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背景下伯格曼电影中的神话思维
时间：2020-04-24 05:16: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出生于瑞典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他的一系列重要影片开辟了电影表现的新天地，展示出了电影艺术的新手法，对于现代电影艺术的发展和影视语言的革新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开创了“主观电影”和“哲理电影”的先河。由于伯格曼受个人成长环境的影响，他的电影总是充斥着宗教意味，也使其作品有了其他导演作品所不具备的宗教内涵。本文将讨论宗教背景下的伯格曼电影，探寻基督教文化和伯格曼电影之间的关系，解读伯格曼电影中蕴含的神话思维。
关键词：伯格曼电影；基督教文化；现代性
伯格曼出生于1918年的瑞典，父亲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派教徒，担任过教堂和瑞典皇家医院的牧师，母亲是一位精通多种语言、教授法语的知识女性。在宗教气氛中成长，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把自己对于生命的解读表现在他的影片当中，并将基督教文化融入其中。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督教的世界观及其经典——《圣经》中的题材、故事，甚至表现手法，都成为各个门类的艺术家创作的重要题材，电影也不例外。这一重要的母体更加深层次地体现在伯格曼的电影中。
伯格曼作为一个电影和戏剧导演，在他的电影里表现出了自我和一个时代的精神。更加可贵的是，伯格曼把他个人对基督教的思考融入他的电影中，挖掘人性、表现世俗的恶，追寻在当代西方社会基督教之于人的意义。在他的电影中，基督教的表现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在探讨多重主题之前，必须认识到伯格曼电影的三个基本的主题：存在的痛、个人的孤独和失落感；生与死，善与恶的矛盾对立；人与上帝的关系，人在不断的追求神灵。伯格曼在充当旁观者的同时，对上帝的存在发出了无声地质疑。这些主题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白昼与黑夜、春夏与秋冬、欢笑与眼泪、睡眠与苏醒、爱与恨，都通过极具风格化的作品展示在我们面前，凸显了伯格曼电影个人化的色彩和他本人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领悟。
1 “原罪”意识在电影中的反映
“原罪”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据《旧约·创世纪》记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正是因为偷吃了禁果，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因而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以后，亚当的罪恶传子传孙，所有人与生俱来都有罪，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而在伯格曼的电影中，这种原罪意识集中反映在人物童年里。对童年的关注，以童年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是伯格曼电影作品的一个不变的主题，这和他特殊的童年经历有关，也与他后来的电影观念有关，即父母与儿童的关系，这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想法，使得伯格曼电影打上了风格化的烙印。在伯格曼的电影中，儿童总是生活在一个受折磨的天真世界中，被一群扭曲的成人包围着，这些成人不愿意和儿童交流，由于对大人世界的不了解，儿童学会了用偷看偷听来了解世界。于是有了电影中的独特视角，儿童的好奇心和冲动使问题变得个人化。伯格曼电影中的孩子总是不断地在试探，试图了解这个成人世界并与之进行交流。从这一层面看，在伯格曼看来儿童的世界显然比成人的世界要纯洁得多。他认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儿童必须要去触及成人世界的真实，要么向现实妥协，要么在恐惧和孤独的陪伴下走向成年，直至孤独终老。由儿童的视点切入成人的世界，并表达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状态，孤独、痛苦、失落，急于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却只能以悲剧收场，与社会的主流脱轨，少于交流的失落感等等，这些主题在伯格曼的大部分电影中都有涉及。即使是在那些看上去和孩子无关的电影中，也隐含着孩子对成人世界的批评，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也被诠释得淋漓尽致。如果不是人的原罪，那么他们的童年是不是就可以快乐一些，阳光一些；如果不是与生俱来的原罪，成长的过程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堪？正是因为缺乏交流，儿童们才一次次地去探寻，从而引发不良的后果。这种内在的潜意识在《野草莓》《处女泉》《犹在镜中》得到发展，并在《秋天奏鸣曲》和《芬妮和亚历山大》中达到高潮。
1.1 生死对立的主题
