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走向农村的历史考察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乡村危机，受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经过农学专家的反思与批判，在华差会对其传教策略进行了调整，社会服务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社会服务作为这一时期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优先领域，亦成为教会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中的亮点。

关键词：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策略转移；农村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8）05－0097－05

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高等教育承担着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考察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农村走向，对如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教会大学走向农村的时代诉求

1．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为了解决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贫困、疾病等社会问题，一些传教士主张把基督教原则应用到社会生活中，社会福音思潮兴起，“基督化”社会成为教会追求的目标。教会开始在城市中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并逐步延伸到广大的乡村地区。与此同时，教会界开始反思教会在乡村社会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其中，以被誉为“美国农业之父”的包德裴影响为最大。

包德裴，1868年生于密西根州，1891年农学院毕业后从事农业工作，1908年在罗斯福乡村生活委员会任职，1919年组织了美国乡村生活协会，1920年帮助组织并担任世界农业协会第一任主席。作为一名信徒，他从1900年开始就多次提醒教会注意美国农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乡村教会所面临的危机。他认为教会不仅是宗教生活的管理者，也应在乡村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乡村牧师不仅需要知道医治灵魂，还应当成为当地社区领袖，接受诸如农业耕作、农场管理、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培训。［1］

为推动包德裴倡议的乡村运动，1915年12月8日至10日，美国教会联合委员会下属的“教会与乡村生活委员会”在俄亥俄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教会领袖会议，讨论在现代条件下乡村教会和乡村生活中的新问题，以及如何加强教会的乡村工作。这次大会以后，美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兴起，农业传教士作为一种新型的传道群体开始形成，他们不仅活跃于国内，更被大量派到亚、非、拉等国家。

1920年，美国和海外的一批农业传教士在纽约组成了农业传教国际联合会，预示着基督教乡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该会每年聚集各差会的乡村行政人员以及农业传教士，开展关于各国农业和农业工作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工作经验和信息交流中心。经过几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认识到农业传教的巨大价值。

1928年3月24日至4月8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大会，乡村问题成为热门话题之一。在这次大会上，包德裴做了“基督教与乡村文明”的演讲，对乡村事业的意义、指导原则、方法和手段等作了阐述；其他一些农业专家分别就教会和乡村生活关系问题、改进教会农业计划等做了报告。大会明确了教会对乡村建设的责任，并申明乡村工作的目的是建立基督教化的乡村文明。

耶路撒冷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农业传教与乡村工作已经得到了充分注意。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从此展开。

2．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及本土乡建运动的开启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但却不是农业强国。在生产力落后的前提下，农业生产的进步主要靠人力集约下的精耕细作来完成，这无疑刺激了乡村人口的增多，导致人地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已使单位产量增加到极限，却仍然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使政府本已拮据的财政大多为军费所耗，难以进行生产建设。不仅田赋正税增加，附加税亦多如牛毛，农民饱受战争之苦。国民政府所谓的兴农政策无力挽救乡村，而扩充军队、兴办工矿等更使农民所受的盘剥日益加重。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对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侵略的步步加深，都给中国乡村带来严重灾难。

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减少危机给本国造成的损失，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同时向国外大量廉价倾销工农业过剩产品，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少种植经济作物的农家破产，粮食作物也往往由于外国进口粮食的竞争而价格大跌，农民收入急剧降低。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以至硬通货短缺，出现金融危机。在银价不断上涨的情势下，中国物价大幅下跌，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加重了乡村的破败。根据著名学者邓云特（邓拓）的统计，从1912年到1937年26年间，中国共发生较大的灾害77次，其中水、旱灾达38次；又根据李文海等著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所附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记载，仅从1926—1933年间，全国发生大小自然灾害就有百次以上，特大灾害如1931年大洪水，受灾人口达5300万，经济损失达22亿多元。［2］这些灾害极大地破坏了农村居住环境，造成了农田生态系统的大面积受损或退化；灾害发生时由于粮食匮乏引起的人口过量死亡和大规模流离造成的人口大减员，不时引发严重的粮食危机，农民在灾害、饥馑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

