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
时间：2022-09-03 18:3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迟来的《平反通知书》
1987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供职的贵州安顺地区农科所所长、党支部书记傅锦州把我叫到办公室，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爸爸的平反通知书来了。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关于对徐孝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的平反通知书》的打印件：
原中国交通银行四川分行（现建行）行员徐孝达同志，系你单位×××同志的父亲，一九五三年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人民法庭区刑字第二十二号刑事判决，以渎职罪判处徐孝达劳役二年。
现经我行复查，并报四川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省人民法院已在（86）川法刑监字第120号判决书中作出，撤销原判，宣告徐孝达无罪，请将法院判决通知×××同志。
此致
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党组（公章）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尽管这份“平反通知”来得迟了一些，但毕竟让已驾鹤西去的父母在天之灵也有洗雪沉冤、扬眉吐气的一天了。
平反之前那35年间，为了维持起码“尊严”，除非是组织要求填写“履历表”之类不得不如实招来之外，我从不愿提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自打得到《平反通知书》后，只要有机会我就要讲“那时那事”，诅咒极“左”扩大化带来的灾难，祈祷永远别再重现。
二、不堪回首的往事
父母均于1908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30年结婚。父亲从1928年4月进入交通银行洮南支行任练习生起，其后24年间，一直辗转供职于沈阳、上海、杭州、重庆交通银行。一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交通银行重庆分行放款股副主任、文书股长、调查研究组组长、业务科交通公用事业组组长、拨款科副科长。
母亲许英白受教育多年，婚后全职理家。1950年白手起家创办了重庆交通银行“幼稚园”，并任园长。那时，一家人过得简单而幸福，其乐融融。
然而，命运就像“过山车”，与时代同步跌宕起伏。我们家的命运从当年的“三反”运动中跌入谷底。
1952年，5岁的我尚在重庆交通银行“幼稚园”入托，当时家住来龙巷川盐四里一栋楼房的三四楼，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家里那台收音机了。父亲说那是美国“飞歌”牌的“五灯收音机”（即5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它能“唱歌、唱戏、说话”，我对这台收音机感到非常的稀奇。
记得有一天，家里来了一大帮人，听不懂他们给妈妈讲了些什么，尔后当着木然的妈妈，七脚八手翻箱倒柜，随后连收条也没有留下一张，就大箱小包地带走不少东西，其中就包括我最喜欢的“五灯收音机”。这帮人走之后，妈妈捶胸顿足痛哭不已。我懵了，好像天都塌下来似的（按照妈妈后来的话说：全家半辈子积攒下的那一点积蓄统统被洗劫一空）。从那以后，妈妈再也没去“幼稚园”了，我也辍学在家。
被“抄家”之后，我们家四兄弟加上妈妈，被勒令从楼上搬到底楼转角处，阴暗潮湿，狭窄得刚好容下两张床，我和妈妈一张，三个哥哥挤一张，剩下几只旧皮箱和帆布包裹重叠放在角落，一张老式方桌和几条长板凳，便是饭桌兼课桌。最要命的是，对面厕所“阳沟”（下水道没加盖称“阳沟”，加盖称“阴沟”）就从楼梯间穿堂而过，不时飘散出阵阵恶臭，蚊蝇乱飞，妈妈只好找些旧木板把“阳沟”盖住。没有电灯，妈妈用一个小碗，搓一小布条，再倒一些菜油，点起来昏昏暗暗；楼梯间无墙无门，妈妈只好拿根竹竿穿上两床旧被单做成布帘遮拦一下；没有厨房，就在楼梯下面放个炉子烧焦炭，天天生火，弄得满屋子烟。就这样，还因为没钱买炭而不得不拣些树枝、木头来凑合。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实在看不下去的好心人反映，才有人来用旧木板隔出比人稍高的墙和门，同时把“阳沟”加了盖，拉上电线装了灯。
“抄家”后没几天的一个下午，院坝里聚集了一些人围坐成两三排，妈妈一开始还坐着，我站圈外。只见那些人指手画脚、凶神恶煞吼叫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斗争会”。“斗争会”后，妈妈回到家伤心恸哭，彼时彼景令我终生难忘。正在读小学的三个哥哥陆续放学回家，妈妈边哭边说：一辈子没有过的奇耻大辱啊，我也不想活了……我们几个兄弟吓得不知所措，个个大哭不已，团团围住妈妈，死死拉着妈妈的手不敢松开。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爸爸了。有一天，交通银行来人说，可以送点毛巾牙膏牙刷类日用品。于是妈妈和我到了朝天门附近一栋石头砌成的大楼（当时的交通银行），妈妈给守门人说了些什么，便跟着一个人下楼梯到了昏暗潮湿的地下室，那人用钥匙打开一道铁门，随后就站在门边。稍许等我眼睛适应了黑暗后，才猛然看见爸爸坐在铺了点棉絮的地铺上，我喊“爸爸”，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喃喃应着，只见他挪动身子时那疼痛难忍的痛苦样子，至今犹在眼前。妈妈和爸爸说着什么，没多久就出来了。妈妈给我讲：爸爸前几天被用刑了。几年后，我才听爸爸零零星星地透露：“老虎凳”、“土飞机”、“挤牙膏”……样样都可以让你死去活来，往往屈打成招。
白天，家里剩下我和妈妈。把我放在家，妈妈不放心，出门总带着我。时不时去亲戚家打听动静、了解政策、分析事态，回来就爬在饭桌上边流泪边写啊写。过不了几天，就拉着我去一些“大机关”，强作笑脸地逢人就把写好的东西递上去，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向所能见到的每一个人述说着差不多内容的话。之后我才陆续从妈妈嘴里听说那些“大机关”是“西南高等法院”“西南检察署”什么的。可以说，那时我便受到“上访”的启蒙。
爸爸被关，没有一点工资，经济来源断了。妈妈便从“抄家”后剩的东西中捡出好点的拿去当铺换钱，甚至把家里积攒的肥皂也拿去变卖，加上亲戚零星接济，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和哥哥们的学费。好在交通银行食堂离我家不远，那时实行“供给制”，一到吃饭，八人一桌，几菜一汤。妈妈估计别人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叫我们提着小木饭桶，赶紧去把吃剩的菜倒桶里，回来煮一煮，全家可以对付了。当然，那种“梳子鱼”（别人把鱼肉吃了，鱼身形同“梳子”）、“月亮肉”（别人一口把瘦肉咬了，剩下的肥肉加猪皮，形同“弯月亮”），已经相当好了。天热时，没几天菜馊了饭腻了也舍不得丢，用清水反复淘洗米饭和馊菜一锅煮，照吃不误，到现在我从不“挑食”大概是那时养成的。 相关热词搜索：我们家，遭遇，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