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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挺县 [叶挺在重庆]

    时间:2019-02-18 05:30: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初到重庆      1939年春天,新四军军长叶挺到了山城重庆,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兼新四军办事处的机房街70号,这是他第一次到重庆,主要是负责同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的联系和交涉,为新四军募集物资和招聘人员等。
      事隔不久,这年的秋天,叶挺为解决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和全军经费问题再次来到陪都重庆,进行了更为艰辛的联络与交涉,每每往返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之间。他曾向李济深表示: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国民党的老爷却攻击我们“游而不击”。在这种“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的情况下,深感有愧于抗日初衷。我不能忍受这种摩擦,更不能自相残杀,不想再回新四军去。叶挺还向廖承志表示,如果一定要他再回新四军去,他愿意到江北去,不想再回到皖南。后经周恩来、叶剑英动员说服,叶挺于第二年的7月回到皖南军部。这次的重庆之行,为时十个月。
      
      巧报信息
      
      1941年皖南事变中,叶挺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他先后被囚禁在上饶李村、湖北恩施和桂林七星岩等地。蒋介石为进一步迫害叶挺,曾令军统桂林办事处将他秘密解押重庆。1942年1月3日,叶挺在军统桂林办事处警卫队长沈默的押送下乘航空公司班机由桂林来到重庆,被戴笠的特务队长杨清植押到望龙门22号软禁起来,叶挺坚贞不屈,两次写信给蒋介石,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径,表示“愿以一死换取部属无条件释放”。在囚禁中,他时刻都在想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当陈诚以看望为名,来望龙门22号对他进行游说时,他一再向陈诚提出:“希望见到周恩来和郭沫若,望能帮助安排他们来这里见一次面。”陈诚请示蒋介石后未准。中共中央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非常关心叶挺的安危,也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叶挺的下落,设法营救。
      叶挺在望龙门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军统特务机关又将他押往江北的一处秘密监狱。在押送途中,叶挺见到路边一公厕,便灵机一动,要求人厕解手。解押的特务不得不同意。就在人厕时,他快速地写了一封给阳翰笙的便函,并附上一纸条:“请拾信的朋友,按信上的地址发出,将感激不尽,这五块钱作为酬谢。”然后用一块砖头将信和纸条压着,砖块下露出五元钞票。一天,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阳翰笙,意外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信,拆开一看,上面一行潦草的字迹写着:“我已被押解来重庆,任光在我身边阵亡,希夷”。阳翰笙阅后,立即将信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看完信后惊喜地说:“好!我们正在设法找他呢!反动派玩弄阴谋诡计,说他生活得很好,很自由,全是鬼话!有了这封信,我就可以去找蒋介石!”就这样,叶挺机智巧妙地将被押解到重庆的消息告知了周公,与中共中央联系上了。
      
