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元代服制研究

【摘要】元代服饰制度的产生与衍变是自13世纪蒙元王朝进入封建集权后的必然产物。服饰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受元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标识等级地位的符号特征。服饰制度不但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文化融合状态，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造物方式与审美倾向，通过文化人类学视角以服制为出发点探析蒙元时期的服饰文化艺术特征，结合其制度衍变因素与表现形式，分析元代服饰制度背后所体现的蒙古族朝野下的民族文化观念。

【关键词】元代服制；
服饰制度；
文化衍变；
民族服饰史

【中图分类号】J6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2）08-059-04

【本文著录格式】范孙墨一.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元代服制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2，04（08）：59-62.

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析元代服饰制度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观念，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视野下探寻文化融合现象对其衍变过程的影响。寻找不同文化交流之下元代服饰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深层剖析元代服制中的多元文化的内涵。本文主要探究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由政治、经济、制度身份等级等多重因素架构起的，协同元代文化进程衍变的服饰制度以及其背后蕴含的文化观念。通过分析其衍变过程，总结元代服饰文化交流的特点，思考其对如今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与多元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启示。

一、元代服饰制度背景

元代服饰制度的发展过程紧密且完备，蒙元统治者在融合多元文化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原有民族习俗的保留，这种多方位融合并坚守固有文化的服饰制度具有十分可观的社会影响。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制度的制定与衍变过程与自然游牧环境、政治经济发展、多元文化融合等方面产生着密切的联系。

蒙古民族早期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是对蒙元时期服制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游牧毡帐的生活方式既是生产生活方式，也是游牧民族与大自然相适应并与其抗争的过程。游牧生产的自然环境背景造就了蒙元早期服饰形制的原始特征。仅次于青藏高原的蒙古高原幅员辽阔，1100米左右的平均海拔地势偏高，降水较少且寒冷的时间较长。草原多变的气候使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多以束腰的长袍窄袖搭配长靴为基础服装形制，长袍形制的服装除领口与袖口外，整体部分较为宽大，袖长与下摆较长，既可保暖又可抗风。搭配宽厚的腰带在减少灌风的同时也能够保护骑行过程中人的内脏稳定减少颠簸，其良好的固定性使较长的服饰并不影响骑射与游牧，并同时具备悬挂刀具、烟袋、装饰等实用性。搭配长袍穿着的靴子靴筒较长，游牧民族的皮靴款式变化主要在鞋尖上，这是根据适应环境所产生的实用性决定的。在沙地、干旱草原、湿润草原所穿着的靴子，在鞋尖部分因地面的软硬程度不同相应减少卷曲程度。该时期的服装材料以皮毛制品居多，仅有上层阶级常使用丝绵材质的袍服，普通民众一般穿着羊皮制品的袍服来抵御寒冷，以较细的羊绒毛制作的毛毡外袍相对皮制品而言更为普遍。在服饰的色彩上，地理环境的开阔也影响着蒙元早期的服饰追求明快的自然色彩与鲜艳的高对比度色彩。崇尚自然的民族不仅喜爱将碧空白云的环境色彩穿着在身上，同样喜好在开阔地域穿著鲜艳对比环境色的服饰，这不但反映着蒙古族明快单纯的性格特征，在生存上更有助于突出人在广阔草原环境中的位置。这些受环境影响与制约的早期蒙古族服饰穿着习惯深深地影响着元代服饰制度的起始过程，在后续入主中原与打通亚欧大陆的发展过程中也并没有完全抛弃最初的服饰秩序，而是不断因地制宜，在原有基础上融合变化。

在蒙元王朝集权的过程之中，政治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是对其服饰制度产生影响的必要条件。元代疆域辽阔，多民族多文化兼容并蓄，在不同区域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上，元代的统治阶级具备了着前所未有的管理特征，多元并行的制度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了解决复杂多样的地域，元代统治阶级借鉴了金代行省管理制度。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组成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持续管制地域不同所带来的多重行政问题。元代行省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融合，边远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往来日益密切，加速推动了多民族文化的发展，促使各民族得以融汇交流。“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去汉唐。至英宗亲祀太庙，复置卤薄。今考之当时，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质孙，以及于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于是朝廷之盛，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制作矣。” [1]据上述史料记载，在立朝之初元世祖就有意规划代表地位与阶级的服饰制度进行，而受到政治制度影响的基础之上，元代的服饰制度在后期发展中也开始日渐完善起来。以具有朝代形象代表性的宫廷服饰而言，虽仍具备游牧服饰特征，但其形制纹饰与色彩特征也受到了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其服制特征中更融合了西域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在材料与纹样上随着政治经济与贸易往来不断融合衍变。