种种不利因素把农民推向了贫困的绝境，农业经济的破产与崩溃，迫使社会各界对日益严重的乡村危机做出回应。在20年代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本土教育机构几乎同时把兴趣和精力转向了乡村。这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团体包括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陶行知及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黄炎培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他们试图通过制订一系列的乡村建设计划，由其领袖人物带头促进群众教育运动，改变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现状。

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在30年代也开始重视农业和乡村问题，不仅成立了农业技术科研与推广机构，而且试图利用晏阳初、梁漱溟等的乡村建设进行“县政建设实验”，把国民党政权延伸到乡村基层。在政府机构积极“复兴乡村”的号召下，朝野对以往被忽视的乡村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各种各样的乡建机构和实验区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

30年代期间，共产党在转入乡村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通过社会重建工作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共产主义的宣传也深深吸引了一般热忱有为的基督徒青年，教会直接间接地蒙受了人才的损失。这使得教会对共产党的忧虑增加了。美国公理会华南差会的传教士牧恩波认为，“它（共产主义，笔者按）的目标在一些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无所畏惧地把基督教倡导的思想付诸实践。我们不能无

视它，正如不能无视太阳和月亮一样。”［3］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在列举了共产主义对基督教的种种威胁后，认为它对基督教构成的挑战大于任何其他运动。

蔚为壮观、影响广泛的中国本土乡建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差会造成了挑战，引起了它们的竞争观念，同时也使基督教和教会大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策略转移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社会服务重心的转移与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的认知和传教策略的改变息息相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中国乡村的严重衰败，受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以及为了应对中国本土乡建运动的挑战，教会大学在对自身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调整了社会服务的策略，其重心不再囿于城市，而开始走向乡村。

1．城市传教策略下被忽视的中国乡村

由于中国的城市最早向传教士开放，加上交通便利、人口密集、资源丰富，比偏僻乡村容易开展布道工作，因此来华差会逐渐形成了重城市轻乡村的传教策略。尤其是19世纪晚期，一批具有中产阶级意识的传教士来华后，批评从底层做起的传教战略是缓慢的、落后的，而他们的目的则是要通过培育一个中产阶级作为领导，建造一个现代的、进步的中国。这种“资产阶级精英”模式的城市传教战略，领导着20世纪早期追求社会进步的社会福音派传教士逃离了广大的中国乡村。据统计，在1915年，有66％的传教士和34％的中国职员集居于五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4］差会驻地和总堂一般来说也都建在较大的中心城市。中国籍教牧人员，如果受过高等神学教育，往往会被差会留在大城市的传教站，而在乡村教会工作的牧师，如果在事工方面能力较强，也会很快被调进城内的教会工作。

20世纪初期，社会福音思潮的兴起推动基督教会和教会大学举办了大量的社会服务事业。但1913年对基督教社会服务事业的统计显示，除了部分小学和医院设在市镇和乡村之外，大部分医院和中等以上学校都建在城市；教会大学和男女青年会所举办的各种社会服务事业，也都针对城市的需要而进行的。1914年，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与社会服务”会议成立了“基督教社会服务委员会”，其工作计划包括儿童福利、平民教育、公共卫生、社区福利、城市状况调查五项，基本上也是以城市平民为服务对象。1918年，中华续行委办会进行大型调查，也没有把乡村和乡村教会作为专题包括进去。很显然，教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

不过在19世纪，也确曾有个别差会和传教士想到要做一些实际工作来改进乡村生活。如，1871年，倪维思牧师在烟台毓璜顶开辟果园，从美国引进苹果、梨、葡萄等果树，与中国果树进行嫁接；建立示范农场，每年将培育的新品种免费送给附近农民。1890年，传教士梅理士将美国大花生良种在胶东一带进行推广。但这些活动主要是出于他们的个人兴趣，很少引起其他传教士的注意，更没有作为一种新的传教方法在教会间提倡推广。最早认识到以农业为服务手段的重要性的广东基督教团体，在1893年成立了“农民协会委员会”，准备邀请欧洲农学教授来华培训农业人才，但由于诸种条件的限制，并无任何实际的进展。