      在蒋家院子
      
      叶挺被关押在望龙门和江北监狱期间,蒋介石费尽心机,妄图用威逼利诱的手段使叶挺“归而降服”,不仅派陈诚以保定军校老友和曾赞成举荐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旧谊关系,多次对叶挺进行劝说,并许诺请叶挺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但均遭到叶挺断然拒绝。叶挺表示:国民党当局必须承担皖南事变的罪责,惩办围攻和杀害新四军将士的祸首。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担任军长之外,其他任何事他都不会做。
      蒋介石不死心,复于1942年5月12日,派专车接叶挺到自己的公馆,亲自出面劝降,蒋介石假装关怀地问:“一年来休养得怎么样了?有什么反省觉悟吗?”叶挺义正辞严地表明,自己没有错,顾祝同以七师之众围歼抗日的新四军才是罪恶。要求释放他,并要求五条件释放被俘将士。蒋介石见叶挺不为所动,老羞成怒说:“我指你一条正路,你绝对服从我,你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你就完了。”见叶挺不愿屈服,遂下令取消对他的所谓“优待”,将叶挺从江北秘密监狱转押到歌乐山下军统重庆集中营内的白公馆监狱。
      军统局后来选定红炉厂的蒋家院子作叶挺的囚室。这里平时戒备森严,有8个便衣特务和16个武装警卫看守,叶挺称他们为:“24大金刚,24个饭桶。”叶挺长年累月只能在院内活动,黎明即起床在后院中举石锻炼身体,饭后便在房中看书写字。患病时却是由武装押着用滑杆抬上歌乐山上的宽仁医院就医。
      房东蒋逢信一家住在大院子左侧的房子里,与叶挺朝夕相处,开始不知道叶挺是什么人,只听看守说是犯了军规的“老军犯”,以后才知道是新四军的军长。
      在关押期间,戴笠、陈诚等都到蒋家院子来过。戴笠来的那天,是一个炎热的下午,看守长侯子川走在前头,对坐在院坝树下乘凉的叶挺说:戴先生看望你来啦!叶挺身穿汗衫短裤,手摇葵扇,坐在哪里毫不理睬。戴笠说了几句话,讨个没趣走了。叶挺爱憎分明,对特务看守李克林和特务杨殿明等深恶痛绝,横眉冷对,常大声斥骂。一次一个官员来到蒋家院子,会见叶挺,话不投机,叶挺拍桌大骂,将桌上的油灯都打翻了,那个官员也被他轰出了大门。
      叶挺对房东蒋家和一般看守则十分和蔼,有时还与他们下棋闲聊。当他得知军统一直拖欠房租不付,立即叫勤务兵把看守长李克林找来,训斥后要他限期如数补交。后院葡萄架上的葡萄,过去年年葡萄熟了,都是特务摘下吃了。叶挺来后,他亲自守着,直到看守们把采摘下来的葡萄全交给蒋家他才离开。有次,一个便衣特务打烂了蒋家一个饭碗,他硬逼着特务掏钱赔了才罢休,还向特务们宣讲新四军的三大纪律。
      叶挺夫人李秀文,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她终于通过李济深的关系,打听到丈夫被关押在重庆。她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特务头子戴笠,要求探视叶挺。等于大约半个月,才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11月中旬,李秀文来到戒备森严的蒋家院子,见到长发长须的丈夫时,泣不成声。蒋介石原以为李秀文会说服丈夫妥协,其实通过几次探监,叶夫人带来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问候和敬意,叶挺更加坚定了“把牢底坐穿”的决心。蒋介石闻报李秀文与中共代表团的人员有联系,即下令停止一切探视活动。
      叶挺考虑到蒋介石绝不会在短期内放他出狱,关在重庆,戴笠一伙又箍得铁桶一般,根本无法再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与其如此,不如换个地方试试。这样,叶挺便答应陈诚到湖北恩施去的提议,但叶挺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挂任何职衔,不与任何军政人员发生关系;二是生活要民办,不要官办,不沾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府的一碗一水,一切用度暂由老朋友周苍柏借助,以后如数偿还。这样,叶挺于1942年12月中旬,从重庆乘同德兵舰被秘密押送到巴东码头,至12月底到达恩施。
      1945年9月14日,国民党当局派遣一队武装特务押送叶挺离开恩施又到了重庆,他重被囚禁在蒋家院子的秘密囚室中。在重庆蒋家院子的漫长日子里,面对敌人的劝降,叶挺始终以正气压邪气,以不变应万变,表现出革命必胜的信念,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一抗战初期叶挺请郭沫若写成的条幅,成了在狱中用以自勉的座右铭,任凭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威逼利诱,时挺始终像傲雪青松一般,巍然挺立,坚贞不屈,英勇斗争。正是在这期间,他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囚歌》。表现了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革命气节。正如周恩来所说:“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郭沫若感叹:“我敬仰希夷,事实上他是我们的一位伟大精神的老师。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他又有透辟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苦难之上。”
      