幅员辽阔的草原民族对多元文化秉承着开放包容的胸怀，对于不同文化的接纳与吸收是元代服饰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衍变基础。元代与游牧民族经历的其他历史时期不同，这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发展的鼎盛阶段，同样是以游牧民族领导的辽代不同，元代实行着南北统一的行政方式，在这一政治环境下，通达的商业、交通与贸易往来，将各民族与各地域之间的文化紧密联合在了一起，为多样化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宽广的制度条件。元代对于不同的民族实行了包容的政策，以便于促进民族关系朝着友好的方向迈进，这使得除蒙古族外的周边游牧民族如党项、契丹、女真等也一同逐渐融入中原民族。打通亚欧大陆的“地缘大锤”也使得更远地区的中亚西亚、波斯、阿拉伯人随之与中原地区融合往来。而对于往来密切的中原地区来说，统治者更注重思想与文化上的交流统一。例如，在成吉思汗时期道教丘处机受邀与其探讨治国理政，成吉思汗不但接纳了中原地区的传统宗教思想，还免除了道教的赋税，发展至忽必烈时期，程朱理学在蒙元王朝得到了有力传播，儒学的发展影响了中原文人士大夫对游牧民族政权的认同。而作为朝代形象的突出特征代表，服饰制度的发展体现着元代社会面貌。服饰制度的优化过程深刻反映了蒙元统治者对不同文化的包容程度，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蒙古族在这一吸收与衍变过程受到了过于繁多的异族影响，服饰从最开始的因地制宜的改善制度，逐渐潜移默化经历了本民族服饰对于不同文化的吸纳排斥过程。4904A077-FAFD-4BFC-B8AD-DAF5DF041DB3

二、元代服制发展与衍变过程

蒙元王朝的建立使原有的蒙古族服饰制式发生了必然的衍变，元代服制衍变的过程是该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服饰制度的建立由于受到初始的蒙古族服饰影响，具有一定的主观必然性，但多元文化的融合、政治开拓与经济交流的物质引进等也为其开拓了有利的客观衍变条件。

早期蒙古国时期，各项制度都非常简单，服饰制度也并没有被妥善建立起来，军事活动的战乱频发也占据了统治者的大部分时间，因此在文化建设上略有不足之处，而早期单一的游牧生产方式也决定了其轻工业与手工业发展的闭塞，虽然在征战过程中可以收编各区域的工艺与匠人，但是在整体的国库物资都极为紧缺。虽然游牧的生活造就了蒙古族群自由淳朴、不拘小节的生活气息，但也从根本上导致了纺织产业滞后于服饰制度的完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一民族野蛮愚昧，蒙古族有着“公家天下”的礼俗，这是一种较为平等的思想体系，人们尊重自然并敬畏生命，这种初始状态与平等的观念，直至接触中原集权专制的礼制文化开始，尊卑有序的封建阶级思想被输入至元代统治阶级。服饰制度的最初雏形也因此开始建立起来。在最早的《元史·太宗本纪》之中，记载了一项有关于质孙服的规定：“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及拓者，乘以潺牛询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2]作为出席宫廷宴会所着的礼服，统治者要求该类服饰必须按照规定制作，发展到后期服饰制度随着疆域扩大逐步详尽。物质水平与生产水平的提升使服饰的材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上层阶级可通过中原与中亚等区域运输的丝织品、皮毛制品、织锦等材质制作服装，因地位不同导致的材料差异也分隔了各个阶级的地位，也为元代服饰制度打下了物质基础。自忽必烈即位开始，元代正式步入封建王朝的正轨。“始制祭享太庙祭器、法服。”[3]儒家文化对忽必烈的治国理政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他深入汉地吸收学习治国之道，对元代文治起到了推进作用，深受中原传统封建文化影响的忽必烈学习中原统治者的政治策略，了解到了舆服礼教对于政权统治的重要性。统治阶级的封建舆服礼制被着手组建起来。直至仁宗时期“诏定官员士庶衣服车舆制度”标志着服饰制度的真正建立，随着政治礼教的完善逐步严密，成为了元代统治的重要手段[4]。