教会在乡村工作中成效比较显著的是赈灾，但除此之外，教会并没有表现出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大部分传教团体认为农业不是基督教的责任，他们所传布的应该是福音而不是农业技术。因此，除了少量使用医学、教育等辅助手段外，乡村传道事业一般都是由住堂牧师直接布道，或是单个人或者一群人组成游行布道队，巡回布道。在1914年召开的一次专门讨论乡村传教的会议上，大部分传教士强调的仍然是如何直接布道，对改善乡村贫困生活没有任何关怀。1924年对乡村教会的一次调查发现，虽然也有少部分教会想到为农民做一些事情，但他们囿于以往所受的训练，并不能胜任这些工作。

很显然，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在华差会重城市轻农村的传教策略，使农村长期得不到重视。而差会对中国农村的漠视，直接导致了教会大学对服务乡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2．农学专家对城市传教策略的反思与批评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为核心的农学专家根据中国国情，对教会的城市传教策略进行了反思与批评，呼吁教会重视乡村和乡村传教问题。

金陵大学农学教授芮思娄批评教会把最好的人才都送到城市，把教育和医疗都集中在城市。他认为教会教育把85％的农民排除在外是很不明智的，“中国至少有34的人口与农业息息相关”，“农业工作不仅将为改善人们的经济条件做出贡献，而且也将为上帝之国做出贡献———这是教会学校或其他教会工作存在的唯一理由”。［5］岭南学堂校长晏文士明确提出，“农业在中国的机会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教会利用农业这把钥匙如同医药一样正确、有效”；“农业工作作为一把传教的钥匙，其价值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不能逃避责任”。［6］金陵大学棉花育种专家郭仁凤通过小说生动地讲述了三位不同的传教士对农民宣教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农村传教的困境和出路，点明了农业传教的方法和价值。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认为，要改变教会在过去的单一功能，通过服务社区而不只是读经、做礼拜来更有效地表达宗教的含义。在乡村建设中，除了可以采用像引进良种、预防作物虫害、牲畜疾病等方法外，还可以通过创办信用合作社、平民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美化家庭、修路、社区调查、家政等方式服务乡村。芮思楼建议所有的乡村工作者、牧师和教师接受专门的农业训练；鼓励所有的乡村牧师和教员从事改进农业和乡村生活的服务。他还对教会福音布道以及医院、教育、社会服务、卫生等方法提出疑问，主张教会应在日常生活中尽力为乡民服务，通过帮助农民改良农业，丰富乡村生活来赢得他们的信任，从而达到更好地传布福音的目的。岭南大学农学部主任高鲁甫主张与当地教会合作办理一些推广学校，用于训练农业人员和乡村领袖。他认为乡村教会应该成为农民与大学推广员聚会的地方。

除了教会大学农学专家的提倡、呼吁外，美国农业专家包德裴对推动中国教会的乡村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21—1922年，包德裴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成员来华访问，参与出版了《教育与中国农业》的报告。他从乡村人口所占的比例、社会结构、中国文明的乡村特点、乡村教会的自立、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等方面，论证了农业教育对教会的重要性；指出农业教育不仅是技术实用性的，能满足乡村的各种需要，它也是发展一个真正基督教乡村文明不可缺少的因素。耶路撒冷会后不久，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宣布包德裴作为该会乡村工作顾问，到世界各地巡视。受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邀请，包德裴于1930年11月13日抵达中国，开始了第二次中国之行。他先后到达济南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广州岭南大学、香港以及一些乡村，1931年1月16日离开中国前往马尼拉，2

月26日返回上海，接着分别在北平、济南、杭州参加一系列教会乡村工作会议，直到4月23日离开中国前往日本。［7］他在访问中国、日本、朝鲜、菲律宾之后，出版了一本名为《东亚教会的乡村传教：报告与建议》，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基督教乡村工作的看法。

农业专家对城市传教策略的批评、反思，以及对乡村和乡村传教问题的呼吁，逐渐唤起了在华差会对中国农村的关注。其最直接的表征就是基督教团体会议的决议和建议开始具有明显的乡村化导向。

3．基督教团体会议的乡村化导向

1920年3月，广东基督教教育会召开第八次年度会议，主要讨论了农业教育问题，并通过了如下决议：“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核心是乡村生活，基督教通过乡村学校来帮助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是再理想不过”；“不仅要培养学生热爱乡村，投身于乡村问题，而且还要使学校成为农业活动中心，可以举办农业问题演讲，组织农业俱乐部、农业展览，引进好的计划、方法和改良作物，组织农民合作等，这应是乡村学校的永久目标。”［8］