      出狱入党
      
      叶挺被关期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设法营救他。日本投降以后,国共谈判再度开始。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将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蒋介石玩弄欺骗手法,一直搪塞拖延。到1946年年5月,我党再次提出首先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生俘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武作为交换条件,蒋介石才下令释放叶挺。 1946年3月4日,国民党保密局第二处副长处叶翔之将叶挺交给邵力子,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叶挺被送到重庆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驻地。被国民党当局监禁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
      消息传开以后,陪都各界进步人士奔走相告,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更是一片欢腾。周恩来特意叫人从延安将叶挺的女儿杨眉接来重庆。杨眉此时正忙着在路边贴上“欢迎爸爸”的标语,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在石梯上站立等候着。傍晚6点50分,一辆汽车停了下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陪着叶挺走下车来,在鞭炮和欢呼声中,董必武、陆定一、王若飞、邓颖超和博古迎上前去,同志们簇拥着叶挺走进会议室。当他见到刚获释一个多月的廖承志时,二人紧紧拥抱,他对廖承志说:“你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女儿杨眉扑上去抱住爸爸,并在爸爸的胸前别上一朵红花,叶军长将女儿抱在藤椅上,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周围的同志们都热泪盈眶。叶挺见大家流泪,就有意避开伤心事,突然站起身来,将椅子旁边一个白色的包袱放在凳上说:“我还带来一样东西呢,谁猜得着,给三十万。”包袱里面,微微地颤动了一下。杨眉急不可待,伸手打开,叶挺在狱中养的几只兔子钻了出来。一阵哄堂大笑,把悲伤的气氛全部驱散了。谈到释放政治犯时,叶挺对陪送他的邵力子说:“不要把人民的两臂紧紧地捆着,应把全国的政治犯都释放出来。”说时激动地挥手,他那从囚室中穿出来的新四军军装,两只袖子上露出了破棉花。
      叶挺的挚友郭沫若也来了,两位老朋友一见面,亲切地拥抱紧紧地握手。他们彼此说笑着,郭沫若还像朗读诗歌般高声地称赞叶挺,叶挺谦虚地说:“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全靠周公和大伙的鼓励,靠全国民众的支持啊!”叶挺问郭沫若:“我请人给你送去的祝寿礼物,收到否?”郭沫若立即从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捧在手里,高兴地说:“收到了,看,我还带来了呢。”4年前,叶挺还关在蒋家院子的秘密囚室里,李秀文去看望时,带去了周恩来的嘱咐,带去了郭沫若送去的两筒纸烟。临走时,叶挺沉思着说:“沫若大我4岁,再过几天就是50大寿了,我应送他点礼物。”在当时的情形下,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做寿的礼品好送,只好利用一个香烟缸里的一块圆纸片,在纸片中间用钢笔横写了“文虎章”三个字,又环绕着这三个字写了“寿强肖伯纳,骏逸人中龙”两句五言贺词,在背面上写“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再由李秀文用红丝线订上了佩绶,用红墨水加上边沿,然后由李秀文带去赠送给郭沫若。相隔4年之后,当叶挺再次见到这件礼物时,百感交集。
      出狱的第二天晚上,叶挺坐在昏暗的灯下,回想起几十年来戎马倥偬,多灾多难的生活,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奋笔疾书,给中共中央写下这样一个电文:“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这份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党中央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给叶挺回了电报,这份复电,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电文说:“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三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叶挺历经磨难,终于实现自己的夙愿,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1946年3月6日清晨,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叶挺冒着滂沱的大雨,亲自等候为昭雪“江南一叶”的冤案奔走5年之久的周恩来。当从延安飞回重庆的周恩来走下舷梯,叶挺便飞奔上前,与其紧紧拥抱,二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周恩来回来的第二天即3月7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接到党中央致叶挺的复电后,便在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为叶挺举行了隆重的入党仪式。当周恩来代表南方局宣读党中央接受叶挺入党的电报时,叶挺激动得热泪长流。仪式举行后,南方局机关为他举行了热烈隆重的欢迎大会。
      
      红岩最后的留影
      
      叶挺出狱后,与家人来到阔别已久的红岩,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红岩的同志们,一家人住在办事处二楼一间小屋内。办事处所在地的饶国模大有农场内,春寒料峭,满园的梅花仍四处飘香。一天在办事处同志陪同下,叶挺穿行于红岩的石板小道,沐浴着山城重庆难得一见的和煦阳光,呼吸着清新自由的空气,幸福的感觉是那样的强烈。当时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回国的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席邓发,刚好在红岩小住。他硬是把叶挺和李秀文这对风雨同舟的夫妻,拉到了红岩那梅花烂漫的树下,给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叶挺抱着幼子阿九,李秀文依着女儿杨眉,一家4口完全沉醉在幸福之中。
      叶挺5年铁窗,受尽折磨。周恩来安排他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以恢复健康。但叶挺不愿休养,再三提出要求工作。他还未来得及喘息,就投入到国共谈判中的三人军事小组工作中。3月9日他在马歇尔寓所参加三人小组的军事会,并分别出席张澜、郭沫若等各界人士举行的慰问会和虎头岩《新华日报》社的慰问大会,还参加了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的追悼会。
      1946年4月8日,为向党中央汇报国共谈判中有关整军的问题,叶挺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去延安。跟他一起去的还有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杨眉和儿子阿九。因气候骤变,飞机失事,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这一年叶挺正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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