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徐迟:从生命的幻想到现实的梦想 幻想计划官方网站
时间：2019-02-12 05:33: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幻想 现实 梦想 摘要:徐迟的诗歌创作明显地断裂为前后两个时期,从早期濡染西方现代风、沉醉于自我生命体验的呢喃的私语,到后期站在“人民”的立场、忘“我”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摇旗呐喊,从绚丽的颓废到单纯的明亮,从生命的幻想到现实的梦想,不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具有自我生命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诗学立场的主动转型,也是受孕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新诗在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自我否定、更新的一段历程。
在文学史上,诗人出身的徐迟是以散文家问世的,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是报告文学。从诗这种最精粹的文学形式到离文学较远的边缘文体报告文学,从早期濡染西方现代风、沉醉于生命自我体验的纯诗诗人到站在“人民”的立场、忘“我”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摇旗呐喊的大众诗人,这个大幅度的转变,既是时代社会对他的诗人身份的稀释和改写,也是他作为一名具有社会承担意识和自我生命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诗学立场的主动转型。尽管这种主观上想拓展诗歌表现领域、增加诗歌的现实力量的探索实践在客观上使作家的诗歌创作难以为继,其诗人身份在文学史上几近消亡,然而,启示却是深远的,它触及到了新诗发展史上一些诸如诗歌的心灵性情感性与现实关怀等重要的诗学问题。徐迟从诗到散文,从呢喃的私语到时代的号角,从绚丽的颓废到单纯的明亮,从生命的幻想到现实的梦想,不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也是受孕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新诗在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自我否定、更新的一段曲折历程。
一
徐迟的诗歌创作转型固然是和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然而,他前后期截然不同的诗歌路向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内在的扭结和线索,还有没有属于徐迟个人一以贯之的东西呢?总体上看,徐迟的诗歌风格比较明丽、轻快,无论是早期生命的情歌恋歌,还是后期时代的战歌颂歌,都离不开“幻想”这个核心元素。“诗是个人未满足的欲望在想象中的实现”{1}幻想孕育了诗歌,诗歌长养了幻想。在徐迟这里,诗就是一片幻梦的天空,是现实世界中受压抑的生命冲动的自由释放。徐迟主要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诗集《二十岁人》和《明丽之歌》就带有他的出生之地江南水乡的幻梦色彩,充满了生命的幻想和热情。江南的诗性文化空间是诗人幻想的发源地,“在故乡的居住处,感情与诗奇怪地融合了”(《苕溪的溪水上》){2}。诗人幻想的对象是美,“我是喝了这样的水长大的,因为养成了这样的性格,对于美的贪馋,定眼凝视的习惯”(《苕溪溪水》)。美,既是外在的物质形态的美,更是思想的美和情感的美,或者说,是一种适性怡情的美的生命情调。“二十岁人”时的徐迟血液里沸腾着对爱与美的贪婪和欲求,那些青春生命的恋歌多是以极富有生命质感的“美人”意象来体现的,如“夏日,多的是风姿绰约之女”(《夏日小景》),“木叶已是他们的浮雕的女体了”(《木叶的雕琢》),“变为七种颜色的女郎,七个颜容和胴体的女郎”(《七色之白昼》),“爱笑的少女,十指抓着水波的大钢琴,奏出六十四分音符来,六十四分音符的笑”(《六十四分音符》)。“美人”意象代表美的情愫,实际上是诗人渴望那样一个有别于现实的情的温软的世界,情窦初开的青年那梦中的女郎,代表诗人对理想的幻梦和追寻。
