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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始末

    时间:2022-09-06 09:3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缔约的主要考虑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周总理征得毛主席同意后,在中日复交前就明确提出的主张。
      周总理提出分两步走:先复交,再缔约,但不仅仅是缔结和约,而是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主要考虑有二:一是为提升两国关系;二是照顾日本的难处。
      蒋介石集团1952年与日本签订和约时已败逃台湾,完全无权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来说,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绝不能承认。但对日本政府而言,日台和约毕竟是一段外交史,让它从正面否定,十分困难。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中,大平外相诉苦说:“贵国认为‘日华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我们十分理解贵国的这一见解,没有理由要求贵国改变这一见解。但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经过国会批准,所以日本作为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如果日本完全同意贵国的见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里欺骗了国会和国民。”
      日方恳请中方理解日本的难处,要求以 《联合声明》 或 《联合宣言》 形式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不是以缔约方式,这样就可以不经国会批准。日方保证:一旦实现邦交正常化,日台和约自然失效,日台自然“断交”。
      周恩来总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表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照顾日本政府面临的局部困难,这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态度的回答。”所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采取的是發表 《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的方式,而不是缔约的方式。

    田中态度积极,谈判起步顺利


      中日两国政府根据 《中日联合声明》 中“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条款,于1974年把缔约问题提上日程。
      中日复交两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正式向日本外相木村俊夫提出了尽早缔约的提案。日方接到这个提案后,很快作出了积极反应。
      1974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约问题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谈。
      这次会谈气氛友好,韩念龙提出了中方的初步设想:在条约前言中应明确肯定 《中日联合声明》,条约正文中应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诉诸武力、不谋求霸权并反对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等。
      为推动谈判,韩念龙代表中方主动提出,在明确肯定和重申联合声明的情况下,台湾问题可不再提及。
      韩念龙还表示,钓鱼岛问题可以挂起来,不在缔约时解决。
      日方对中方提出的条约内容设想表示愿积极地予以考虑。
      据此,中日双方有不少人士都认为,缔约会很快实现。

    三木主政期间,谈判停滞不前


      1974年12月初,日本政坛响起一声霹雷:田中角荣首相因涉嫌洛克希德案辞职,三木武夫上台组阁。
      三木上台伊始就表示要“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正在顺利进行,谈判一旦达成协议,想尽早请国会批准”。
      但是,在三木任内,中日缔约谈判经过几十个回合却无果而终。据说,三木本人后来为此感到万分遗憾。
      双方的主要分歧是要不要在条约正文中写进“霸权”条款问题。
      “反霸”条款是中日发表 《联合声明》 时已达成一致并写进 《联合声明》 中的,但起初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中却根本没有“反霸”内容;后来,他们又提出把反霸条款“以某种表达形式写在前言里”。
      中国政府则主张,应完整地,即把这一条款的两层意思写进正文里 (《中日联合声明》 中这一条款内容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后来,三木又提出对“反霸”含义进行解释,强调“不是以特定的第三国为对象的”。
      对于三木内阁在“反霸”问题上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日本有一种看法认为:三木非不为也,乃无力为之也。
      这种看法主要是说:三木派在执政党内是个小派,三木内阁是个“软体内阁”;三木本人与其前任田中相比,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三木在党内历来被称为“鸽派”,当政之后必然受到“鹰派”的掣肘;三木不像田中首相一样有大平那样“一心同体”的好搭档;三木内阁有对苏绥靖倾向,怕得罪苏联;三木周围的智囊和军师中有人一心想同苏联拉关系,三木本人也希望任内在日苏关系上有所突破,解决北方领土悬案,缔结日苏和约,名垂青史,等等。
      而当时,对中方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妥协和接受的。
      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他的回忆录 《亲历与见闻》 中谈及当时的情况时说:“就深层次来说,在‘极左’思潮泛滥、‘四人帮’当道的年月,中国外交政策也受到很大干扰,对外交涉谈判中的某些灵活处理和策略妥协常常被说成是卖国投降。当时中国在霸权条款问题上,没有灵活的余地。”

    福田上台后一段时间仍是光说不练


      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出任首相。
      1977年新年刚过,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就约见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转达了福田首相给华国锋总理的口信,表示“我有早日缔约的热情,期望能够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达成协议”。
      1月20日,来华访问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先后会见廖承志和华国锋时,又转达了福田首相给中方的口信,表示了与上次传话同样的热情。
      但这两次传话都强调达成协议要“双方意见一致”,“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1月22日,华国锋会见竹入时指出:“反霸问题并不是一个文字上如何表达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质问题,是是否愿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决心搞好中日关系的问题。福田首相表示愿意忠实地履行 《中日联合声明》,我们表示欢迎。如果真正下决心,问题就好办。现在,就我们知道的消息,好像福田首相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我们希望日本老朋友们在这方面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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