元代的區域一统与相对安宁的政治环境，有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物质经济的完善直接满足了服饰制度所需的各类物质基础。官盈手工业成为了维护元代统治阶级所需军事物资与生活用品的重要产业，也就是工部。其生产内容包括舆服礼制之中的仪仗、车舆、服饰、等相关物品[5]。元代统治者在服饰制作领域设立了大批的生产线与管理机构来监管匠人规范生产流程。不同区域选拔的工匠携带着不同的制造技术，充盈着其手工业的发展。元代统治者对于归顺的工匠也实行了完备的匠户赋役制度以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朝廷通过工粮制度稳定手工从业者的生存，以便能够为朝廷专心生产。“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乃鸡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6]虽然这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工匠的生活条件，但这一方式使他们能够在获得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为元代朝廷静心生产。元代手工业在种类繁复的条件下既明确了布局分工又确定了生产职责。生产技术的完善与能工巧匠的聚集为元代服饰制度的完善与衍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推动作用。

在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的错综交杂为元代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出现了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现象。而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服饰面貌也受到了更深层面的影响与衍变。蒙古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等产生了交流，对于服制影响最深的应属中原文化，对服饰材料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属西域各国的文化，但他们并不是孤立存在与单独作用的，而是双向互摄。对于草原情怀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元代的统治阶级无法割舍，且为了稳定民族风俗，传统的服饰习惯并未被直接淘汰，甚至在地处气候温和的行宫之中，统治阶级仍穿着皮质服装。色彩与纹样设计上也更难舍弃传统文化，但打通中原与西域各地的元代统治者，只有吸收与利用不同文化产生新的秩序融合，才能使政权更加稳定并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服饰制度之中对中原文化的融入除基础的服饰礼制结构外，还主要体现在纹饰、工艺、材料等方面。例如，在纹样上融合了传统汉族动物纹、植物纹，包括在吸收汉族传统纹饰基础上修缮的“万寿纹”等在蒙古族纹样中一直延续至今。丝绵材质纺织品也在服饰材料上得以融会贯通。而在西域文化的融合上，以纳石什为代表的织金锦工艺丰富了元代统治者对于袍服材料的物质追求。元代统治者在不断游牧征战过程中也在努力的适应和融汇着不同文化。任何一类文化都不会单一地对元代的服制产生作用，这个在丰富多元的思想中发展的制度将不同区域有机结合在一起，元代服饰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杂糅衍变。

三、元代服制所揭示的民族文化观念

草原文化是我国北方各民族在长期的草原社会实践中通过游牧民族的融合传承而形成的地域文化，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作为草原文化的代表，蒙古族在元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制度，打开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疆域版图，对整个东北亚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元代是游牧民族历史发展的全盛时期，作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的游牧民族服饰也迎来了全盛时期。服饰是一种动态的历史遗迹，是人类思想与文化在物质上的一种反应。我们从元代服制史料中可以从不同阶级的人群身上窥探到，对元代造物的审美态度以及在服饰上所反映的的民族文化观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6]元代服制在融汇古今的基础上，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延续了多元融合的服制文化，体现了包容开放的政治理念。元代服制吸纳中原王朝的传统服饰制度，并且在元代的普通民众也并不完全推崇蒙古族本土服饰，这种对外来文化采取求同存异的交流态度，是由北方草原上与自然环境长久适应的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习惯造就的。这一如河流一样在蒙古高原上流动的民族，其文化观念具有着潜移默化的流动性特征。草原民族宽广的胸怀与对外来文化的圆融态度，逐步融入了元代政治制度中。4904A077-FAFD-4BFC-B8AD-DAF5DF041DB3

