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之争: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之痛
时间：2020-05-23 05:21: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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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10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同月,商务部和中美商会这两个过去为中国政策辩护的组织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听证会上作证,指责中国的订约规则、技术标准和许可证要求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目前全球正在从过去十年的失衡状态中慢慢调整,但这个过渡并不容易也不会自动发生。这一调整的一部分要求美国增加储蓄率,美国家庭不得不修复支离破碎的资产负债表,美国银行也不得不遏制消费贷款。在最理想的世界里,美国储蓄的上升将被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消费增长来抵消。但从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中国消费将不大可能增长到回应美国储蓄率上升的程度。如果美国储蓄率上升,且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高储蓄率持续下降,世界经济必须要以更高投资率,或放缓经济增长的形式作出调整。在目前形势下,前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任何调整都难免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增长放缓将通过贸易项目分配到各经济体中,从而使国际贸易成为潜在的冲突舞台。
乍一看,这些调整跟中国似乎没多大关系。即使美国和欧洲仍在努力摆脱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口虽急剧下降,但增长速度仍然比大多数专家六个月前所预计的要好,并且很有可能超过其2009年定下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的目标。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远未涉及经济体内在的不平衡问题,反而进一步掩饰了其增长模式对美国经济变化的巨大脆弱性。美国的这些调整可能迫使中国进入一个增长非常缓慢的十年,充斥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更加困难的国际关系。
这一结果不仅会伤害中国,也会影响美国和世界。上世纪20年代,华盛顿对债务偿还之争十分失望,对欧洲主要国家的动机也缺乏信任,从而拒绝在新的全球秩序中扮演它应有的新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从国际联盟到1933年伦敦会议的失败、多边货币协议结束,美国的好斗使几项重要的全球性倡议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美国的不合作恶化了政治和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况愈演愈烈,最终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各种经济危机的爆发。
这一悲剧可能会由中国重演。为了有效地解决世界今后几十年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其中包括全球变暖问题,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疾病,水和能源资源的使用和贫困,中国必须完全致力于全球经济危机后合作性的体制框架。但中国很有可能不会这么做。主要经济体在未来数年的政策协调将决定美国、中国和欧洲今后的关系是合作还是不信任。
多余的储蓄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扭曲的储蓄及消费关系。中国国民消费是经济大国现代历史上最低纪录的保持者,而它的储蓄率却是最高的。与此同时,美国消费攀升至巨额水平,储蓄率则下降到零。中国和美国分别、同时运行着最大的贸易顺差和逆差,不光总量上,所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份额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储蓄和投资必须在全球范围保持平衡,世界上某个地方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形式必然导致另一地区相反的发展。经济学家对这种因果关系的方向可能会有所争议,但贸易和投资账户上的盈余和赤字必须全球范围内平衡,这也是全球储蓄和投资平衡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只要中国不断上升的储蓄率有美国不断下降的储蓄率做抵消,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赤字的呼应,就会促使全球范围内储蓄和投资达到平衡。
但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这种关系。作为其调整的一部分,美国必须经历长期去杠杆化进程,降低消费,增加储蓄,相应地,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很可能会收缩。奥巴马总统甚至声称要永久调整美国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储蓄率,并且提高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所起到的动力作用。
当然,美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作出这些调整,而不在全球经济中掀起一番波澜。如果美国储蓄上升、消费下降,全球投资并未相应加速增长,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尤其中国——储蓄下降、消费增长的速度应该赶上美国消费下降的速度。如果这样的此消彼长不出现,总体消费水平降低将迫使全球中期生产总值进入较低水平的增长。全球投资在不久的将来会增加吗?恐怕不会。事实上,随着欧洲和美国的失业率还在上升,全球投资仍可能继续下降,这将给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施加更多的下行压力。
现在看来,中国和美国都一味在努力地解决国内问题,它们采取的宏观政策可能彼此冲突。这两国的政策冲突很可能会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困扰全球经济。中国亟待提高国民消费,但北京考虑到出口崩溃给就业造成的影响,出台的系列宏观政策最终会妨碍消费增长达到所需的程度和速度。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将与美国正在上升的储蓄率冲突在所难免。
中国消费增长的局限性
中国的高储蓄率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根源于儒家文化价值或天生节俭的生活方式。凡去过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高档消费区的人们都会发现,其实中国人的消费热情也相当高涨。然而,家庭消费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家庭收入和财富增长速度,而不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如果家庭收入增长慢于国民收入增长,且消费信贷不发达,消费速度增长也会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及储蓄率。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差距由此产生。
