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长江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

时间：2022-09-03 23:40: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提要魏晋隋唐时期行记的实用性较强，多为僧侣、使臣所作，颇具“地理志”之性质;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行记书写渐由记录地理状况转向历史考证与文化追忆，陆游、范成大相继创作《入蜀记》与《吴船录》，行记开始呈现书写方式文人化与书写对象人文化的特征。《入蜀记》《吴船录》等长江行记之所以会同时出现这种人文转向，一方面与南宋时期长江流域成熟的开发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宋代文人喜考据、重知识的学术风气和对文化名人的崇拜心态有关。这种人文转向对此后的行记书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吴船录》《入蜀记》文化记忆人文转向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3-0077-07
　　宋代是我国行记文体演变史上最重要的阶段，无论是文体形式、著述种类还是书写方式都出现了新变化：就体式而言，日记体成为行记最常见的著述形式;就种类而言，记录个人游观的行记从附庸而成大国重镇;就书写方式而言，行记开始重叙事而轻记录。凡此种种新变，若一言以蔽之，即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而这种转向的出现与长江行记创作的繁荣不可分割，宋代出现了像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周必大的《南归录》和《游山泛舟录》等佳作，它们给行记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如欧阳修《于役志》，自开封取水路沿大江往夷陵，以日记体形式记录途中见闻，为宋代首部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行记;再如张舜民《郴行录》，沿运河、长江往郴州，途中不以行役、贬谪为苦，“竟日之间，遂忘迁流之怀”，这种纵情游观的态度也影响了之后宋代宦游行记的书写基调。就书写方式而言，以日记体写宦游经历，又将自己对历史、文学的考据、议论和个人旅途感怀融于一书，真正将宋代行记的人文书写特征加以确立，为元明清行记的写作指明道路的则非《入蜀记》《吴船录》莫属。可以说宋代行记是我国行记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而《入蜀记》《吴船录》的出现则代表着转折的完成。
　　以往有关《入蜀记》和《吳船录》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历史学、文化学角度出发，把《入蜀记》《吴船录》当作史料，分析、还原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资源分布、经济地理状况等;①另一类则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二书的思想内容、文体特征、写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及其在文献考据和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价值。从文学角度研究的论文有莫砺锋的《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刘珺珺的《范成大纪行三录文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刘京臣的《大数据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入蜀记〉〈北行日录〉等行录笔记为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胡传志、卢娇的《陆游〈入蜀记〉引据诗文的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以上提到的研究在历史还原、个案分析和细部挖掘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对《入蜀记》《吴船录》在行记发展历程中的转型、示范作用及文学史意义尚未有充分论述，故而有必要探讨其表现出的诸多新变及造成新变的种种缘由。
　　一、从“地理志”到“胜览书”：行记书写的新方向
　　我国古代行记萌芽于两汉而渐盛于魏晋隋唐，此时的作者多为僧侣、使臣，《隋史·经籍志》载录魏晋南北朝时众僧侣所作的行记有《佛国记》《历国传》《外国传》《慧生行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录使臣行记有《魏聘使行记》《聘北道里记》《李谐行记》《朝觐记》《封君义行记》《中天竺国行记》。僧侣行记的兴盛与魏晋隋唐时期佛法大盛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佛典之来华，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03页。彼时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或自西土往中原传教，或自东土往天竺求法，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繁密。这些僧人多将经行之地的里程、地貌和风俗写成行记，最著名的即玄奘所作之《大唐西域记》。而使臣行记的兴起则与朝聘制度、朝贡体系有关，南北朝分裂日久，双方势均力敌，为求息兵休民，不得不遣使互聘;隋唐时期中外交流繁盛，与唐保持朝贡关系的属国众多，“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藩。”④[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129、505页。中原王朝也多遣使臣出使异域，“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④这些使臣将出使经历写成行记，因“战争与交聘的路线大体一致”，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1页。故其内容更注意山川道路、民俗政情和外交活动的记录，目的是为后人提供参考史料、为政府提供情报。这两种行记多是模仿史书“地理志”而作，未脱史传模式影响，主要以记录地理方位、气候物产和当地风俗为主，显示出重视实用的特征;创作目的也与史志一样是为保存资料提供指导，即“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颁左氏之书史，备职方之遍举”，[唐]玄奘、[唐]辩机撰，董志翘译：《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482页。此时的行记可说是一种以作者所经路线为线索而写成的另类“地理志”。
　　这种书写模式到宋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北宋时期，文人成为行记创作的主力，出现了逐日记载里程路线和个人活动的“日记体”行记，如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等。这些行记开始关注旅程中的个人活动，如《于役志》就将欧阳修被贬夷陵途中的交游活动如宴饮、茶会等一一记录囊括无遗，至有“酒肉帐薄”[明]王慎中语，见[明]陶宗仪：《说郛》卷65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称;也开始记叙所经之地的风物名胜，如《郴行录》中张舜民就详细记录了自己从汴梁到郴州一路上的游览活动，“凡风景佳胜处，几游历殆遍”。梅新林、崔小敬：《张舜民〈郴行录〉考论》，《文献》2001年第1期。表明《于役志》《郴行录》的关注点开始由“地”转向了“人”，显示出人文转向的端倪。这种变化的出现自有其时代背景：北宋疆域狭小，国土面积仅有260万平方公里，[德]迪特·库恩：《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李文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13页。士人重交游且各家族之间经常跨地域结亲，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乐学书局，2003年，第104～110页。士人流动性的增强与国土面积的狭窄，使得在旅途中碰到同年、同僚和姻亲变成常事。如身为西北邠州（今彬县）人的张舜民不仅在泗州（今盱眙）碰到了自己的同年吴立礼，还在润州（今镇江）遇到自己的亲戚“陈舅”。[宋]张舜民：《郴行录》，《画墁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宋代文人又重享乐、好宴饮，即使在途中偶遇也会举行宴饮活动，频繁程度甚至胜于平居之时，使得旅途中的文人交游成为行记记叙的新重点。但两书篇幅短小，内容单薄，如《于役志》仅有1770多字，更像是个人旅行日记，言“人”尚可而称“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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