在封建阶级的舆服制度之中，相較于纹饰来说，色彩与材料能够使人更直观地辨别出不同阶级人群的身份地位，更能反映出不同的色彩内涵所产生的心理追求。服饰之中的色彩与其载体密不可分，早期蒙古族服制中以青、绿、红、白颜色居多，青色的天空、绿色的原野、白色的乳汁与红色的火焰等都是蒙古族对于服饰色彩最原始的憧憬自然的美好求，元代丝绸棉纺工业的繁荣也为其服饰增添了极为丰富的色彩资源，颜色种类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逐步丰富，在与伊斯兰、波斯等中亚文化的往来之中，大量融合了其纺织品之中的色彩文化。蒙元服制中的色彩与材料，融合了蒙古族崇尚自然的思想体现。随着文化在各区域间的的不断往来于衍生，服饰的色彩与材料也在进行着相应的融合与延续。在材料方面，元代早期游牧民族的服饰面料来源大多取自动物皮毛，接触农耕文化后，丝织品、棉织品、织金制品逐步加入了元代服制之中。元代的游牧民族统治阶级始终保持着对新文化的好奇与探索，始终保持着对新事物宽泛的接受程度，他们更早地接触频繁变换的环境，更懂得尊重与适应不同环境所带来的物象与生存机遇。一个民族或是一种文化的前进与发展，往往要由两种能力所推动，其一是自身的发明与创造能力，其二则是对于外来文化有效的吸收与学习的适应能力。而往往是适应与融合能力更强的民族，才能够在纷繁多元的文明世界中加速成长。

在蒙古族入主中原前，就有着相对稳定且完善的本族礼仪制度与风俗，“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7]。据史料记载，入主中原后的蒙古政权五种礼仪大多保留原有蒙古族习俗，只有在重大礼祭上加入部分前朝汉族礼仪。这一重礼的思想也延续至服饰制度之中。

“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于耳目之所见闻身体之所被服自其显著者而。禁革之，所以潜消其非分之望，密遏其过求之心于隐微之中。此先王制礼之深意，杜乱之微权也。” [8]建立服饰制度不仅符合统治者对于封建王朝的管理需要，也代表着元代对于礼制的重视程度。而在对礼仪的把控上，元代统治阶级也保留了在游牧生活中的务实思想。虽然自明代以后的史料中并没有存留有关元代游牧民族重礼务实的确切史料，但我们仍可以从其生活方式之中探寻到这一文化轨迹。蒙古族并没有将礼仪思考得过于繁重复杂，也不加修饰地指出了服饰制度中的礼仪对于政治统治的把控作用，在服饰中并没有因宋代礼制的融入将服装全部改为事宜农耕文明的宽袍大袖遮蔽状态，保留紧袖袍服、腰带、马靴，一切从简而有注重实用性的服制形态被传承下来。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之所以保留追求效率的服制形式，是因为其思想中深埋着不会永久停留于一处的游牧文化观念。

四、结语

“民族交流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及族际之间关系的协调，也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是民族关系的一个具体形态，是动态的，是社会性的双向交流。”[9]

元代的服饰制度体系揭示了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双向性，文化交流产生互涉，民族服饰文化的交流互涉是双向性的。在多元影响下他们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形制文化。能使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主导因素在于这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坚守与肯定，元代的统治阶级在规划服制的过程中，始终在保持本民族的主体性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进行吸纳，这也体现着其包容务实，有容乃大的民族观念，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借鉴之中也使自己的服饰文化得以延续与完善。元代服饰制度中所体现的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也成为了当今处理各种文化关系的方式参考。同时在自身服饰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中，也带动了周边各民族与地域间的服饰文化融合，元代蒙古族服制文化的衍变与发展，也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化的交流必然产生融合与吸纳，但在同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坚持民族主体性。蒙元时期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突出时代，在这个大环境下，肯定和借鉴多元文化的同时，蒙古族也没有放弃其基本的文化取向。文化吸纳衍变不是盲目的，它离不开民族的实际情况和思想基础，离不开传统文化中鲜明的民族特色，离不开民族主体性。对于当下的服饰文化传承而言，我们更应从适合民族的角度出发，坚持民族性，只有坚持扬弃的态度，才能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维护一个民族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即使在蒙古统治阶级处于封建制度高度发达的时期，该民族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也都能时刻保持沉着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既能使每一种文化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也可以看到自身发展的不足之处，这一文化传承方式值得我们结合当代文化传承进行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2][3][4]（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李斡.元代社会经济史稿[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6]（元）苏天爵.国朝文类，诸匠[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

[7]（元）柯九思.辽金元宫一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

[8]（明）宋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冠服部[M]北京：中华书局，1934.

[10]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82.

作者简介：范孙墨一（1998-），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在读硕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研究。4904A077-FAFD-4BFC-B8AD-DAF5DF041D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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