同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的决议认为必须把农业纳入教育的范围，制定合适的计划以参与教会的乡建运动。该教育会成立了农业教育委员会，试图通过建立省一级师范培训中心培训合适的教员，为把农业引进教会学校做准备。与此相应，教育会批准了一个预算为72．8万元的五年计划，用于发展4个农业培训和推广中心。［9］

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号召在大中学校进一步开展农业教育，改良作物、家畜和林业，并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该协进会的第一次大会决定把农业问题纳入社会改良计划，成立了乡村问题及乡村教会委员会，负责研究乡村的经济、福音传播、学校、教会、农业教育与推广以及医疗问题，以及调查、收集旨在改良中国农民的经济、社会和宗教条件的实验事例。

1924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农业教育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林科合作召开关于农业教育的会议，讨论了乡村改良、乡村工作者培训、学校课程等问题。同年，乡村问题及乡村教会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要求所有的基督教报刊在秋季出版一期有关乡村工作研究的专号，并要求暑期会议把乡村问题列为主要议题。1925年，协进会号召发起乡村工作者志愿运动，希望中学和大学的青年人能够响应乡村教会和学校呼求，发展平民教育。

1926年2月2日至5日，乡村问题与乡村教会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林科联合召开全国基督教乡村负责人会议。其主要议题是乡村民众的宗教观念及实践、教会乡村化。会议决议要求教会与教会大学合作开办短期农业培训班，成立农业服务社；要求所有的神学院、圣经学校和师范学校增设农业和乡村生活课程，培养教会所需要的乡村领导人。基督教团体会议的决议和建议，表明了他们对中国乡村问题的重视。这些会议讨论的核心不再是教会要不要利用农业为乡村服务，而是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乡村服务。在农业传教已成为传教士共识的认知基础上，差会对教会大学的乡村服务工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

三、走向农村的教会大学社会服务

为了响应在华差会的乡村传教策略，教会大学拟定了各种农村建设计划，与其他从事农业工作的机构包括政府部门进行密切合作，积极开展农村社会服务活动。一方面进行农业方面的科研和教育，发展实用知识和技术，为教会和全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另一方面积极对农村提供援助，将新技术进行转化和推广，以农业推广或开办实验区的形式直接地服务乡村。

在这些社会服务活动中，教会大学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关注并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普及知识，推广文明、卫生习惯，以及先进的科研成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生态和人们的传统观念，直接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社会进步；培养了教会大学师生的服务和奉献精神，增进了对现实的了解；打破了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脱离的封闭状态，使培养的人才和学术研究成果更加适应中国社会的需求，与社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充实了教学和科研的内容，拓宽、深化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一批密切联系实际的课程和研究成果，促进了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以及学校整体工作的推进。

但在教会大学开展农村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许多社会服务计划由于资金、时间和人员的缺乏或者安排不当等原因而无法有效进行；国民党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为教会大学的农村计划提供无条件的支持，致使教会大学在农村的活动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与破坏，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国民党利用农村建设计划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从而歪曲了计划，疏远了改革者；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存在隔阂，他们在考虑问题和设计方案时往往容易忽略农村的现实情况，而倾向于城市和西方；传统的习惯势力阻碍改革的进程，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影响了他们对农村持续的兴趣；等等。

尽管教会大学的农村社会服务活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无法从整体上改变农民的生活境况，但是教会大学参与近代中国的农村重建运动，的确在局部地区产生了积极效应。乡村社会服务，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大学社会服务的优先领域，亦成为教会大学社会服务工作的亮点。

参考文献：

［1］Kenyon L．Butterfield ，The Country Church and the RuralProble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1：93．

［2］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9－60．

［3］福克斯巴特菲尔著，鲁娜译．传教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1936—1939）［A］．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论丛·第三辑［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375．

［4］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88．

［5］［6］［9］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1：23．23．27．

［7］Kenyon L．Butterfield ，The Rural Mission of the Church inEast Asia：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International MissionaryCouncil ，1931，pp ．2－3．

［8］E．J．Weekes ，“Annual Meeting ofthe Kwangtung ChristianEducational Associ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 ．XII ，No ．2，April ，1920，pp ．179－180．

［责任编辑 张 燕］

相关热词搜索：教会，考察，走向，近代中国，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