短篇）有巨大的影响。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的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第302页。许多作家正是在影视化的实践中才逐渐认识到影视剧本写作的艰巨与复杂，从而狠下功夫，自觉地吸收影视剧的手法，最终实现了由作家而编剧的兼并和吸纳。

3.继续优化作家影视转化的外部环境

此前若干年中，陕西省广电厅始终坚持着每年一度的优秀影视作品、编剧、导演和制片人的评选和奖励制度。正是这些持之以恒的评选措施，激发着广大影视从业人员不断地开拓新领域，从而实现了陕西影视产业的不断壮大，为陕西作家介入影视创作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而陕西省委省政府更是每年都拿出至少三千万元，专门用以扶植文学艺术的创作，这其中投入资金量最大的就是影视。不仅如此，2009年，陕西省委宣传部在诸多的文学艺术品类中，还面对全国开展了优秀影视剧本的征集和评选工作。

随着人们对文化软实力的认识不断提高，建设文化强省和强市已经是全国各省市的共同追求。在诸多的文化产业中，影视业是最重要的突破口。无论从文化产业的做大做强，还是从鼓励作家走出封闭的象牙塔的需要，各级政府都应当努力依托现有的影视框架，激励作家们更多更快地介入影视创作，从而也使艺术大众化能够成为现实。“艺术的大众更多的是指艺术相对于过去为更多的人接受，满足更多的人各个层次的心理需要，特别是高层次的心理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大众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阎笑雨：《大众文化的社会心理基础》，《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影视主管机构应当努力整合现有资源，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是采取重点培训的方式，对作家介入影视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而影视制作机构，则应当从操作的层面上多想办法，利用各种社会渠道与作家相互走近，帮助作家增进对影视市场的了解，最终达成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作家影视转化创造出一个和谐和活跃的好环境。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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