徐迟早期受冰心、戴望舒等浪漫主义抒情诗人以及同时期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以感觉、情思作为表现中心,善于捕“风”捉“影”,心理感觉活跃,情感充沛,色彩丰富,意象新奇,想象跳跃,表现为绚丽的颓废。选择的意象群从乡村到城市,从具有物质形态的令人生梦的月、水、桥、树、花等,到具有情感性心灵性的梦、幻想等,可见,这一时期诗人的心灵是自由鲜活的,幻想的天地是无边无际的。诗人毫不讳言自己对幻想的热忱和痴迷:“我是一个多幻想的少年”,“我的梦比积雪还要深得多”(《静的雪,神秘的雪》)。而《明丽之歌》的“整个集子,从幻想出发而和我一起到了大草原,动物院,咖啡座,音乐会的”,“我只赞颂了幻想!还是只赞颂幻想的。幻想是如此之遥远而又是如此之接近的。我宁愿人说我是一个骗了自己的说谎者”(《明丽之歌・自跋》)。正是过于发达的幻想酿就了他这一时段诗歌的斑斓色彩。
徐迟早期的诗歌是向内的,有着强烈的自恋倾向,是自我的放大。“我,日益扩大了。我的风景。我!倒立在你虹色彩圈的IRIS上,我是倒了过来的我。这‘我’字的哲学呵。桃色的灯下是桃色的我。向了镜中瞟瞟了时,反我的我,忠实地站到琉璃别墅的窗子前。我安憩了,或者在昼梦吧,我在苦恋之中辗转反侧。于是,在梦中,在翌日,我在恋爱中栽了跟斗。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已日益扩大了”(《我及其他》)。诗中那个横七竖八的“我”字,恣肆狂放,是个人在艺术中的自我扩张和放大。在现代都市的光电声色中,表达一种现代的情绪和冲动,富有青春的动感和节律。
二
在徐迟诗歌的幻想世界里,我们很难读出那种生命的疼痛感和现实的沉重,只有在类似序跋的文字里,才有所流露。如“命运用猎刀开我的心的玩笑,/一个弄火的孩子,/终至于灼伤了自己”,“今日才知道/辛辛苦苦灌大来的/理想树/是产苦果的”(《明丽之歌・自跋》)。徐迟深切地感受到了诗歌和文学对他的“伤害”,在晚年弃世前还总结自己人生的错误之一就是不该搞文学。徐迟的悲剧,实际上是一个诗人与生俱来的不可抗拒的悲剧。诗人,不只是一种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与现实相背离的存在方式,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是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但在诗的自由王国里却可以尽情翱翔。正是诗加大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文字在无限地接近那个心理的幻梦世界、使感觉更加敏锐的同时却也更加深了精神的孤寂和苦闷。那些不能入诗的现实焦虑始终是徐迟迫切想要祛除的一块心病,而诗这种精粹纤细的文体形式显然不能承载越来越复杂深广的社会思考。徐迟一度对诗歌这种吟风弄月的“奢侈的艺术之女神”产生了怀疑,在《二十岁人》原序中,这种怀疑就初露端倪了:“眼前放着这样的世界,我却‘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地活着,而这世界还有几个读着这‘我我我我我我我我’这一类东西的人在,那就仿佛是鬼一样的僧道的瘦削的脸,在幻想着莲花座与琉璃世界一样。”
徐迟深感到诗歌在现实面前的自闭和无能,企图重建一种更强有力的诗歌,改变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对峙关系,实现诗内与诗外的对接和重合。“将来的另一形态的诗,是不是一些伟大的epic(史诗),或者,像机械与工程师,蒸汽,铁,煤,螺旋钉,铝,利用飞轮的惰性的机件,正是今日国家所急需的要物,那些唯物得很的诗呢?”在愈演愈烈的抗战形势的感召下,在接受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观念后,徐迟真诚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新生”,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毅然“放逐”了前期那个扩大了的抒情自我,洗“心”革“面”,皈依了“大众”和“人民”,获得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新中国人”。从《最强音》开始,诗人的浅唱低吟为“老百姓”的“最强音”所淹没,“我”就被复数的“我们”所代替了,个人的生命感受和幻想被代之以国家民族的共同情绪和梦想,对自我的关注转向了他人和社会。“个人的生命像一枝蜡烛,渺小的火光;大风起兮,怎么办呢?”(《政治的眼睛》)诗集《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和《共和国之歌》,大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作的咏叹高调的战歌和颂歌,动用的意象群是现代化的机器、矿山、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了明确的现实功利性,这些具体实在的物象成了梦想和激情的主体,是新社会的象征,具有宏大的政治历史意义。
