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尘封的战斗往事
时间：2022-08-13 10:5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杨力平，山西孝义人，1924年8月出生。1938年5月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任宣传员；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至1940年4月，在延安抗大、军委通信学校学习；1940年5月至1949年12月，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电台、地下电台报务员；1950年1月至1955年4月，任广州电信局军管干事、教育科科长等职；1955年5月至1958年9月，任邮电部政工办筹备处干部、干部司干部处副处长；1958年9月至1959年4月，任北京电信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5月至1968年8月，任邮电部干部司干部处直属人事处、政治部机关人事处副处长、处长；1968年8月至1973年9月，任邮电部军管会政工组电信总局政治处指挥处负责人；1973年9月至1978年12月，任邮电部计划财务局统计处综合办公室负责人；1978年12月至1982年12月，任邮电部政治部机关人事处直属干部处处长。2007年12月21日逝世，享年83岁。
问：您为何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答：我原名杨莉萍，后改名杨力平，在家排行老三，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父亲是山西实业厅的科员，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都到太原跟父亲一起生活。七七事变爆发时，我姐姐和哥哥正上高中，我上初中。7月底，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华北告急。那时，太原的学校全部停课，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父亲立即辞职，带着我们回到老家孝义农村。我家女孩子多，父亲担心我们遭受日军侮辱，领着家人挖地窖藏身，以防不测。
11月8日，太原沦陷后，日机时常在我们村的上空盘旋侦察，很快日本鬼子逼近了村庄。我家房顶上能看到通往村里的公路，每当远远看到鬼子骑着大马，打着太阳旗快进村时，家中大部分人赶紧躲进地窖。地窖的气眼通向我家的水井，能听到地面上传来鬼子的叫骂声。鬼子在村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父母觉得躲在地窖也不安全，让我和姐姐到偏僻农村的亲戚家躲藏。不久，亲戚家的村子也遭鬼子骚扰。我们成天躲躲藏藏，也不是辦法，决定去参军打鬼子。
在父母的支持下，1938年5月，我和姐姐杨湜萍（到延安后改名林彬）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她在民运股当干事，我在宣传队。哥哥杨富文（后改名杨志坚）参加了八路军第115师。不久，父亲也离开家，到县里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担任秘书。
在宣传队，我们为群众唱抗日歌曲，表演舞蹈、戏剧。我的工作热情很高，吃苦耐劳，组织上为培养我，曾经派我到八路军第115师学习苏联舞蹈。同年8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问：您何时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答：入党以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1938年9月，在决死队营教导员的带领下，我和姐姐以及另外两位女同志步行9天，渡过黄河，来到延安。
延安抗日气氛很浓，到处能听到嘹亮的抗日歌声。我们进入抗大4期学习，同年12月毕业。之后，姐姐去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后到了延安女大。我年龄小，分配到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
1940年4月，我以优异成绩从军委通信学校13期高级班毕业。适逢周副主席从苏联疗伤回到延安，不久要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根据工作需要，他向军委要求选派7名女报务员，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从通信学校挑选了我以及魏佐坤（后叛变）、吴梅容、徐恢范（1940年被派到湖南省委建地下电台，皖南事变后，消极脱党——整理者注）、肖敏（原名胡玉梅）、李冠华、贾均秀（贾政）7名女同志。
通信学校对选派人员要求很严格，校领导及王诤局长分别与我们谈话。随后，我们去杨家岭见周副主席，他与我们逐个谈话。周副主席很和蔼。他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讲明外出工作的重要性，将要遇到的复杂环境，要我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服从领导、严守机密、遵守纪律等等。听了周副主席的教诲，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
5月，我们随周副主席离开延安，分乘4辆大卡车前往重庆。卡车驶出陕北后，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沿途都有军警盘查，每次都由周副主席前去交涉。事后回想，如果不是周副主席亲自带领，这么多人安全到达重庆，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路上，我认识了周副主席的副官钟韵，他负责路途中的具体事务及内外联络工作。得知他是江西兴国人，参加过长征，我非常敬佩。
问：请谈谈在红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答：抵达重庆后，我与李冠华、吴梅容被分配到重庆办事处电台任报务员，其他人员派到桂林办事处。
办事处的报务工作很繁重，人手少，当时肖贤发是台长，报务员是杨才和肖贤发的妻子张元。我们新来的3位女同志起初担任实习报务员，一个月后，开始独立上班。人手增加后，机器24小时运转，报务员轮班。最初，电台设在一楼，在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办公室隔壁，后来搬到三楼。
生活上，延安条件很艰苦，我们整天吃小米饭，难得吃上一顿白面。蔬菜是自己种的大白菜、土豆。到了重庆，有大米、白面吃。只是蔬菜种类少些，我们常常吃牛皮菜。
下班后，我们只能在办事处大楼活动，从不走出院子。周围都有特务监视，怕出危险。有时办事处内部开晚会，有时在救亡室放映电影。电影是租的，都是进步影片。另外就是组织大家学习，听报告。在二楼，周副主席经常给我们讲国际国内的形势，我们就坐在楼道里、楼梯上听他作报告。
1941年5月，周副主席派我到桂林建立地下电台。临行前，周副主席找我谈话并交代任务。当时，我与钟韵正在谈恋爱，谈话时，钟韵也在场。我离开红岩后，钟韵参加了3个月的无线电培训。8月，周副主席派钟韵到桂林，他是电台负责人，我是报务员。 相关热词搜索：尘封|文物|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