毋庸置疑,中国还是个人均贫穷的国家,但是中国家庭收入在过去几十年仍有大幅增长。家庭收入增长却远没赶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例如,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了11%-12%,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黄亚生教授估算同期家庭收入增长却仅有9%。如果我们在黄教授的估算基础上作出调整,考虑其他一些形式的家庭财产(以下将会细谈),家庭收入增长恐怕还达不到9%。这就是国民消费占国民收入比值不断下降的原因。中国的总体产出远远超过了其总体消费,而这差距还在拉大。这才是中国高储蓄率的根源。
为什么中国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不断缩小呢?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增长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被国内生产总值等强调硬性指标增长的工业政策所限制。这一套系统化的宏观工业政策有形无形地强迫家庭牺牲消费来为那些回报率低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买单。尽管这些政策拉动了就业和制造业增长,它们也同样造成了生产和消费增长率之间差距不断拉大,贸易盈余不断增加。这些宏观政策包括:
低估人民币价值,从而通过抬高进口商品价格来减少实际家庭收入,而便宜的人民币实际帮助补贴制造业生产商低价出口。
过低的利率,从而迫使家庭,即经济体中主要的存款者,补贴借贷者的借贷成本。这些银行借贷者主要是制造业生产商,也包括极少数的家庭,服务提供商或其他净消费者 。
存款与贷款利率间的价差迫使家庭参与为银行注资,以解决那些大型制造商和国有企业不良贷款带来的银行资产负债表问题。
缓慢的工资增长,这或许部分源于工人组建工会的困难,这也是以牺牲家庭福利为代价的对雇主的一种直接补贴。
过去二十年残破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薄弱的环保法制观念使得企业可以轻易将本该负担的社会责任成本转嫁于工人和家庭之上。
其他对制造业的直接补贴,包括土地和能源价格控制,这些价格间接由家庭承担。
综上,政府通过系列宏观政策将财富从家庭消费者身上转移到用于提振制造商的利润,因此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了消费增长同步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准的能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即储蓄率,随着生产激增而消费相对滞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副产品即居高不下的储蓄率。
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将进一步阻碍消费增长
北京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最终可能加剧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可以理解,北京担心美国进口骤减将导致中国失业率上升。北京的政策决策者们用他们惯常工具来回应这场危机——即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一剂巨额投资。他们甚至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从而使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最大化实现财政和信贷扩张的国家。
这些财政和信贷支持对提升净消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工厂继续开工固然有助总体消费,因为就业率得到了保证,然而更多地投资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投资的唯一经济目的在于增加未来产能,而用加速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保持高就业的方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也没有解决中期消费过低的问题,仅仅是把难题的最终到来推迟了数年。
更重要的是,中国刺激方案将信贷更多地投入到那些越来越令人质疑的项目,而且肯定也会进一步增加对投资和生产的直接和间接的补贴。这套政策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些政策也几乎肯定会带来没有回报的投资或不良贷款增长,中国家庭也很可能会再次被迫通过缓慢的工资增长和低储蓄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买单。这些经济刺激对家庭收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使中国人难以像大家都期望的一样欢天喜地去消费。没有相应国内消费增加作为支持,产能的继续增长只会使中国面对全球及美国消费收缩时难以适从。
中国领导人说他们渴望带动国内消费,但如果家庭被迫支付银行资本结构调整的代价,无利可图的投资潮继续买单,家庭消费不可能增加。历史先例表明,一个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家要转到消费型经济需要多年调整。最终,唯一有效的增加对国内消费依赖的途径是扭转收入分配,让转移到国家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回归到家庭。
要使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上升,家庭收入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也必须增加。然而近期要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取消企业补贴,将收入重新分配给家庭将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力急剧下降,并可能导致失业上升,这一切也有可能使得调整期内的消费增长放缓。然而,如果不能扭转这种将收入从消费者转移到生产者的局面,消费迅速增长基本无望。
化解冲突
部分美国人可能会乐于看到中国经济的艰难转型,但是,任何清醒的政策制定者都应该意识到这样一种前景对美国长远利益危害颇深。中国面临的任何问题,只会增加全球经济共同调整的困难。为此,其他国家应该帮助降低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本。困难的经济过渡时期只会削弱那些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的中国改革者力量,从而削弱国际合作的趋势。一个对西方不信任的中国,若其亲西方的改革意志遭到民族主义故意破坏,对美国毫无益处。
全球经济需要实实在在的政策协调以避免美国储蓄率上升造成中国经济艰难转型。这并不容易,因为这将要求美国减缓其调整步伐,接受可交易商品制造部门更为缓和的复苏。
在政策协调方面,北京和华盛顿(及布鲁塞尔)应该制定一个多年分步走计划,让中国承诺逐步迈出艰难但必要的步伐来重新平衡其经济,减少净出口。这些步骤包括提高利率,开放金融体系,提高工人工资,改革土地所有权,并升值货币。中国需要承诺做到这些,来换取美国减缓需求收缩的承诺,包括在过渡期间提高美国国内投资,保持市场为中国出口商品开放。欧洲也需同意帮助减少美国的负担。
中国如果采取真正有助于重新平衡经济的政策,将有助于让收入重新从企业和国有部门手中回到家庭,使中国的消费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这种改革性质不光是经济改革,更是政治改革。将收入从家庭转移到制造商的政策机制的去除将减少决策者对经济制高点的掌控,这会大大降低执政党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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