关于生与死、善与恶的对立关系，一直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所有传统主流叙事电影中，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二元对立话题。但是，在伯格曼的电影里却有了另外一种独特的表征，在他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如《危机》《夏日插曲》《处女泉》《芬妮和亚历山大》等，并集中体现为人物在面对死亡时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的矛盾纠葛，以此来构建出影片的戏剧冲突。由此可见，伯格曼偏爱的是人物的感情流露，他热爱死亡，可是他又惧怕死亡，所以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都命运坎坷。伯格曼的主人公多半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教授、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等等，透过人物的命运来描绘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形象，并反映出自己对于人性的思考和现实世界的批判。不难想象到，一个从小就在牧师家里长大的人，一定从小就听过很多的生死轮回的故事，他看着父亲主持葬礼、婚礼和洗礼，看着人一出生就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挣扎成长，结婚生子，最后死亡。死亡也是《圣经》的最基本的关键词，关于死亡，圣经里说到三种，一是肉身的死亡，二是灵性的死亡，三是永远死亡。《圣经》中这些关于死亡的论述非常具象地呈现在伯格曼面前。在《第七封印》中，骑士布洛克刚刚参加了十字军东征回来，他认识到这场宗教的战争是多么荒诞，战争的毁灭感使他开始怀疑人的存在，然后他碰到了死神，并开始和了和死神的对弈。与其说布洛克早就意识到死亡一直在他身边，不如说他对自身存在的怀疑使自己永远摆脱不了死亡的阴影。布洛克试图用理性超越死亡而感到罪恶深重，于是来到教堂，影片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骑士和死神跳起了庄严地舞蹈，他最终救出了魔术师一家，就好像是上帝的化身——耶稣，来承担整个人类的罪恶。《呼喊和细语》则叙述了从濒死的姐姐阿格尼斯到葬礼结束的这一段时间姐妹各自的生活，姐妹之间充满隔阂，难以沟通，阿格尼斯企图缓解姐妹之间的关系却徒劳无功，直到她离开人世两个妹妹才幡然醒悟。伯格曼大胆地深入人性里最黑暗的角落，直到人死之后才揭开这一层伪善的面纱，把观众带进无尽的思考中。
1.2 在无尽的旅途中反思上帝的存在
“我的一生都在跟上帝的关系问题作斗争，这些问题既折磨人也令人不快，信仰与信仰的失落，惩罚，恩典与拒斥，对我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1]伯格曼曾这样说道。他在作品中不断的论述人与上帝的关系，并且大胆质疑上帝的存在，这使得伯格曼的电影打上了哲学的烙印，从而也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如果一个人信仰上帝，那么在他的生活中就不会有精神世界的痛楚，如果一个人不信上帝，又怎么去面对一个个抽象烦人的问题？而其中最为痛苦的，就是对于这种信仰的不确定感，作为一个公开的怀疑论者，伯格曼的世界观正是以这样一个不确定感为特征的。这种不确定感，在他许多影片中找到了发泄的出口。《第七封印》中骑士与死神的对弈，正是一个凡人对于信仰的大胆挑战，骑士在信仰上帝与放弃之间挣扎，不断地受到自己精神的折磨。他自言自语“为什么我无法杀死心中的上帝，为什么他要以这种痛苦的方式存在于我心中，即使我如此的诅咒他并想把他从心中驱逐？为什么，他什么也不是，只是我无法抖落的现实的幌子？我想要知识，而不是信念。”
与之相对应的是，伯格曼总是把质疑上帝的主题融入一段旅途之中。他的电影大多数都在讲述一段旅途，在旅途的过程中，涉及他的个人思考：人与人的交流是否可能、自身的存在是否有价值、上帝冥冥中是否存在等等。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如《沉默》《裸夜》《羞耻》《处女泉》等。在《野草莓》中，观众看到了另一个在生命的晚年意识到自己荒芜一生的人，伊萨克教授在路上搭载了两个少年，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使他想起自己的初恋情人，他开始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冷冰冰的、充满野心的人，而两个少年一个是神学学生，一个是医学学生，他们一直在争论上帝的存在。
关于上帝的结论，在伯格曼的许多电影里，只有在一个人物遭到打击，以至于真的双膝跪地屈从于上帝之后，对上帝的信念才能得到确认，这一点在《处女泉》中表现得最为直观。女孩在去教堂的路上遭到强奸和杀害，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上帝的讽刺，女孩的父亲发现后，他立刻抛弃了基督教信仰，成为一个发怒的异教徒，他不仅杀了那两个牧羊人，还杀了他们的弟弟，尽管他与案件毫无关系。然后，他跪在女儿身边，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和牧羊人一样的罪行，他跪下来向上帝祷告，女儿躺着的地方冒出了泉水。
总之，伯格曼从未停止过对于上帝的探讨，无论是影片中的人物，如牧师、神学学生、死神；还是场景，教堂、钟声，他将上帝与信仰放置在了人与人之间，从而传递出一个极度个人化导演眼中的世界。
2 基督教文化中的神话思维与伯格曼电影的镜头语言
2.1 视听语言的独创性