徐迟对新中国充满了天真的梦想,自觉地把诗歌作为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工具,诗人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身份,自觉地做了报春鸟:“我。站在这诗歌的小报船上。”(《向世界人民报喜》)徐迟紧跟时代的颂歌,其实也是充满了幻想,是社会主义的海市蜃楼。只不过前期诗人自己就是幻想的主体,而到了现实的梦想阶段,自我消失了,只剩下了梦想的空中楼阁。当诗与个人的生命审美情感失去关系后,幻想的那个美丽的心理情感过程被删除了,诗意自然流失。只有当写到与个人生命和情感记忆相关联的江南小镇时,诗味才又浓烈起来。
徐迟后期的诗歌虽借用诗的形式,但内容却类似报告、通讯。诗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转型之后的诗歌“诗意随之减削,以至消失”(《二十岁人・新序》),“诗,和这个集子的名字显得很不相称”(《共和国之歌・后记》)。当诗歌从“无用”的浅唱低吟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后,在“有用”的形式下,它自身却消失了。徐迟由早期与生命自身相联系的海阔天空的幻想走向了为物质现实所拘役的梦想,太过忘“我”地寻求现实的依傍和庇护,终至于搁浅在同样虚幻的“现实”的浅滩,乃至和“现实”一同幻灭。
一切艺术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身的生命需要,诗,是一道道闪电,是要在语词的建筑中瞬间照亮并激活那些被层层遮蔽的内部生命世界。从本质上讲,诗就是一种精神形象,是个体生命对于存在的独特体验,而不是对外在于自身的那个物质世界的描摹刻写。甚至极端地说,诗的世界就是作为现实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然而,任何艺术又都无法回避与生活现实的问题,甚至不得不依存于那个粗粝的现实世界,并从它身上吸取黑暗的力量滋养自己,一旦把那个对立的世界从自己生命中彻底地驱逐出去,或与那个世界求得和解或同一,艺术自身也就随之枯萎乃至消亡了。就像鲁迅的散文诗《影的告别》里那个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徘徊于无地”的“影”,艺术也并非一个自在自足、独立无依的世界,它也是现实世界这个母体孕育出来的一个造影,(下转第130页)(上接第127页)制于现实却又想要颠覆现实而谋求自身的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的至高境界就是把握与现实之间这种欲罢不能、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而不是执守一端。正所谓“超脱现世和认同现世的人都不需要诗,惟有既不认同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靠诗活着,靠诗来消除世界对人的揶揄,把世界转化为属己的、亲切的形态。”{3}
诗人邵燕祥说,徐迟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的报告文学也是当诗来写的。“诗人”不仅是徐迟的第一个身份,也是最根本的身份。他的诗学转型乃至人生选择,都体现出了一个诗人的秉性和气度。徐迟说,“诗人,是人类灵魂的牧师,那是个很高贵的称号”,把诗人等同于守卫灵魂的牧师,可见徐迟对诗歌精神内质的理解是深切的。然而,人自身具有多重性,人在与外部世界的牵连中主要受离心力和向心力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的牵扯,因此,人有时会背离自己,被物化为他者。同样,诗歌也会在与外部世界的多重联系中背离自己的本性。徐迟在寻求内外和谐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一个迷恋、怀疑、否定而又重新肯定自我的过程,“过去我有‘悔其少作’的思想,到了晚年却非但不悔,更以为得意起来,认为我年轻的时候的文笔,尚称精彩,文字和心灵十分自由,不像后来浑身都是无形的绳索,有不少东西简直没法看下去”(《明丽之歌》新序)。徐迟的诗人之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诗这一本身就具有“革命”性质的文体自身的一种“革命”蜕变的方向和可能,他的诗学实践,也从正反两方面对新诗的边界以及在与散文的融合中如何坚守自身而不至于在形式“解放”的同时却从内部瓦解了自己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作者简介:张立新,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 M. 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2} 本文所引用的诗文,皆引自《徐迟文集(一)》,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3}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