基督教仿佛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幻影，从古至今，它左右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信仰，反映在电影中，人性的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教的神话思维。基督教主张救赎，上帝为了拯救众人，化身耶稣，为全人类背负十字架，用自己的鲜血洗净人类的罪恶，并将上帝的真理告诉人类，使人类得到真正的救赎。除此之外，基督教的神话思维归根结底是无罪的人升入天堂，有罪的人堕入地狱。这些都体现在伯格曼极度风格化的镜头语言中，《第七封印》开始，伯格曼不断地进行革新性的探索，打破传统的叙事方法，采取多线索的复杂结构。《第七封印》不仅继承了传统电影的手法，还吸收了德国表现主义风格。他把纪实性与绘画性、神怪元素和生活的真实、哲理和隐喻结合起来，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雄鹰翱翔的画面是与《圣经》的联系，而黑白灰的色彩又映射出人物的内心，镜头中的骑士脸像雕塑一般，与死神平起平坐的对弈，表现出了时间、时空的对话。《夏夜的微笑》中，讽刺搞笑的情节，在蒙太奇的渲染下，成为遮挡伤口的工具，月光下的湖水和天鹅构成了极富浪漫主义的画面。除此之外，伯格曼还使用镜头圈定人物的喜怒哀乐，人物的对话、独白、手势都十分夸张，表现出伯格曼对人物的关怀。《处女泉》采用了传统的戏剧结构，通过紧张曲折的情节，尖锐的矛盾冲突，讲究的画面构图，使得影片极富表现力，成为伯格曼少数令一般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而其中父亲跪地的镜头更是背对画面，引人深思，表现了对上帝无声的控诉。
2.2 隐喻和象征的运用
隐喻和象征是伯格曼的重要表现手段，尽管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说，他从不运用象征。在《野草莓》中，“噩梦”象征着主人公末日的临近，挂钟没有指针，表明人物的时间已经完结，指针对他已毫无用处。野草莓作为老人最喜欢的东西，象征着一切美好的事物：生命、青春、爱情、幸福、光明、理想等等。在《野草莓》中，伯格曼追求的这种超现实气氛借由完美的摄影得到最好的表现，阴暗朦胧的照明、奇特的拍摄角度、色调的不断变化，反映出主人公焦灼不安的心理。再如，《芬妮和亚历山大》，作为伯格曼生命中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一直占据着比较特殊的位置，自传性的色彩有童年纪事的特征，也是处处充满着隐喻。海伦娜和艾米丽的住所之间有一道门，象征着难以沟通的人际关系，剧院象征着与外界隔绝的世界，主教象征至高无上的上帝，艾米丽离开剧院的悲剧隐喻了伯格曼对宗教的看法，而那扇门在最后的时候打开，隐喻了人和人之间隔阂是可以被消解的。这不仅从宗教的色彩方面对人性进行了鞭挞，而且反映了救赎这一永恒的思想。
3 基督教文化对伯格曼电影的总体影响及其启示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承载着历史，也寄托着未来，作为打量世界的一个窗口，它在某种程度上忠实地继承着耶稣的主旨：引领人类走向光明。从基督教与人类的关系探索西方的电影语言，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宗教，传播宗教的思想。从另一方面而言，世界大师们对于基督教的思考从未停止，从费里尼到希区柯克，从塔尔科夫斯基到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直如此。而作为世界大师的伯格曼，其电影观念典型代表着西方电影人对现实世界的困惑，是反思人类文化一个最好的表征。他一直在反复的思考，生命与死亡、性与死亡、上帝与死亡，在生存还是死亡的思考中，描绘出爱的真谛，阐释出最普通的人生哲理。所以，伯格曼通过影像传达的思考是其他电影人所望尘莫及的。他作为一位充满了矛盾的艺术家，在电影的殿堂里，一直占据着一个不容忘却的位置。他的作品伴随他的一生凝固成了历史，这既是他的影像历史，也是他角色的历史，同时，更是他自身的个人历史。他一直走在自己所选择的唯一道路上，通过光影书写出自己的坚持和信仰，传达出自己本能的思考，使幻想成为真实。他既说是也说非，祈求上帝的同时又辱骂他，使真理在谎言中诞生。他一生不断的相信，质疑、肯定、否定，给电影艺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和上帝的“对弈”过程中，通过影像表达出了他对于所有世人归属感的担忧。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伯格曼，他的思想意识源于基督教思想，尽管他的作品常常以反叛的思想出现，却从未脱离基督教。所以，伯格曼并不孤独。
参考文献：
[1] 英格玛·伯格曼.魔灯：伯格曼自传[M].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
[2] 英格玛·伯格曼.伯格曼论电影[M].韩良忆，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 沈语冰.北欧电影哲人：英格玛·伯格曼[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 邵牧君.西方电影史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 郑雪莱，等.世界电影鉴赏辞典[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6] 约瑟夫·马蒂.英格玛·伯格曼[M].何丹，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7] 李娜.电影中的基督教主题[J].电影评介，2008（5）.
[8] 林国淑.宗教背景下的英格玛·伯格曼及其现代派电影[J].电影文学，2007（9）.
作者简介：张宇（1989—），男，甘肃天水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电影电视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类型电影和电影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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